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一年引进几百亿的今天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彩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是中国工业发展急需的一批关键设备，有的“文革”前就准备进口，但“文革”一来，江青一伙挥舞极左大棒，把进口设备批成“投降卖国”，无人再敢建议。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又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然而，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们，根本不懂技术，又压制技术人员，闹了一年多，连个轧机的影子也没见到，钢铁工业的发展被他们一误再误。于是，周恩来、李先念再次布置国家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进口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江青等人又跳出来，横加指责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有个技术员给江青写信，“揭露”出国谈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中国代表团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礼品，是甘心让外国人侮辱我们“爬行”。江青如获至宝，气冲冲地赶到四机部，发表一通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求退回，并强烈抗议。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经过调查，弄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种礼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定，收回江青的讲话。但经过“四人帮”的一闹，这个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被耽搁了好几年。原本在引进报告上签了字的王洪文，这时也随着江青把脸一翻，说向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进行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要求在引进轧机时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连同必须的附件、备件一起进口。他说：这套轧机“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钢板300万吨，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愤而拍案而起，坚定地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商品交易所。如一次，他们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先不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万吨期货，再购买41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外贸部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磅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加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有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当年在极左思潮猖獗，人们不敢谈也不知道期货市场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时刻，我们不能不为陈云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而钦佩。
在周恩来、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一期间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从“文革”的阴云下得到解脱，“四人帮”还控制着较大的权力，极左错误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起，于1976年达到高潮。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和陈云等人进行的纠“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攻击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复出的领导干部。张春桥说，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陈云痛心地看着费尽心血才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毁于一旦，同时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层去“蹲点”的精神准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根植于“文革”动乱的毒瘤。叶剑英请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名单，算来算去，觉得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并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又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终于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轨。在历史的激浪狂飙中，陈云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
二十一、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
图们
这是一篇基于作者丰富人生阅历的“三亲”作品，它至少告诉人们这样三点：一是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它给受冤者本人、家庭、亲友、同志及国家、民族、军队和党的形象造成了巨痛和损失。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铁的事实反复证明，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决策上的失误，能够进行我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主要领导人端正路线政策的结果。逼供信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三是牢记历史教训。图们是一个18岁就参加革命，终身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阶下囚，粉碎”四人帮”被平反恢复名誉后，又参加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理党内“三种人”的工作。他非常重视和珍惜这些难得的机遇，以丰富的生活积累同年轻人合作写成了《共和国最大冤案——刘少奇蒙难始末》、《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特别审判》等有影响的著作，全方位地记录了他的奋斗、成功、磨难和反思。
【我的蒙冤经历】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时，我正在昭乌达盟农村参加“四清”运动。7月，我接到通知，返回内蒙古军区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华北局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刚结束。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批判，之后再没有回军区主持工作。我回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内蒙古的党政军机关已经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有一张大字报把骑兵十三团、十四团当年到某地平叛剿匪，说成是“土匪打土匪”，我当场火冒三丈，脱口而出说：“这简直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这句话使我引火烧身，招来一批大字报，说我是“乌兰夫、廷懋黑帮的爪牙”，还说我污蔑群众运动，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我交代与乌兰夫、孔飞、廷懋的关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大字报点名。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写检查，接受群众批判。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内查外调，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就让我“靠边站”了。
1967年5月，我被中央军委派往内蒙古公安厅主持军管。半年多的军管工作，我一直处于一个上下夹攻、左右为难的境地。既要处理派系斗争，又要抵制不合理的批斗活动。我的行为遭到造反派的不满，不断有人告状，说我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要进行批斗。上面也认为我右倾，不信任我。
1968年1月5日，军区造反派突然将我从公安厅揪回军区机关批斗。这时，谢富治的“砸烂公检法”和彻底揭批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的“指示”传达到内蒙古。我开始在保卫部接受群众批斗。27日，军区步兵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将我抓走，要我交代同彭、罗及其在内蒙古代理人的关系。我被隔离在步校的一间房子里，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家属亲友探视，不准同专案组以外的任何人接触，从此完全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11月8号，转到内蒙古财贸干校的“内人党”学习班以后，被隔三差五地刑讯逼供，动不动受到“掰猪蹄”、“翻跟斗”等刑罚，遭受着比战争年代更痛苦的折磨，但我始终没有承认强加的罪名。
12月26日，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内人党分子”向政府登记期限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仍不屈认自己参加过“内人党”，专案组对我进行了最严重的毒打。几个小时后，我被打得躺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专案组负责人叫打手们到别处休息，自己则过来进行诱供。我这才知道，他们完全把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当作“内人党”的组织和活动来对待。
我继续遭受着批斗，过着囚犯生活。直到1969年5月22日晚9点多，内蒙古军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军区政委吴涛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中午对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作了重要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散会后，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解放。我的脊梁骨被他们打断过，后虽治好，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长期被迫在黑暗中写材料，一出来时，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心脏功能也受到严重迫害。幸亏我身体底子好，又正值壮年，否则很难生还。
回想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三反分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格、白大字报的漏网右派”。1969年7月，从“内人党”学习班放出来以后，虽然参加了工作，但这些政治帽子一直扣压在我头上，直到1979年才相继被摘掉。
【在二连浩特平反冤假错案】
1969年10月，为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下达一号战备命令。内蒙古军区边防二团驻守在二连浩特，为避免战争初期遭受损失，从二连浩特后撤。这一军事调动属绝密性质，既不能通报当地政府，更不能向当地群众公开，于是引起居民内迁。二连浩特是中蒙边境上惟一的口岸城市，原有5500多人口，内迁后只剩下几百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路灯失明，基本上成了空城。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由总参谋长黄永胜批示：“告内蒙滕海清、吴涛同志，动员边防部队和派人做工作，动员内迁群众回去，并在边境群众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即使发生中苏战争情况，也应留在边境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不应内迁。”
当时，滕海清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他们接到批示后，从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机关和内蒙古军区机关各抽调20余人，共42人组成二连浩特市工作队，我被任命为队长。10月11日，工作队抵达二连浩特。只见二连浩特只有火车站、发电厂、边境检查站仍坚持工作。工作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由我全面负责，副队长杜雨主要抓革委会内部联合团结的工作。二连浩特原有干部职工859人，内迁784人，占干部职工总数91。3％，坚守岗位的只有75人。干部职工家属共428户，1517人，内迁407户，1458人，占总户数96。5％，未走的仅21户。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边境紧张的战争气氛；二是从1968年9月以来，二连浩特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在这样一个小城市的1012名干部职工中，挖出所谓“内人党”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