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69 年9 月3 日，第3 — 8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 年5 月24 日，见《中国动态》，1969 年5 月26 日；《中国大陆报 刊概览》，第4426 期 （1969 年5 月29 日），第23—36 页。①以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在1969年6月13日给中国的照会中，苏联在拒绝中国五项条件的同时，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作了详细的阐述，建议双方在两三个月内举行会谈，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苏联的这种克制态度在照会中表现得很清楚：
苏联方面赞成下述各点： 〈1〉对边界线上没有争议的地段，双方申明一致意见，并以条约文本为基础，经共同协商，就边界线的勘定达成一项谅解； 〈2〉对发生了自然变迁的地段，双方可以根据已有的条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线进行划分；〈3〉双方签署共同认可的文件，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关于条约，苏联坚持的是“信守公约原则”，而对边界线的勘定，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变迁部分和对已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上。中国对条约坚持“情势不变原则”，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对边界的划分，也同样注重已发生的自然变迁——当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变迁。①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它们源于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立场，更源于俄国人的军事优势），谈判并未马上恢复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中国人拖延策略，且不愿与苏联人面对面进行谈判，莫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让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或者迫使其有所进展。由于1969年春末夏初边界事件仍持续不断 （这显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危险性），也由于边境河流航行谈判已表明中国人可以被推到谈判桌边，所以莫斯科决定通过集结军队、蓄意扩大边界冲突、威胁使用更严厉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判，以迫使北京就范。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1969年夏，但直到9月初，中国人仍不屈服。就在这个时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俄国人和中国人了结他们的分歧，他在河内的葬礼可为中苏双方代表提供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莫斯科马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北京不愿在整个夏季都遭受军事打击和核威胁以及中国国内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与苏联会谈。所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碰到参加葬礼的苏联代表团之前，就从河内回国了。①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 （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国），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月11日，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②的会晤。曾竭力避免与俄国人见面的中国领导人明确表露了他们的不快：会晤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半小时，而且是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市内举行的。此举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二人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恢复边界谈判，停止边界冲突。虽然双方都未正式公布机场协议的内容，但据半官方消息透露， ① 《真理报》，1969 年6 月14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9 日，第9—13 页）。这 是苏联回复中国5 月2 日的声明和6 月6 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 年6 月9 日）的一份照会。 ① 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相对的是情势不 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守信履 约。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2、13 日。 ② 同上。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奥尔盖·毛雷尔 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晤了周恩来。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议： ③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迁移活动。
对苏联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因为苏联对要谈的问题和谈判的基础作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而这也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
9月11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停止了对① ② ③中国人的抨击；边界事件未再发生；贸易谈判得以恢复；此外，两国都在采取步骤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国的大使。不过，中国人还在拖时间。
恢复谈判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人们甚至不清楚中国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西金的建议。况且，即使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的解释也会是大相径庭的。
④事实上，除9月11日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无具体内容的公报之外，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新闻记者的苏联间谍维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伦敦《新闻晚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暗示性 ③ 《世界报》（巴黎），1974 年11 月10—11 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义的理解（双方未 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 〈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争端之前，维持边界地 区的现状； 〈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界线附近的军队； 〈3〉双方通过协商“重新 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见《纽约时报》，1973 年11 月24 日（周与C。L。舒尔茨伯 格的会谈）； 《共同社消息》，1973 年1 月28 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机场谅解的执行， 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伺。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能够开始并持续 下去，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指的是双方都不 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双 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突或可能会发生 冲突的地段。周 （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那些有争议的地 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7 日。 ② 同上，1969 年9 月19 日。 ③ 1969 年9 月25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拜会勃列日涅夫 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与边界有关，其二与外交代 表须保持在大使级有关，其三是要扩大贸易规模。另据报道，10 月初贸易谈判已在进行，参阅《苏联动态》， 1969 年10 月3 日，该处转述的是一位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实际上，贸易谈判可能在8 月份就开始了，见《中国动态》，1969 年10 月7 日。 ④ 中国方面发表的公报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这不是事实。它说明北京是被迫接待柯西 金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98 期 （1969 年9 月18 日），第25 页；《远东经济评论》，1969 年9 月25 日，第759 页。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的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是中国人在东京会见了当时①的全苏工会主席谢列平。谢列平说：“中国人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看上去是积极的”以及“我们希望谈判……得以恢复”。这表明中国人尚未接受苏联的建议，甚至在9月30日尚未给予莫斯科正式的答复。据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报告，北京甚至在10月1日的国庆节之后仍未作出答复。②这时轮到中国人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恢复谈判了。他们分别于9月18日和10月6日向俄国人递交了正式信件（在此期间，苏联③显然作过答复，但内容一直未披露），最后又于10月7日和8日公开发表了重要声明。在10月7日的声明中，中国宣布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1964年中断的边界谈判。声明还说，中苏两国将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高于莫斯科最初提出的谈判级别）。声明还明确指出，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俄国或苏联违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所造成的。对此，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交换的中国地图上（未公开出版）有详细的标示。
④10月8日的声明驳斥了苏联6月13日的照会。不过，在声明的最后，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月24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月建议的许多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不过，这些原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去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与苏联的建议相去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
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人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它威胁到了伯力和其它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年 10月 20日，谈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19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①另有成员七名。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 ① 路透社消息，1969 年9 月30 日；《纽约时报》，1969 年10 月1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10 月4 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 年10 月7 日，见《北京周报》第41 期（1969 年10 月10 日），第 3 — 4 页；《纽约时报》，1969 年 10 月8 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 1969 年10 月9 日，见《北京周报》第41 期 （1969 年10 月10 日）， 第8—15 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17 期 （1969 年10 月10 日），第30—39 页。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 10 月 8、19、 21 日；《真理报》和《消息报》，10 月19 日（见《当代苏联报 刊文摘》，1969 年11 月12 日，第15 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23 期（1969 年10 月24 日），第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谈判开始后，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一至三次，而且严重①程度大为降低。总的来说，中苏双方在 1969年9月以后都严密防守边界线，同时也采取严格措施预防地区性冲突的突然发生，防止因冲突升级而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或者投入大量的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投入的都是受②克格勃控制的边防军，中国投入的则是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3月以后，双方沿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数量显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