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她的生命和行为，她先后热烈地献身于两位党的宣传工作者。 《青春之歌》的风格和氛围很让人想起五四时期的左翼作家，例如胡也频 （原文如此——译者）。女主人公受到的囚禁和拷问（她精神成长的巅峰状态）甚至也被高度浪漫化了。
第二部反映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重要作品是《红岩》，由罗广斌（1924—1967年）和杨益言 （1927—）写于1961年。它与《青春之歌》的反差是明显的。杨沫的作品在出版后不久的一场重要讨论中受到批评，因为她的理想化的重要女主角的资产阶级立场，尤其是她的想法、语言，她整个的对革命行动的思考，都和群众的生活有着差距。杨沫令人感动地响应了这一批评，在修改版中加进了新的篇章，其中女主角林道静很不协调地被“派下去”——她在一个地主家以教师身分开展工作。和农村生活这种理论上的合并，最终并没有减轻我们如下感觉：作者和她的主人公都是透过五四知识分子玫瑰色的镜片来看待学生运动、党的地下工作以及整个革命进程的。
而与之相对，《红岩》则和理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规定相距甚近。它基本上是纪实性的。罗广斌和杨益言没有写过别的小说。他们于1959年写成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烈火中永生》是写重庆郊外中美合作的一家集中营里的政治犯，以及像他们本人一样的地下工作者的亲身经历。时间是最紧张的内战后期，当时国民党正在抗战时的陪都作困兽犹斗。
罗和杨据说花了10年时间将他们的回忆录改编成小说，并将300万字的草稿最后润色成大约40万字的《红岩》本文。错综复杂的叙述关涉到犯人们对剥夺、审问、诱惑和拷打的反抗，以及他们坚持不懈并最终成功地与监外的党的地下组织和当地的解放军部队取得联系。《红岩》提供了一系列坚定的男女革命者的群像图而并非只有一个主人公，也写到动摇分子和变节者，以及奸诈而绝望的国民党秘密组织的官员们。此书宏大的篇幅和严酷的主旨通过一系列强化写成的高潮场景而得到好评：许云峰在他单独监禁的牢房呕心沥血地挖掘越狱的地洞，直到他英勇就义；江姐面对高悬的丈夫血淋淋的头颅，镇静地开展她自己的工作；华子良为保持自己传递消息的角色而装疯三年。 ① 葛琴“海燕”，《人民文学》1958 年第3 期，第31—50 页引文见第44 页。《红岩》是对那些在20多年的地下斗争中献身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感人至 深的纪念。它也许比其他共产主义文学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作为电影和舞 台剧，它具有最广泛的知名度。它所记叙的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使它完全可以 跻身于中国散文史诗的传统行列。
在所有那些力图反映中国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伦理的小说中，柳青写于 1959年的《创业史》最具可信度。这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而第二卷的第一 部分直到1977年即柳青去世的头一年才出版。柳青的身分是无法指摘的。他 于1916年生于陕西，20岁加入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他发表过短篇小 说，1947年写成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这是以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农 村的互助组的发展为背景的。柳青在内战中的经历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铜 墙铁壁》打下了基础。这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石得富来自农村党组织，无论 是国民党的严酷囚禁还是大规模战役中的英勇经历，都无损于他对农民兄弟 们的忠心耿耿以及他和他们的紧密联系，从而树立起了一个崭新的游击队英 雄形象。
这种英雄模式在 《创业史》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基本是梁生宝的故 事。这个青年农民对社会主义合作化意义的认识越来越高，对合作化给陕西 农村带来的好处看得越来越清楚，于是他成了一个带头人就是很自然的结果 了。梁生宝的魅力是此书成功的关键。他或许是个英雄，但他是个含蓄地表 现出来的英雄。他是被慢慢地、而且是间接地通过他父亲梁三老汉充满批评 的口吻介绍进事件中的，生宝总是先于自家财产而考虑集体利益，梁三老汉 顽固的个人主义思想便受到公然冒犯。梁三老汉自身就是个引人注目的形 象，他长期冥顽不化但最后转变成为关心集体、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新形象， 并且作为合作化带头人的父亲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在60年代中期一场大 讨论中，这个“中间人物”被频频引用，因为他占据了柳青太多的注意力， 但是这些要求将重点更专一地放在正面的英雄身上的批评家们，他们没有欣 赏到这个乖戾的父亲作为一种烘托对那个“社会主义新人”——他的儿子梁 生宝的价值作用。
慢慢地出场，而后笼罩在一束并不显眼的光束中，并在为合作社一次出 差途中显示出他的节俭，梁生宝在小说结尾因另一项任务而不在场并且同恋 人分了手，她怀疑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太强而不适于结成一项成功的婚姻。
《创业史》中的一个中心情节是梁生宝组织的到山上砍竹子编扫帚的远 征故事。当时正值农闲，而合作社需要资金；但是对梁生宝来说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次证明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的价值的机会。当他率领的人自动团结起 来搭成一间草棚时，他在想象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信心：
大伙这种亲密无间，乐乐和和的情绪，深深地感动了年轻的领导。生宝精神非常振奋，并不是因为自动要求他领导的人对他服从，而是他又从这种现象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以前，他以为要改造农民，好嘛，在近几十年内，准备着年年冬季开通夜会吧！现在，他看出一点意思来了，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织起来改造吧？ （第403页）。
在整部《创业史》中，柳青关注的是，梁生宝本质上是个普通人，这位 可信的英雄从日常生活体验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书本上的多得多。正是因为我 们可以贴近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所以读者更准备接受柳青自己热情洋溢地抒 发的对华北平原美丽田园的玫瑰色未来的幻想。居于英雄和坏蛋之间的“中 间人物”，对外界观察者来说他比前二者更像人，他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常常增加了作品的可信程度。他不会恶毒地阻碍人性向前发展，也不会暗中破坏革命——他并不是个坏蛋——但他将个人的舒适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因而落后于英雄人物，换句话说，就是那种中不溜的人，好几百年来已在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为人们所熟悉。
在意识形态专家看来，这种人已从中国基本上消失了，而代之以周扬所称的“新时代的人物”：
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偏见的作家总是认为：我们所描写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是不真实的，只有灰色的“小人物”或者卑劣的反面人物才是“真实”的。他们的论据是：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毛病，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藏着光明和黑暗的斗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内心的复杂性”。我们反对把人物的内心简单化。新时代人物的内心生活，正是最丰富又最健康的。
他们知道应当如何对待劳动，对待友谊、对待爱情，对待家庭生活，他们当然也有苦恼和内心的矛盾，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犯这样或那样的错失；但是他们总是努力把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作为他们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①茅盾站在相同的立场上：
选择题材中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社会意义，能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在人物刻画方面，要舍弃修正主义者按人物的本来面目描写的原则；人物身上的缺点必须表现为暂时的，可以改正的，如果无法改正，那就属于阶级敌人特有的注定要失败的象征。社会阴暗面要描绘成让读者明白这是消灭反动势力和解决矛盾冲突中不可避免的②因此当邵荃麟（1906—1971年）、秦兆阳以及其他一些人紧接着 1962年8月份在大连召开的一次讨研会，提倡更多地关注中间人物以提高生活的真实性时，他们被指责为倒退甚至是反革命活动，企图从献身于“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的英雄人物身上转移注意力，而这类英雄人物，现在据称在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批判提倡中间人物主将们的文章一直在 1964年晚期的《文学报》上连载，而且势头越来越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时所有的这类讨论当然不合适宜了。
陈登科（1918—）是个出生于农民的作家，他在抗战和内战的故事中认识了人生。他的长篇小说《风雷》（写于1964年）是关于50年代中期将合作化强加给一个落后的村子 （就在陈的家乡安徽省）的一部作品，叙述最为大胆，充满暴力。克服农民对合作化的抵制也是白危（1911—）写于1959—1963年的《垦荒去》的主题：在这篇小说中，河南省（作家1950—1954年曾在此工作）黄河泛滥成灾，留下大片荒地，党领导下的农民就是与这些荒地作斗争的。
孙犁 （1913—）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因他的关于生活的短篇小说而倍受欢迎，这些小说描写老少两代人对合作化的不同态度，这多少有点赵树理方式。
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工厂和矿山的生活始于职业作家草明、艾芜以及其他一些人，但到了50年代后期从工人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写工业题材的年轻作家。唐克新（1928—）因为是无锡人，其作品 （大多是短篇小说）是写纺织工人的。纺织厂也许缺乏一种由鼓风炉或煤矿产生的高度戏剧潜力，相对来说又小又旧的生产规模 （至少是老式的纺织机）在工人中产生了一种持续的 ①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艺报》1960 年第13—14 期，第15—37 页。 ②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 年第8 期，第8—36 页。 （原文只是茅盾文章的局部概要，而非节选。——译者）相互作用，在唐的作品中这些工人永远是嘻嘻哈哈、互相轻侮，但是到最后都互相激励着改进态度，提高生产率。 《沙桂英》是一篇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模范青年纺织女工的成长过程。她的名字取自对评书和传统戏剧的爱好者来说很熟悉的古代女英雄穆桂英。沙桂英以对集体利益的无私奉献争取了一个落后同志，她和她换织布机，情愿用差一些的机器工作（后来她进行了修理）。她的高度政治良知让一个单相思者、男性沙文主义者邵顺宝感到羞愧，当然，经过她的责任感的灌输，他接受了批评。
胡万春 （1929—）和唐克新联系很紧密，像唐克新一样，他的大部分作品仅限于短篇小说（虽然他也写过剧本和电影脚本），并且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仍然活跃于上海。胡的背景是机械行业和钢厂，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取材于此。他是个出色的文体家，能将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加以提炼，使用到作品中，他最好的一些作品关注到老工人，像 《晚年》（发表于1962年）中的顺发，他退休以后产生无用之感，而当他认识到他的工作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时感到一阵欣慰。胡笔下的年轻徒工身强体壮，有饱满的革命热情，但头脑容易发热；而那些老练的工人师傅则有一副令人敬重的尊严，因为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有一种责任感。因此发表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步高师傅所想到的》的结尾，当炼钢老师傅的生产纪录刚被他的徒弟超过时，他感到的只是满足：
天亮了，红通通的太阳，放出了万道金光。从那轰鸣着机器声的轧钢车间里，又传出了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原来杨小牛乙班的全体工人，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人们是这么高兴，这么有劲，生活呵！在奔腾地前进！①金敬迈发表于1965年的《欧阳海之歌》，现在也许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狂热的不祥前兆来读。这位年轻战士为阻止一场列车事故而献出了生命。这种真实生活中的英雄行为被说成是他在旧社会不幸的童年以及毛泽东思想对他培育鼓舞的结果。但是令人困惑不安的是：只有病态般的视死如归，不畏牺牲，才是成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由之路吗？作品明显地暴露出“三位一体”创作公式的弱点，这一公式是领导提出思想内容，群众提供生活素材，而作者贡献写作技巧。
60年代的诗歌毛泽东曾在延安《讲话》中提倡发展“民族形式”。1960年，在一篇重要的政策性报告中，周扬描述了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在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一方面继承和革新我国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使它们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使各种形式和体裁的新文艺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