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 第94部分

　　“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第一个明白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重塑执政合法性之必要的铁托，遭到了整个大家庭的唾弃。赫鲁晓夫在清算斯大林暴虐的遗产后，实际上也在艰难地把苏共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可立马被老毛等人斥为“修正主义”，“九评”以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言者自居，对赫氏进行口诛笔伐。赫氏最后也黯然退幕，勃列日涅夫又把苏共拉回僵化的体制，最后苏共终于失去自我蜕变的机会，八一九红旗落地，江山易色。

　　毛的“马背情结”一生没有淡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以73岁高龄，依然发动了“文革”，晚年他独对孤灯，念着李克用《三垂岗》中“英雄帐下老泪多”，还是在维护着那种英雄暮年的“马背情结”。

　　我们翻看世界共运史，几乎没有一个列宁式政党不重视“两杆子”。一手抓住舆论大权不放，决不允许治下有不同的声音；一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孙中山后来改组的国民党，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虽然不是马克主义政党，但奉列宁式建党理论为祖师，其“党治天下”的重心依然是“两杆子”——控制舆论和军队。

　　为什么列宁式的政党进行自我的“光荣革命”如此之难？什么时候能真正走下马背，蜕蛹为蝉？

　　陈永苗在《走下马背》里谈到，越是通过暴力夺得政权的当政者，其合法性的建立愈加艰难。这条定理，在奉“天道”的封建社会，自然不存在。王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一个王朝到了民怨沸腾的时候，“天道”就开始转移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就是基于这种“天道”，因此中国的传统史书里面，亡国之君的暴行总是大书特书，而开国之君的德行也大书特书。中国的谶纬阴阳之学也在印证这种“天道”的合理，如刘邦斩蛇起事，是“赤天子”代“白天子”，因此秦失其鹿，天下人逐之，而有德者得之。“天命所归，不受反受其咎”，像张良、刘伯温之类学王霸术的谋士也常常用这种理论劝主公起事。

　　如果没有了皇帝，“天道”破灭了，那该如何是好？有着宗教传统的欧洲人的痛苦是“上帝死了”，中世纪教会对人宗教权威的垄断，造成了新教产生，人与上帝的对话从过去委托给教会变成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和上帝对话。那么对属于凯撒的世俗权力，过去那种把臣民抑或是子民的权力交付给“天道”代言人的模式也受到了莫大的怀疑。中国的古代虽然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但这种“民视”实质上还是皇帝以家长的身份，向上天申明其代表一家子的合法性，所以过去皇帝祭天总是强调：“上天以亿兆之民托付于孤一人。”

　　没有皇帝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过流血、反复。我们可以比较法国、德国和中国这东西方最典型的几个大陆国家走向共和之路，无一不是坎坷曲折。王怡先生曾经有“道统”、“政统”之辨，国民党把皇帝拉下马和法国革命党人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以后，“政统”变了，从帝制变成了共和，可“道统”未变，真正的宪政体制没有建立，于是有了法国革命等人以人民名义、用“红色恐怖”维系政权的独裁，有拿破仑的复辟，有“巴黎公社”之类的“乌托邦”试验，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民国难建”曾是许多人的感叹。

　　如果舍弃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舍弃代议制，试图用一种新的“道统”来代替“天道”，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麻烦。没了皇帝，一个人或一个固定的集团，你可以自说自话，说自己是“民意之所系”，可是没有一个看得见的“测量仪”——也就是选票，只有“虚化”的“人民”概念，合法性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因此我们无一例外看到列宁式政党有过“神化”领导人的传统，领导人在舆论的包装下，变成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功伟绩，还有爱民护国之品德的“完人”。前不久关天里两个局外人的对话，已经将列宁式政党执政后难以解决权力制衡的困境阐述得很好。正是要体现“人民”这种道统，设立委员会制，搞权力均衡，而没有明确的党内最高权力的“人格化”，这种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会使最高决策层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觊觎和攫取最高权力，而不通过固定的程序。所以实质上最高权力拥有者本人最担心的就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最担心“篡党夺权”。由于最高权力没有充分人格化，最高权力的移交也没有一定之规，所以交班最难，要么像金日成那样干脆给了自己的儿子，要么就是在血雨腥风中交班。

　　同样因为以上原因，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列宁式政党的最高权力者要紧紧抓住“两杆子”才放心。因为在理论上，任何一个党员掌握最高权力都是合法的，因为他无非在履行一个“公仆”的责任而已，那么实质上最高权力拥有者除了抓住“枪杆子”外，必定用“笔杆子”树立自己的威望，尤其要树立自己的“理论权威”，毛如果只抓住军权，没有通过延安整风打造自己理论上的“一统天下”，那么这种权力是不稳固的。所以在“统帅”和“导师”之间，他更偏爱“导师”。在不允许上帝存在的国度里，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到朝鲜的主体思想，我们却看到，最高领导人总是把“上帝”和“凯撒”合为一体。“道统”和“政统”的矛盾。“法统”上的缺陷，只好用“笔杆子”来弥补，从而树立掌握最高权力的理论合法性。

　　为什么从康有为到杨度，那样推崇君主立宪？因为帝制中最高权力哪怕是虚拟的“最高权力”转移是用生殖器来解决的。如果你不生于帝王之家，你是没资格去觊觎最高权力的，否则就是谋反。那么博取最高权力的范围就确定在几个人里面，康熙朝的“九王夺嫡”毕竟只有九个王爷，而不用担心非“龙种”的赫鲁晓夫们了。

　　走出“马背情结”，不靠垄断“两杆子”而合法占有最高权力，有没有可能？稳定、平缓地迎来宪政之路有没有可能？我想在经济持续发展，老百姓得到实惠的情况下，虽然有许多社会矛盾，但及时通过政改，让人民口服心服地将国家权力让渡给“马上得天下”的执政党，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时不我待。清朝斩“六君子”绝变法之路，后来再次想行宪，却已失信于天下，实乃“殷鉴不远”。我想起一句民间俗语：“落雨背稻草，越背越重。”只有及时扔掉那些“稻草”，才可能轻装上阵，才能彻底靠别“马背情结”。

　　2003年6月7日　答永苗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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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谈　喝农药自杀的表姑

　　（起3T点3T中3T文3T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20：00　　本章字数：2224）

　　表姑要是不死，她的孩子现在早该上小学了。

　　表姑只比我大两岁，是我舅爷爷的满妹子，我的哥哥、姐姐都比她大，小时候为了不愿意叫他“满表姑”，不知挨了父母多少的训斥。

　　由于我奶奶死得早，我父亲和我们兄弟和舅爷爷一家特别亲，看到舅爷爷就好像看到了我们那个已经躺在坟堆里面的奶奶。舅爷爷家紧靠一座枞林茂密、野花盛开的小山。暑假我们兄弟去舅爷爷家的日子，就是我们狂欢的节日。满表姑带着我们，整日在树林里疯跑，去草丛里摘草莓，上树敲枞壳，或者躺在树林的下，静静地看着太阳光从密密的枞树叶里透出来，照在脸上。清风徐来，枞枝晃动，脸上的太阳光也跟着移动，有种让你迷惑的眩晕。

　　满表姑具有湘地山村长大的女子一切的特点：能干、刚直、泼辣、多情而美丽，她秉承了舅爷爷的性格。舅爷爷算是湘中万壑大山里最后一代具有侠客气质的农民。讲义气好喝酒，是那种可以“把头割下来给朋友垫座”的人，疾恶如仇，性格耿直而不合时宜。

　　满表姑上完小学就在家干农活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农家女子，能上几年学认识自己的名字就很不错了，家长认为反正女子送读书是给别人家送。只读过五年书的表姑却知晓农村一切的学问，比如育秧插田、种菜喂猪、纳鞋底织毛衣等等。

　　我念高一的时候，表姑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姑娘了，因为我们兄弟在外面读书，家里劳动力少，表姑经常来我家帮我妈妈干农活。一来二去，就和我们村的小伙子们熟了，能干漂亮的她自然不乏追求者。我有个没出五服的本家叔叔喜欢上表姑，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本家奶奶悄悄地给我娘递话，让我娘老子做媒，向舅爷爷提亲。——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两人早就有情意了，只是需要一个媒婆来戳破这层“窗户纸”。两人年龄相仿，班辈相合，家境相当，而且绕来绕去算亲戚，这符合农村结亲所有的标准。我娘对舅爷爷一提此事，舅爷爷就满口答应了。

　　亲订了后，表姑来我们村就更勤了，当然更多的去她未婚夫家帮助干农活。后来干脆住在我家，向我们村一个裁缝学手艺，灵巧的她什么都学的很快，包括裁缝。——后来我知道这是她未婚夫的主意，我这位本家叔叔算是村里的一个能人，当时已经在广东一家服装厂打了一年工，深得老板喜欢，他想等表姑出师后，两人一起南下打工。——那还是80年代中期，农村女子南下打工并不普遍，百万湘女南下则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

　　随着她在我们村呆的日子越来越多，舅爷爷就生气了。几个表叔都娶妻分家了，舅爷爷家的农活主要靠满表姑一人，再说，还没过门的女孩时不时主动去未婚夫家里帮忙干活，成何体统？于是父女俩吵架、拌嘴的次数越来越多，这真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我舅爷爷是典型的旧式家长，女儿一顶嘴，他的大巴掌就打过去，不管儿女是否已经成年。

　　挨打后的满表姑，常常来向我娘哭诉。可哭归哭，她这样倔强性子的女子，根本不把父亲的打骂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我娘除了劝说他们父女外，就建议两家，等她打工的未婚夫过年回家后，立马完婚。嫁出去的女子就很难再和父亲吵架了。

　　可是，满表姑终于没有等到她当新娘的那天。

　　大概是十月的一个星期三，满表姑来镇上办事，到学校找到了我，说受我娘之托，给我背来了一袋米，把米撂下，她就匆匆地走了。

　　星期天回家时，我娘告诉我，满表姑已经死了，喝了整整一瓶“甲氨磷”。我娘说，她刚给你送完米，回到家里，和舅爷爷吵了一架，又挨了打。舅爷爷舅奶奶也没当回事，谁知道晚上她想不开就寻了短见！好傻的孩子，还有几个月打工的就回来了，几个月她都熬不住了。

　　表姑的未婚夫回来后，痛苦一场。后来找了一家女子结了婚，没几年又离了。直到现在这位叔叔的娘和我娘一谈起此事，仍然伤心不已。这位奶奶说，多好的一个人，要是成了我家媳妇多好呀，可惜我家没这个命。

　　一年后，我的舅爷爷也自杀了，他选择的方式是上吊。表姑自杀后，最心疼她的舅奶奶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舅爷爷，舅爷爷在自责中，在老婆儿子的责怪中，脾气越来越孤僻，最后走了和自己女儿一样的路。

　　父女先后自杀，当地人把原因归结为他们家的屋场，说他们家的房子建在一块凶地上面。后来几位表叔纷纷离开这个老宅子，去别的地方建造自己的新屋。

　　8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村自杀成风。我们不到200人的自然村在1984年竟有5位自杀的，有的是因为老父亲恨儿子不孝，有的是因为婆媳顶嘴，有的是因为丈夫打了老婆。村里老人说是一个自杀鬼来到村里找替身，人自杀后成了新鬼，又要找替身。所以自杀的人不断。村里人于是筹钱请道士来做了三天三夜的驱鬼法事。

　　后来年岁渐长，我离开了家乡。再回想当年我周围层出不穷的自杀行为，才明白根本不是鬼在作祟。80年代中期，刚刚实行联产责任制，包田到户后，过去生产队吃大锅饭的耕作方式打破了。田一旦归自己种，农民就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在农村社会这种大转型中，种种矛盾就出来了。比如说劳动力不够，劳动强度加大激化了很多矛盾。我的二叔就是因为收早稻时，几位分家过的儿子先给自家收，再去给他收，误了季节的二叔痛恨儿子们的不孝，便服毒自杀；一家男人在犁田回来，看到自己的媳妇不做饭，在和人闲聊，便一顿暴揍，媳妇也寻了短见。最后惹起她娘家的宗族浩浩荡荡来我们村“打人命”。

　　我现在还能想起满表姑那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