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党”及其他变种组织竟达21种之多，370余人被打成“内人党”分子。我们赶到时，中央“五·二二批示”已下达4个多月，但二连浩特市蒙冤的干部职工都尚未平反。
情况摸清后，我们认为只有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入手，才能稳定人心，调动积极性。我们与二连浩特革委会达成共识后，统一行动，调整了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举办落实政策学习班，召开整人的人和被误伤人员的座谈会，以市革委会的名义，召开了全市干部工人大会。市革委会主任刚敬宗宣读了平反决定，做了自我批评。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工作队讲了话。会后，当众烧毁冤假错案的专案材料。
从平反冤假错案着手，二连浩特的局面得到迅速扭转。我们大力动员内迁和外出的干部职工立即返回工作，以市革委会或单位领导名义，向所有迁往各地的人发了信函，并动员在家未上班的职工上班工作。除一些有特殊原因（例如通信地址不详）暂时未归，在很短的时间内，1012名干部职工返回937人，407户内迁的家属返回195户。
奋战55天，二连浩特市的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停工、停课、停诊局面根本改变。
【到总政上访】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内蒙古军区也被列为军管对象。军管会负责人到内蒙古后宣布，前一时期给“内人党”平反工作犯了扩大化错误。这就使落实政策的工作受到阻碍。1971年6月，我被派往内蒙古农牧学院“支左”，实际是打算以此为名义将我调离部队。林彪事件后，中央决定“支左”干部逐步从地方撤回。1973年，我被调回军区。1974年1月，我被派往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分管机关和保卫工作。2月的一天，新华社记者侯军到后勤部采访我。我向记者反映了内蒙古军区的情况，包括内蒙古军区的历史沿革，“文革”中的情况，挖“内人党”运动，还特别对军区政委提出了意见。
1976年，“四人帮”垮台。11月，军区政委在一次会上讲，1974年批林批孔时，新华社记者是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而来的，在军区搞了不少非组织活动，号召凡是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要写揭发材料。我也写了材料，但上交后没有回音。1978年3月，后勤部部长齐德宽突然找我，说侯军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已隔离审查。上级要我们立即召开后勤部常委扩大会帮助你，希望你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我听后非常反感。接着召开了为时4天的常委扩大会，齐德宽在会议总结中说：图们向侯军反映情况不属于阴谋活动，是说错话办错事。然后，便按这个口径向内蒙古军区党委正式写了书面报告。我保留意见。在此期间，我觉得要想摆脱目前的处境，必须依靠上级机关，于是决定上访。
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我以兄长住院做手术的名义，请假到北京，向总政治部要求予以澄清。郝苏副部长立即派人到新华社找侯军作调查，结果得知，侯军本人与“四人帮”毫无牵连。郝苏看了侯军当年的原始记录后说：“图们在1974年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讲那样的话，说明他有胆有识！”我鉴于内蒙古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那套作法，向总政提出调离内蒙古军区的请求。8月，总政发下借调工作的通知。临行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呼和浩特火车站站台上已聚集了近百名内蒙古军区的老干部、老战友，他们自发地来为我送行。在他们看来，我能调到军委总部工作，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总政对内蒙古军区干部，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赴京后，我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
【参与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
全军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组长由总政黄玉昆副主任兼任，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感到责任重大，决心不负重任。到任后，我抓紧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落实政策的各项方针和规定，边工作边摸索，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请教，很快进入角色。
1979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重建，我被调到检察院任职，但每周只去那里上两天班，其余四天仍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86年4月，我调到解放军军事法院任副院长后，仍分管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参加过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专题研究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长春会议、北京房山会议，我还到总后勤部、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等单位检查落实政策工作，对军内的这方面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前后长达7年从事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我思考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国家为什么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冤假错案越来越多？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军队内部就有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黄永胜在广州军区制造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人“夺权搞政变”，株连700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吴法宪在空军直接诬陷迫害了174人，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前、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李作鹏在海军直接诬陷迫害120人，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5位将军被迫害致死；邱会作等人在总后勤部直接诬陷迫害462人，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等8人被迫害致死。
为加强进度，总政办公会议对全军落实政策的工作作了分工。全军落办抓全局和军职以上干部的政策落实，反右派中的冤假错案由总政保卫部主管，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由总政联络部主管。全军落实政策工作，大体包括八个方面：
1、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军受迫害的8万多名干部全部作了平反。
2、对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错误的人员，除去找不到下落的都已作了平反纠正。
3、对1957年定的“右派分子”纠正了98。5％，对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员已全部改正或撤销了原决定。
4、对1955年肃反运动以及其他时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员，凡有申诉的都进行了复查处理。
5、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按被俘后的表现进行了复查，作了复查结论。
6、对金门和东南沿海岛屿战斗中被俘归来人员，除少数未找到本人下落外，其余都作了复查结论。
7、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总政根据中共中央（1979）6号文件和1980年1月5日中央6部《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在全军共复查了3819起判刑案件，已平反纠正2680起，占复查总数的72％。
8、对建国以来，全军各级军事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都按有关文件规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有的依照当时的政策法律处理，有的依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法律处理，全部作了复查。经查，“文革”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90％以上是冤假错案，普通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约占1/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中央凡冤假错案一律都要平反的精神，全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的领导下，经过全军几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的努力，成绩是巨大的。然而，对这些案件进行复查，工作量极大，时间跨度也很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冤假错案发生的背景来看，既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期、反右派时期的，也有肃反、三反时期的。处理这样长时间内发生的冤假错案，做复查平反工作的许多干部，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加上机构多次变动，有些人的案卷材料也找不到，究竟哪一件是冤假错案，需要把所有有关的案卷材料翻一遍才能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同过去相比有许多特点，主要有：第一，从受冤对象来看，领导干部多，老干部多，知识分子多；第二，具有一整套相应的理论、法律和政策，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公安六条”；第三，罗织的罪名花样繁多，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叛徒”、“特务”等等；第四，从冤假错案的形式来看，许多被判刑甚至死刑，大批被关押，搞有罪推定的“专案组”遍及全国；第五，从受冤的后果看，殃及面广，灾难深重。
1980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治部审判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与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一步了解到大量冤假错案是怎样造成的。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多年的工作为无数受冤的人讨回了公道，为我们党的拨乱反正付出了努力。
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参与纯洁党组织的清理“三种人”的工作。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任命我为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到任后抓紧立法工作，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同有关部门一道制定颁发了10项军事法律和法规。由于我曾深受冤假错案之苦，又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我深深懂得我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不断加强法制工作。即使离休之后，仍然以笔为剑，宣传法制建设，撰写了《共和国最大冤案》、《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特别审判》等多部具有借鉴意义的作品，希望不发生或少发生冤假错案。
二十二、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
齐心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等事件。后来听白炳书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