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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为什么说刘志坚等人起草的那个《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呢？原因盖出于此。
【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力图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由此引发了对彭真的严厉批判，最终导致了以摧毁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目标的十年浩劫】
1966年2月3同，与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隔一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一伙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思想界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了加强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专门成立的。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的，这个提纲又被简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一伙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正常的学术讨论轨道。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随后，又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彭真就在武汉代中央草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表示同意后，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然而，这个提纲，并不符合毛泽东要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图。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二月提纲》没有发表不同意见，并不等于同意这个提纲。3月下旬，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讨论通过的时间是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也由此而被打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此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
九、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
园丁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抛出的，也从部队那里得到最初的反响】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索，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2月，江青凭着她那特有的身份，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者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四个军队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各种影片，并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实际上是由她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诬称建国十多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是座谈会的基调。座谈会后，经陈伯达、张春桥的多次加工修改，形成了一个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修改时，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落实这个《纪要》精神，1966年4月，总政治部在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文化部长和创作人员，共249人。我和解放军报的几名编辑列席了这个会议。
会议效仿江青在上海开会的做法，“看电影，批黑线”，按照《纪要》的口径开展大批判。会议先后对60多部电影戴上了“大毒草”的帽子进行批判，并通过座谈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这些毒草的出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思想文化战线实行专政的恶果”；通过对文艺黑线的揭露和批判，让与会者进一步认识黑线的根子，“就是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把持着思想文化战线的许多领导部门，专给毒草开‘绿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从而让与会者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增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这就是贯穿会议始终的所谓“大破资产阶级黑线”。贯穿会议的另一条线，就是“大立无产阶级红线”，其中包括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学习《纪要》，学习和观摩“革命样板戏”等等。会议在“神圣的光环”照耀下，通过如此这般的大破大立，《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主要内容，很快被与会者的绝大多数真诚地接受了。
当然，当时与会者的发言，并不全是一个调了。有的在讨论《纪要》时，提了一些与《纪要》不尽相同的看法，后来林彪下达了“反击”的指令，立刻就把一些对《纪要》提过意见，表示过怀疑和不满，乃至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了“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大帽子，在会上进行了批斗，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也都相继召开过类似的会议，错误地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文革”初全军最早的一批冤案、错案。
《解放军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作了突出处理，向全军擂响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吹响了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解放军报》奉命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并率先向影片《兵临城下》开刀】
《纪要》对《解放军报》有两条“指令性”的意见：一条是为了适应“文化革命”的需要，让军报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开展所谓“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评论”；二是明确指出：《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文章批判一下。我当时在军报文化工作宣传处当编辑，在《纪要》的“神圣光环”的迷惑下，我们几个分管文艺评论的编辑“满怀激情”地冲锋陷阵了。经过一段筹划，《文艺评论》版于1966年4月12日公开亮相。在这个版的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家都来参加文艺评论》的发刊词。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宣告：“我们的文艺评论要旗帜鲜明，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要抓方向性的问题，抓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抓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刊词宣称：“文艺评论要贯彻群众路线。打破少数所谓‘文艺评论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评论工作者的评论和群众的评论结合起来”等等。
熟悉《纪要》的人，对上述文字可能并不陌生。它基本上是将《纪要》中的话稍加改动搬来的。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这个发刊词要把《纪要》的有关精神宣传出来，同时也表明，新开辟的《文艺评论》专版将努力按照《纪要》的精神来办。
在首次亮相的《文艺评论》专版上，首先拿影片《兵临城下》开刀。为了贯彻《纪要》精神，还特意将《纪要》中的话改写成一条编者按语。按语武断地说：
“建国十几年来，文艺战线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