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①略者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观察员将苏联的行②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缩。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美国的看法。正如《红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性和冒险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在的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 ‘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个①‘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应 ① 卡特总统的话引自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21 页。 ① 所有引文出自评论员文章：“当前战争危险与保卫世界和平”，《红旗》1979 年第 11 期，第 53—58 页。 ② 观察员文章：“警钟敲响了”，《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15 日。 ① 本刊评论员：“反面教员在给大家上新课——评苏联侵略和占领阿富汗”，《红旗》，1980 年 1 月16 日第2 期，第46—48 页。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年代中期起，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及 1971年 8月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重重了。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中美关系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 （包括向北京传递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展，而这①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 纵观整个70年代，印度对北京的评论就不那么尖刻了。两国关系在中断了14年之后，1976年双方又重新交换了使节。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扩大与苏联的关系，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可能没有投入过分的热情，但是，他们也不想阻止它。 1979年初，印度外交部部长 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这是近20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最高级接触。
然而，瓦杰帕伊访华期间，正值中国进攻越南，这使新德里很不愉快地想到了1962年北京与印度的边界战争。部分是因为表示对河内的支持，但也因为北京仿佛漠视了印度人的感情，访问还未结束，瓦杰帕伊就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国。中印双方没有机会认真探讨有关边界纠纷，以取得相互谅解。改善中印关系的进程遂告中断。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使中印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改善更是困难重重。新德里不愿强烈谴责苏联的行动。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剧了苏美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争斗，也使北京和新德里的对立形势越来越紧张。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既支持伊斯兰堡面对苏联潜在威胁的决心，又为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力量开辟了一条军事援助的通道。为了使中印关系有可能发展，消除主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紧张关系，进行适当的外交往来，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非常缺乏。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和解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着的，特别是80年代初，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使印度摆脱与莫斯科过分牵扯的关系。1981年4月，中国提出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谈判，北京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这年6月黄华访印。黄华的印度之行，是2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访印。同年12月， ① 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亚科夫·Y。I。弗尔茨伯格：《中国的西南策略：包围与反包围》，第63—85 页。双方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在这次谈判以及1982年5月中印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都反复重申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尽①管如此，由于没有以前的冲突，谈判中的攻击也显得更有意义。中印不太可能出现公开对抗的关系，但是，苏联不断介入阿富汗，以及印度继续关注中巴关系，严重地束缚了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 ① 杰罗尔德·F。埃尔金、布雷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边界谈判——新德里的观点”，载 《亚洲概览》 第 23 卷第 10 期 （1983 年 10 月），第 1132—1134 页。树立独立自主的形象 （1980—1982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后果。尤其是莫斯科的行动，改变了美国认为自冷战以来苏联很少“热战”的观念，并导致了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新的发展。当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争吵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80年1月初预期访问北京，这是美国国防部最高官员的首次访华，而苏联入侵阿富汗是这次访华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再把苏美关系缓和置于优先地位。莫斯科不得不为其侵略行径付出代价。卡特总统从美国参议院撤回对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进一步讨论，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卡特总统还明确强调，波斯湾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邓几年来的频频游说得到了报偿：
美国改变了所有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立场。同时，美国政府最终放松了向中国出口各种尖端技术的限制；美国在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上不再维持等距离的形象了。由此，中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价值。
然而即使在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情况下，中国的态度仍不明朗。按道理，反苏战线已把中国拖入了日趋恶化的超级大国的关系中，但中国无意介入美国和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冲突。邓十分清楚，中美关系现在是苏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是这一进程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领导人认为，凶神恶煞的扩张主义者苏联，其威胁的矛头首先指向西方和日本，其次才是中国。①1980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元旦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政治意图。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在一个重要②的政策报告中又对这种意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邓认为，80年代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要加紧经济建设”。最后一个目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虽然邓承认和平的前景仍不明朗 （“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但他仍很乐观：
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断言，“对国内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持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的同时，如何避免战争。
反霸统一战线的概念仍很模糊。最后，邓对台湾的措辞虽然是例行公事式的，但暗示了这个小岛的政治前途可能再次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争斗点。
美国的对台政策使台湾问题扑朔迷离。仅仅在国防部长布朗抵北京前三天，卡特政府宣布恢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履行了暂停一年向台湾出售新武器的诺言，而北京以为美国会在1980年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相反，卡特政府甚至暗示，美国可能向台湾提供新的战斗机。虽然北京在当时没公开抗议，但美国政府的这些言行无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使北京怀疑美国的诚意，北京原以为美国会支持它孤立台湾的政策。 ① 这一看法特别在《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有所反映。见1980 年1 月11 日《人民日报》：“苏 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 ② 邓在1 月份的论述未见原稿，所有的引文源自“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1980 年1 月 16 日），载 《邓 小平文选》第203—237 页。 （书中引文有误——译者。）总统竞选运动也日益临近。对中国人来说，美国选举程序的运行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预测。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中美关系远未达到卡特政府时期的的突破性进展，所以北京很希望卡特连任，使中美关系有一个巩固和稳定时期。可是，卡特总统日益增长的政治威望，并未给他的连任前景带来好兆头。像他的前任福特一样，他面临民主党内的重大挑战。
但更多的隐忧来自共和党右翼分子罗纳德·里根的挑战。早在四年前，里根就差一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他迅速击败了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然而，里根也不同于1976年时的卡特，他的政治态度很明确。一方面，他对美苏和解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而且醉心于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但最重要的是，里根是个反共分子，公开对台湾表示政治上的同情（事实上，尼克松总统曾派当时的州长里根去台湾，就他1972年的访华向蒋介石做解释工作，使蒋放心）。里根也对卡特政府不承认台湾的举动进行了抨击。他在争取提名竞选运动中声称，他打算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升级，有可能去掉“非官方关系”这块遮羞布。
中国对这种前景放心不下，早在里根被提名前，就开始公开警告这种举动会带来的后果。当共和党批准了涉及到对台湾关系的党纲时，中国立即认为这是对它的严重挑衅。于是，里根派他的竞选伙伴、前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向中国人解释，力图使中国人放心。尽管共和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这一招，但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仍在不安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国经过长期努力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处在危险之中，中国不得不再次估价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对美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不建立在与美国高级官员的亲密与直接的联系上。
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彻底击败吉米·卡特，这一结果确实给北京带来了麻烦。当中国猛烈抨击美国对苏联的挑战无能为力时，中国人意识到，卡特总统最终对北京采取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尼克松和福特所不及的。然而，里根不仅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多次强调要对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