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次亮相的《文艺评论》专版上，首先拿影片《兵临城下》开刀。为了贯彻《纪要》精神，还特意将《纪要》中的话改写成一条编者按语。按语武断地说：
“建国十几年来，文艺战线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反映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有一些是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但是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例如：有些作品，歪曲历史真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硬要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本质，而是加以美化。由白刃、林农改编的影片《兵临城下》就是一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美化阶级敌人，为敌人立传的坏作品，这部影片在部队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对这类坏作品，我们必须进行严肃批判。对其他坏影片，我们也要继续批判。”
影片《兵临城下》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它是以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为背景，描述被围困在某城的国民党部队在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其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的内部矛盾激化，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最后迫使杂牌军的师长率部起义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可是按照《纪要》的调子，被无限上纲，戴上了“美化阶级敌人”、“为阶级敌人立传”、“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等政治帽子，被“一棍子打死”。白刃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我军的一位老作家，由此也被打成了“黑线人物”而受到了迫害。
1966年4月18日，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将《纪要》的主要内容全盘端出，捅向全国。它比“红头文件”更迅速更直接更广泛地同广大读者见面，在军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批判升级，“左”灾泛滥】
最初批《兵临城下》的时候，还需要编辑出面约稿，或邀请一些作家开会座谈。批判《兵临城下》之后，特别是社论发表之后，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煽动下，广大工农兵群众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来信中回顾了过去所看过的一些影片，认为还有一系列影片应当批判。这样的来信来稿，每天收到上千件之多，涉及到的影片近百部，可以说批什么有什么。在这样一个被《纪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左”的思潮下，军报在错误地批判《兵临城下》之后，又按照《纪要》的调子，相继推出了《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逆风千里》、《五更寒》、《桃花扇》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进行了荒谬的错误批判，并统统武断地宣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为了突出工农兵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每批一部影片，就在头条位置，首先发表来自工农兵群众的来信。记得在批《抓壮丁》时，曾收到了一位工人和一位小学教师的来信，他们分别在1964和1965年给地方报刊写过批《抓壮丁》的文章，都被拒绝刊用，理由是：“我们认为这部影片还是暴露了地主、反动派一些丑恶的嘴脸，并且通过喜剧的形式揭露了反动阶级的腐朽生活。从这点讲，它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事隔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看到军报批《抓壮丁》了，就给军报写了信并附了当年被拒绝采用的文章，我们当即把这两封来信、原稿和一组战士的来稿一同编发了。我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条是非颠倒、调子很高的编者按语。按语说：
通过这些来信、来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工农兵对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从来就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对在这条黑线影响或控制下所拍摄的影片，是坚决不批准的。他们对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嗅觉很高，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看得最清，分得最明。《抓壮丁》刚刚出笼，他们就看出“这是一株毒害人民，尤其是毒害年轻一代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并且立刻写了批判文章，表现了与毒草誓不两立、决不调和、坚决斗争的精神。他们较之一些所谓“文艺评论家”要高明得多。在文艺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农兵广大群众这支主力军的积极参加，要取得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条按语的基调当然也是来自《纪要》，但它同时也是我读了两封来信后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广大工农兵群众当年“满怀激情、理直气壮”地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只不过同我当年所写的那条按语一样，都是那个年代“左”灾泛滥的产物，发表之后，又对“左”的狂潮起了推波助澜、愈演愈烈的作用。
在“左”的狂潮中，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批《抓壮丁》时，诬称影片“掩盖了阶级矛盾”，“丑化了劳动人民”，“为地主阶级鸣‘冤’叫‘苦’”，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批《红日》的“罪状”是：“它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立场上，把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描绘成一支‘威武雄壮’、‘顽强不屈’、‘精诚团结’的‘英雄’部队”，“而对我军则进行了全面丑化和严重的歪曲”，是一部“竭力为敌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恶毒地攻击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大毒草”。批《逆风千里》时则进一步说：“它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被消灭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唱赞歌，招魂立碑”，“影片编导者刮起的这股‘逆风’，实际上是为牛鬼蛇神助威打气，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在这一片“左”的鼓噪声中，军内外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老红军陈其通，在40年代因为曾参加过《抓壮丁》的演出，1962年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透骨的解剖》评论文章，宣扬过《抓壮丁》，此文就被作为“反动戏剧纲领”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重点批判。《红日》的编剧瞿白音1962年在《电影艺术》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电影问题的创新独白》，在批判《红日》的同时，也将这篇文章拉出来，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纲领”进行了重点批判。在整个大批判中，党的“双百方针”没有了；在文艺评论中，一贯提倡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棍棒飞舞，乱扣帽子，狂妄武断，把艺术问题随意说成为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不实之词，耸人听闻，而且完全剥夺了受害者的申辩权力，给文艺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奉命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三家村”开火】
当代研究“文革”史的一些著作，在记述“文革”初这段史实时，差不多都要提到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篇文章的攻击目标，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刊登这些作品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兼及并没有发表这些作品的《北京日报》。邓拓是当时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有的著作说，高炬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其口气之大，出言之不逊，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的调子却很高。
高炬何许人也？多年来传说纷纭。有的说是“江青的写作班子”，有的说是“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还有的说是“江青的化名”。其实署名高炬的文章乃是军报的几名编辑奉命写的。“高炬”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简称“高举”之谐音，是在那个“高举高举再高举”的年代，由军报领导人挂帅撰写重点文章使用的一个笔名。在此之前，批影片《兵临城下》时一个整版的压轴文章：《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棵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使用的就是“高炬”这个笔名。
把“高炬”说成是“江青的写作班子”，乃至是“江青的化名”，也是事出有因。高炬的文章发表后，江青有一次在红卫兵面前自我标榜，说高炬的文章是她写的。同时，高炬的文章，当年也确确实实是江青、康生等人布置军报搞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三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批评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批《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并说，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善于看风向、摸气候、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的康生，抓住这三次谈话精神，大作文章，导致了中央书记处从4月9日开始对彭真的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4月16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和有关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就《前线》杂志曾经发表过《三家村札记》、《北京晚报》曾发表过《燕山夜话》作了检讨。这些文字见报的当天，康生、江青却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是“舍车马，保将帅”，并立即通知各报不得转载。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康生、江青等人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指令军报撰写批“三家村”的文章，重点批邓拓的《燕山夜话》，并将《红旗》杂志林杰等人早已编好的《〈燕山夜话〉摘编》交给军报，指令和军报的文章同时见报，并交代军报批《燕山夜话》的口径应和《〈燕山夜话〉摘编》及其配发的编者按语保持一致。这个指令下达后，谁敢不照办、不紧跟？文章奉命写好后，康生、江青却又交代：“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直到5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揭开彭真的盖子了，康生才指令军报于5月8日将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发表。同时还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的林杰等人编的《〈燕山夜话〉摘编》及其所加的编者按语。
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高炬的文章才敢于断言：“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高炬的文章按照《〈燕山夜话〉摘编》定下的调子，给《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它的作者，加上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说“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极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
在军报发表高炬文章的同日，《光明日报》刊出了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摘编》，也配发了编者按语，与军报的高炬文章和《〈燕山夜话〉摘编》及按语相呼应。事隔两天，即同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