十年砍柴个人文集- 第77部分

　　从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滔海自杀，到1368年元顺帝开门北窜，这个威加四海，纵横欧亚的帝国统治中原仅仅90年，这难道是朱洪武所说的“胡人无百年运”的历史宿命？可朱洪武此说仅仅是他对明之前历史的一种经验性总结，事实证明同是胡人的满清却统治中国300年。民族压迫、统治者的暴戾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解释，并不能准确说明蒙元失中原的原因。

　　如果我们简单地考察元朝的社会形态，觉得元朝灭亡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从军事上来说，当是元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没有外患，反而是所有的邻居都害怕这个“巨无霸”；从经济和科技上说，当时广袤的疆土被开垦，棉花、水稻得到大面积种植，矿业、手工业发达，纸币得到广泛的应用，出现了郭守敬、黄道婆这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技家，中央政府从未有财政困难之虞，马可波罗对元朝强盛的描写决非虚言；从文化上来说，元朝的戏曲是历史上难以逾越的一道文化高峰；从社会控制来说，元朝统治者无不用其极，相比较以前朝代的“王权不下县”，元朝把统治权威伸到最基层，50户为一社，社长也由统治者信任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摧毁民间一切可能反抗的资源，如五户合用一把菜刀，民间不能拥有马匹等等。

　　乍看起来，以元朝国力之强盛，社会控制之严密，应当江山永固，可是为什么不到百年而亡？苏秦《过秦论》中“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似可作解释。当时元朝统治下出现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可统治者不能因势利导去代表它，反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用看似严密实则落后的统治术来统治一个经济、文化都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度，就好比一个小孩拿一把威力无比的屠龙宝刀，刀锋越利，持刀者越容易反受其害。

　　不愿意做统治集团的转型

　　作为一个外来政权，王朝的统治集团转型应该说比任何一个汉族政权还要迫切。汉族政权的更替，可以有“受命于天”的超验性解释，只要新政权能休养生息，政权的合法性很容易得到解决。而胡人政权的合法性塑造更难一些，所以后来满清皇帝开国以来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尽心。连汉族皇帝刘邦都知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可做为外来政权的元朝，却根本不愿意进行统治集团的转型，反而迷信于用武功治理天下。

　　这种不愿意转型首先表现在四等人的划分，这实质上就是将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合法化，掌握大权者只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中国人对外来政权并未一味排斥，从五户乱华以来，到元朝以前统治中国北方的辽、金，虽然也有民族压迫，但总体说来汉族精英层和最高统治者的合作是成功的，权力层对大多数汉族人是开放的。中国统治者一般而言，夺取天下后，除皇权不能觊觎外，其他的权力对全社会是开放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统治者有这样一种理念，自己是天下子民的共主，因此所有的子民都有资格当官，来为自己效力。

　　可元朝统治者自始至终把自己当成少数人的政权，自始至终不愿意和多数民族——广大汉人共有天下，这种观念使他的统治术从来不脱“殖民”色彩。不象其他王朝一样，把天下真正当成自己的天下，苦心经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元朝进中原后，那种穷人进了富人家，干一票就走的心态从来没有变，或者只想到把这家富人全杀掉，自己独吞财富。而后来的满清就完成了这种转型，开始多尔衮利用李闯之乱，入关无非是想到花花出界干一票，发点财，后来看到自己有入主中原的希望，就极力将自己转变为这一大家子的称职家长。

　　可蒙元入中原，伯彦竟然提出那样荒谬的建议：杀尽中国张、王、李、刘、赵五大姓。蒙古贵族到了中原之初，将大批良田作为牧场。

　　所有的汉人、南人干得再好，只能作副职，不能为正官。并规定，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诸职，汉人、南人不得据。

　　地方的职官，元朝前期大多是蒙古、色目贵族高干子弟世袭。当时的干部选拔中，中央政权重要职位、军队将领由蒙古人独享；蒙古人自己拙于应付的民政、财政多委托回回等色目人。规定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次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人及汉人。州县一级的地方官，要么由部队中将校这些转业军人担任，要么由目不识丁但上级信任的人担任，后来又开辟了纳粟、获功两途，富人可以明目张胆买官。总之一句话这样的干部选拔制度就是要垄断权力，排斥真正的、出自多数人群的治国之才。这种制度选出来的官员能把地方治好吗？

　　英国当年在南非、澳大利亚等地进行殖民统治，那是文化、科技、政治制度先进者统治落后者，尚能可为；而蒙元贵族以这种粗鄙落后的制度去统治中国，焉能不败？而且他一直把自己作为外来的少数者，排斥和多数人的融合；那么广大中国人自然一直把他视为外来侵略者，视为异类。

　　元朝来中原那样久，竟然没能将“抢劫集团”转型为一个“执政集团”，统治集团这种长期的自我孤立，再强盛的武功又有什么用呢？

　　和社会精英层——读书人的相互抛弃

　　蒙古人的种族等级制度决定了他的官吏选拔制度，他的这种官吏选拔制度必然决定他不可能建立起一支稳定、高效的文官队伍，对汉人、南人的歧视决定这个政权和社会的精英层——广大读书人相互抛弃。

　　从隋唐后，科举制逐渐完备，唐太宗曾言：“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用文人治天下固然可视为利用，但这种利用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文人是最善于和当权者合作，对当权者威胁也最小的一个集团。中国的王朝真正亡于文人的极少，因为文人总是现有文化与程序的维护者。唐代亡于军阀，宋朝亡于外寇。而宋代对文人的空前的尊重，文人不从寇，不为匪，宋朝内部便无大的内乱。

　　而读书人“臭老九”的命运就是从元代开始的。当时社会阶层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连倚门卖笑的婊子都不如。蒙古人进中原之初，读书人和广大工匠、农民一样被掠为奴隶。而在蒙古贵族的眼里，读书人的用处还不如工农阶级，工农阶级还能干活，有手艺，是对自己有用的劳动者，这些读书人则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劳心者，百无一用。

　　尽管后来在世袭、军功、纳粟的选官之外，也恢复了科举，但科举不是选官的主要来源。读书人要么屈身为吏，伺候那些脾气暴躁而自我感觉很好的高干子弟或工农干部。要么游于江湖，用一腔才学去填曲写戏。

　　不用读书人是终元一代，没有形成一支好的文官队伍的根本原因。蒙古贵族对中原文化的敌视，使蒙古皇帝不若后来的满清皇帝，前者没有几人通晓汉文，后者历代皇帝的汉学功底令硕儒叹服。满朝权贵和地方官员不通文墨，实际政务往往操纵于油滑的老吏之手，吏无职位而行实权，官愚暗有职位而无能力也不负责任。这样的政权能不贪污遍地吗？成宗大德年间，七道奉使宣抚使就罢贪官180073人，顺宗时，尽京畿一地就揪出贪官949人。

　　统治者不用读书人，读书人自然抛弃这个政权。等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时，如刘基这样的读书人，跟着造反队伍反抗政府而无丝毫的内疚与从贼的耻辱感。历史证明，造反队伍只有和读书人合作，才能有天下，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而排斥读书人、毁弃文明的造反者如洪秀全只能有一时之气焰，终不能得天下。

　　养一批于治国无益的意识形态垄断者——僧侣层

　　蒙古贵族自接受藏族人的喇嘛教后，不仅统治阶层沉醉于来世的迷梦中，也用国家的财力养了一批意识形态的垄断者——僧侣层。事实证明，这些神权的代表者并不能够控制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于元朝的统治毫无益处。

　　在元代，僧侣可以说权焰熏天。国师八思巴被世宗尊为“大宝法王”。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骄纵无比，开掘了宋代皇陵一百余所，庇付3万余户平民不交赋税。皇室和贵族花费大量金钱用来做佛事。寺庙拥有大量的产业，无数人争相投入这个食利阶层。至元年间，天下的僧尼达到21万余人，这还是真正在籍的职业僧侣，还不包括投奔寺庙逃避赋税的百姓。这些个僧侣根本不遵守佛门规矩，饮酒吃肉，娶妻生子，而且还欺男霸女，危害一方。

　　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给宗教层留取专门的权力，皇帝就是天道的代表，没有超越世俗的其他权力。而西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确实对人们的精神活动有主导权。可是蒙元贵族由于不服膺中华文明，推崇以喇嘛教为主的佛教，解决了统治层的精神生活，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种在蒙、藏人中有巨大作用的宗教根本主导不了汉族人的精神生活。僧侣的放肆反而增加汉族人对这一意识形态垄断阶层的厌恶。

　　倒是在藏传佛教的兴盛下，另一种借用佛教名相，却和佛教教义完全不同的民间宗教却在大江南北兴起，最后动摇了元朝的根本。这宗教就是被称之为“食菜事魔”、唐末从波斯传过来的摩尼教，又称明教。它的“三世两宗”论，它的秘密结社方式，它对教众精神的完全控制，简直是为推翻元朝统治而专门准备的。最后，明教的头头建立了明朝。

　　蒙元贵族舍弃中华几千年文明，不尊孔孟之说，企图用另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控制全中国的精神，最后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作茧自缚，为其所累。

　　结语：　刚猛治国必然导致腐败与政权倾覆

　　蒙元的武功震铄天下，因此自己也格外迷信武力治国，迷信“刚性”的治国术，从每个细节上都考虑到如何控制民间社会，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刚柔相济之道，最后疲于奔命，防不胜防。所以我们从技术层面分析，好像元朝不至于如此迅速的亡国：空前的疆土、繁华的经济、绝世的武力、先进的科技。然而以刚猛治国，必然导致腐败，导致天下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抛弃，如此则富不可安，强不可久，政权倾覆是自然的事情了。

　　（2003年7月初于北京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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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现实地看待吴仁宝“交棒”

　　（起7X点7X中7X文7X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5：00　　本章字数：1207）

　　华西村的当家人、76岁的吴仁宝终于决定“交棒”了，通过党代会选举，他的儿子吴协恩担任了华西村党委书记，从老父亲的手里接过了“棒”。

　　对于这种父子相继的政治传承关系，一些社会舆论表示了担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交棒”难以去除“家天下”的色彩，和党的干部使用精神相悖，而且100％的得票率不符合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学常识。

　　此种担忧与质疑，应当是很正常的，尤其在基层民主政治逐步成熟的今天，血统和权力紧密相连难免不让人联想翩翩。但是，对这一切，我们必须以现实而理智的眼光来看待、分析。作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尽管它的产业结构、富裕程度远非中国一般农村能比，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村庄，套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理论，它是一个“熟人社会”血亲、家族在这样社会的运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

　　吴仁宝这样的“能人”对于一个村来说至关重要，他几乎是一个村富裕还是贫穷的关键所在。如和华西村有可比性的河南刘庄、天津大邱庄、北京房山的韩村河，史来贺、禹作敏、田雄是这些村庄富起来的核心人物。（尽管禹后来触犯刑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他对大邱庄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村的今天。中国农村传统的“崇拜能人”和“感恩情结”，不会因为村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而消除，有时还会强化。那么吴仁宝的决策得到广大村民的拥护是自然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相信吴协恩个人能力的同时，同样会有这样一份清醒，华西村有吴协恩这样能力肯定不止他一人，他要不是吴仁宝的儿子，能顺利“接棒”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吴协恩长期担任他父亲的助手，十几年来吴仁宝对他进行精心培养，这是因为他作为吴仁宝儿子而拥有了别人不可能有的资源和机会。或许，我们会说这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