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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后人如此评价隋炀帝，甚为中用：“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内之败，穷兵黩武，滥赐横赏，最终把国家给败得精光。”
7、末世之劫（1）
7、末世之劫——“普天同怨，何止一人”：文武双全的罪过？
凭心而论，隋炀帝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帝王将才，他文武双全，战功卓著，统一江山、修通运河、修建东都、西巡张掖、三驾辽东，是后人对他一生所为的精练概括。隋炀帝还是一位大文豪。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
隋炀帝也自负才学，常常认为他自己的诗文天下第一，他曾对侍臣讲：“天下都讲朕是因为父皇余烈而有四海，假设让朕与士大夫以文章竞争，朕也应该为天子。”
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万国博览会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已成为千古名篇。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另一首隋炀帝写的《春江花月夜》被认为“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也足以显示他的文采：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遗憾的是，就是这位与秦皇汉武有着相似资质、与后朝太宗有着相似经历和功业的罕世英才，最终却沦为与前朝昏庸之君齐后主、陈后主等辈为伍，落魄自戕，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616年，隋炀帝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乘着新龙舟第三次巡游江都。在路上有个地方官冒死拦路劝阻说：“如果你到了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隋炀帝觉得晦气，把他杀了。到了江都，继续醉生梦死，日夜沉浸在声色酒宴之中。
其实，杨广是知道江山在闹地震的，只是他不明白自己殚精竭虑一心成仁义，怎么就招惹谁了？或者说他不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个事实。
不管杨广不屑还是掩耳盗铃，天下大乱已成事实，超负荷的隋子民们纷纷造反。鲜卑皇族宇文家族的两个后代宇文智及、宇文化及乘乱复辟，密议发动宫变，废掉隋炀帝。他们先散布谣言，讲炀帝听闻禁卫军想叛乱，正酿毒酒，尽杀关东人，只留南人在身边。禁卫军大相惊骇，互相转告。兵士惊惧惶恐之下都豁出去决定造反。
炀帝发觉有变，逃入西阁。其宠妃魏妃为兵士开门。炀帝忙逃入永巷躲藏，又有一位恨透了他的美人告诉兵士其所躲藏之处。
面对环立提刀的兵士，炀帝叹道：“我何罪落到这个地步？”
有个名叫马文举的，善于辞令，答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怎能说无罪呢？”
炀帝仍不解：“即便我有负天下百姓，可是你们这些人，荣禄兼及，怎会干出这种事来？今天之事，谁是带头人呢？”
另一人司马德戡答道：“普天同怨，何止一人！”
当时，炀帝爱子杨杲是个12岁的小孩子，一直跟在炀帝身边，看见如此剑拔弩张的场面，吓得嚎哭不止。隋炀帝昔日的贴身侍将裴虔通火起，一刀砍掉小孩子的脑袋，鲜血溅满炀帝一身。
事已至此，众人一拥上前，想砍杀炀帝。杨广仍不失天子威仪，厉声说：“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拿鸩酒给我！”事起仓促，一时间也没找到毒药。炀帝就自己解下白练巾交给一人，众人合力绞死，时年五十。
可怜杨广文武双全，想不到，一腔热血、几年艰辛，竟成了天下小人的笑柄。少年壮志和一生功名都化为泡影。后人对此，褒贬莫衷。
唐太宗就瞧不起隋炀帝，在《贞观政要》里多处可见他直指隋炀帝的言论，但无一处是好话，全是说他昏庸。新王朝的缔造者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对推翻它的王朝大加贬斥，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唐太宗的某些评论还是很中肯的：
“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隋炀帝仗恃自己富足，不考虑后患，不顾及百姓。他常常以天子自居，处处表现自己的最高权威，喜欢挥霍性的“赏赐”。为了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本国的高度富足，竟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证明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多得无处可放了。他还让人领着外国人进饭馆大吃大喝，当客人酒足饭饱要付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我们这里吃喝向来是不要钱的。”
“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女，求远方之奇异。”隋炀帝不但不思国事，而且还极端纵欲。在王土之内划拉美女，满天之下寻找珍宝，以满足私欲。在杨坚末年，隋朝臣子就有好多人讲林邑（今越南中部）有许多中原罕见的奇异珍宝。隋炀帝继位之始，一边大营东都，造船制舟，一面下令平定交州的大将刘方进击林邑。缴获林邑国王家庙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在林邑刻石记功而还。虽然大胜，但由于水土不服，士卒在返程路上死掉近一半，大将刘方也在半路病死。
“宫苑是饰，台榭是崇，罄徭役无时，干戈不戢。”隋炀帝大动土木，搞一些楼堂馆所等供观赏享乐的“形象工程”，广征民工劳作却欠发民工工资，还无休止地用兵打仗，劳民伤财。一日，隋炀帝驾幸甘泉宫，对泉水山石等“美化”工程很称心，但责怪没有搞“亮化”。那时没有电，但开动脑筋一想，萤火虫可以“亮化”，于是下令“捉取多少宫中照夜”。结果派几千人去抓萤火虫，共计抓了五百多箱。隋炀帝统治的十多年间，前后服德役、兵役的超过一千万人。当时全国的人口是四千六百多万人，若男子占一半，是二千三百万人，除去老弱病残，也不过一千多万人。成年男子不足以服役，就由妇女充当，无休止的徭役和兵役，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农村的劳动力所剩无几，土地荒芜，农民无以为生，只得吃树皮、树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7、末世之劫（2）
“谗邪者必受其祸，忠诚者莫保其生。”杀害忠臣，重用小人。上下相象，君臣道隔。隋炀帝杀死忠贞规谏的崔象、元善达不说，他派於土澄去追捕一桩盗窃案的罪犯。於土澄怀疑谁就抓谁并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结果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那天行踪不清，其中有四人官吏中有人认识，根本不是贼。隋炀帝下令全部处死，最终将两千多人全部杀掉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由此而来。
“仁义不修，群下怨叛，民不堪命，率士分崩。”由于隋炀帝自身要求不严，作不了表率，因此道义相背，百姓怨恨，不能忍受暴政，国土分崩离析。永济渠的运粮船，首尾相接，长达一千多里，走在路上运粮的民工和士兵有几十万人，很多人死在路上，尸体丢弃在路旁腐烂发臭。农民无法忍受如此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不少人忍痛砍伤自己的手足，还说是“福手”、“福足”。
“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得法。”隋炀帝好做文章，并命臣子将其文章编辑成集到处乱发。对于文人名士，隋炀帝心有嫉妒。大臣薛道衡被赐死后，他恨恨而言：“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诗句吗？”王胄被杀，炀帝又背诵这位臣下的佳句，并阴狠地嘲弄：“‘芳草无人随意绿’，王胄再也作不了吧。”隋炀帝这个人，做人很不讲究。外表很威严持重，内心却充满狠毒与猜忌，一味迷信邪道。居然还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唐朝史官魏徵寿在其《隋书》更是义愤填膺，旁征博引，如此作结——
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12法则在大隋（1）
◆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7′
杨坚出身军事贵族，又凭借军政权力攫取了帝位，深知集中军权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北周末年，地方豪族拥有私兵的情况增多，为消除这些地方割据因素，杨坚把这些豪强升迁为兵府的下级将领。把他们的私兵、乡兵改编为国家的府兵。隋初兵府各级将领的数目比北周时增多，而品位则普遍降低二、三级。全国统一后，为加强山东旧齐地区、江南旧陈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统治，杨坚在并、扬、荆、益四州设四大总管府，分派自己的儿子和亲信领重兵镇守。并且一再下令，禁止民间私造武器、大船。
府兵是当时的职业军人，兵士都由军府统领，并不列入各州县户籍，其家属也随营居住，居不定所。改革后，军人除仍保留原有军籍、隶属军府外，同时与其家属一起编入各州民户，可以按均田令分得土地，平时从事生产；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他任务。
学者黄冬云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隋二世而亡，与文、炀二帝的军事改革关系密切。“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炀帝的为所欲为使其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弊端却暴露无遗。废地方总管府制、降府兵将帅名位、分十二府和兵部之权、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等举措虽能使军权高度集中，但在实施中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冲突，亦为政权的巩固留下了隐患，最终导致隋政权土崩瓦解，隋朝最终直接灭亡于军阀兵变。
◆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8′
隋炀帝杨广以科举和酷吏制度并举。“谗邪者必受其祸，忠诚者莫保其生。”忠臣不重用，酷吏很吃香。酷吏一方面协助隋炀帝厉行统治。隋炀帝曾派於土澄去追捕一桩盗窃案的罪犯。於土澄怀疑谁就抓谁并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结果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那天行踪不清，其中有四人官吏中有人认识，根本不是贼。两千多人全部处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充当了盘剥人民财富的抽水泵。隋炀帝每年远出巡游，从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有一次竟达到五十万人。沿途郡县长官要负责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为了隋炀帝的挥霍，很多郡县官吏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另外，炀帝时恢复酷刑，官吏在执行过程更是为所欲为。隋朝子民深受吏乱之苦。
◆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隋朝是一个国计富足的朝代，钱穆称“隋室虽然短暂，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令治史者所盛赞。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有史学家却认为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加速隋灭亡的又一因素，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认为“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魏承思等也认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只是一味追求增加财政收入，而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对人民的剥削是比较苛重的。农民一夫一妇，每年要交租三石，和北齐、北周时期的租税额大致相等。从开皇十六年（596年）起，政府又借口防备灾年荒歉，强令百姓在租税以外按照每户的贫富等差，每年再交纳一石到四斗的粮食，实际上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夺。“资储遍于天下”的富足景象背后，尽是全国人民被无情搜刮。于是，在“帑藏充实”的同时，隋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却逐渐尖锐起来。
《剑桥中国史》指出，隋朝实行均田制，全面征税，在技术上也存在困难。纳税的义务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