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尼克松和福特所不及的。然而，里根不仅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多次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里根就任总统后不到一星期，台①北就重新提出他们对更先进战斗机的长期需求。美国对台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美国虽然不再承认台湾，并承诺与北京保持明确的关系，但它不愿中断与台湾的非官方军事联系。北京认为，美国的新式武器仅仅是给台湾壮壮胆，使海峡两岸的统一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因此，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义务的任何声明以及美台关系从非官方性质的任何升格都严重损害了北京对美国政策的信任感。这样，很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邓在领导层中施展影响的余地很有限。
为了证明中国对外政策异乎寻常的变化是正确的，邓把中国说成是落后、脆弱和极需外援的国家。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和咄咄逼人的，并号召受苏联霸权主义势力威胁的所有国家加强合作，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可能在其他问题上过分反对华盛顿，这就给了美国在不存在共同利益的地区较自由的行动权。因此，作为美国新政府把支持和发展与北京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的重要标志，美国处理台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重要决定（都是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新 ① 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台湾行政院长希望里根送新式武器”，载《纽约时报》1981 年 1 月25 日。政府逐渐解决：一是向台湾出售新式武器；另一个则是允许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武器和防御技术。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当美国前总统福特在1981年3月底访华时，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是里根政府的意图）：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新式武器，同时允许把美国的武器卖给中国。①这样，为了满足台湾对新式飞机的再三要求而不断增加的压力，与里根政府对华基本政策悬而未决的辩论汇集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不客气地说：同时向北京和台北出售武器的交易根本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是不受欢迎的。结果，预期的美国向北京转让机密技术的事被搁置一边，以待美国澄清它的对台政策。尽管北京处于潜在的危险中，其领导人还是公开提出，圆满解决中美在武器出售问题上的争执是中国与华盛顿在对付苏联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前提。
与美国的纠葛再次引起 1980—1981年冬春期间长时间的半学术性辩论，辩论的内容是西化的后果及其危害，以及依靠外国的力量对中国安全和②发展的危险。 虽然这场争论表面上主要集中在对19世纪那位改革家的评价上，但毫无疑问，这与中国对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迫切需要有关。但同时，这些需求又被对外国势力控制的恐惧抵销掉了。总之，这些争论的内容比较空洞，那些尖锐刺人的话语使人联想起1973—1974年的批孔运动中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影射批评，或者是1976年因莫须有的“崇洋媚外”罪名而对邓的责难。
因此，重新开始的、寓意丰富的辩论并不是一场重大的倒邓运动的前兆。
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他从 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和①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领导人员的变动。邓小平的这些计划到1981年初便停顿下来，主要原因：一是在贯彻经济调整政策时遇到了新的困难；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保守分子因对邓改革计划的后果产生怀疑而引起的抵触行为。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邓把华国锋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1981年底，邓又重新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主动权达到了顶点。在这次大会上，改革派牢固地控制了政权。
虽然邓的政治势力在1981年暂时还比较弱，但这并未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挫折。然而，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设计师，邓小平因在中美关系中让步过多而可能受到无言的指责。他极力避免因过分亲近西方而受到谴责。因而，是邓的政策而不是他个人重新受到检查和挑战。
对晚清政府改革的争论表明，中国的改革要冒风险，即把长期的独立交回到邪恶的、反复无常的西方人手中。言外之意是，中国的长期政策是满足 ① 迈克尔·帕克斯：“福特希望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载《洛杉矶时报》1981 年3 月28 日。 ② 关于这些辩论的典型事例见杨东梁：“‘海防和塞防之争’浅析”，载1981 年2 月10 日《光明日报》， 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 年3 月5 日，第3 — 7 页；乔还田：“有关李鸿章洋务运动的讨论 情况”，载 《人民日报》1981 年3 月30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 年4 月3 日，第 8—12 页，及乔还田：“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动中抽出去”，载《人民日报》1981 年5 月7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 年 5 月15 日，第4 — 7 页。 ① 关于此事更广泛的讨论，见H。莱曼·米勒，“中国的行政革命”，载《当代史》，（1983 年 9 月）第 82 卷第485 期，第270—274 页。这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和安全需要，避免过分依赖外国势力的危险，因西方在华利益是自私的，对中国有潜在的危害。但是，恢复孤立的政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与外界日益增加的交往中，加强中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对国家政策和邓本人都是最好的考验和挑战。
就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黑格访问了中国。中国人很熟悉黑格，他积极参与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早期计划。在里根新政府中，他和副总统布什一样，是和中国人私交最深的高级官员。黑格身为国务卿，在政府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控制权问题上，与白宫官员和国防部进行了充满敌意的辩论，并在辩论中引人瞩目。黑格也以对北京的同情而知名，他认为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在“战略上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中国人在参与美国的官僚和政策斗争中似乎不像过去那样自信。
虽然中国人无疑为黑格密切中美关系的主张所鼓舞，但黑格的意见要占上风还需假以时日。甚至在黑格试图让北京相信美国的意图时——包括美国政府公开表示，中国在武器控制清单上不再受先前规定的限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购买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中国官员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和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①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国内政，售武器给台湾。”正如一名新华社记者所评述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之间战略关系的关键是停止发展美国同台湾的超出民间关系的一切行为”。②因此，中国人怀疑美国人的意图，认为美国人没有合作的动机。在宴会祝酒辞中，黑格热情洋溢地陈述中国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接着，中国外长黄华的论调是谨慎而含糊不清的。黄华不仅没有提到“苏联霸权主义”（以往中国声明中对苏联的标准用词），而且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东和南非问题，以及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而美国和中国在上述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分歧。①而且，对于黑格公开要人们注意中美两国可能愿意扩大防务合作范围，中国人似乎不太高兴。新华社的一篇社论也明确反对黑格关于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声明和里根总统对台援助的新保证。社论声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正如社论进一步评述的：
美国朝野始终有些人在谋求使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取得国际地位。……美国朝野至今还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是讲大局的……中国会吞下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苦丸”。这显然是一种被颠倒了的逻辑。②中美两国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似乎受到了损害。在与华盛顿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开始研究切实可行的政策。
这一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7月中旬邓小平对香港一著名记者的谈话。邓小平一贯支持中国外交政策中明确体现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许会怀疑中美关系和解的逻辑，但邓小平也明确表示，他不对美国感恩戴德： ① 新华社，1981 年6 月10 日。 ② “仍是一着死棋”，同上，1981 年6 月10 日。 ① 新华社，1981 年6 月14 日。 ② “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同上，1981 年6 月19 日。美国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其实中国无求于人，……只是期望各国通力合作，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1972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③所以，中国开始寻求在未来的中美关系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本国的政治地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有必要调整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整个70年代，由于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北京不再坚持以前的提法，即赞赏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一号召是切合实际的，不再煽动重新分配地球资源了，而是不断强调需要各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对外扩张。然而，到1981年夏末，形势又发生了转变，北京重新开始批评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再次声明支持不结盟运动。1981年10月，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的22国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外交事务）重申了中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并进一步断言：“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的争夺，威胁①和侵犯了许多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至少从赵紫阳声明的意图来看，中国再次把美国和苏联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为国际安全的威胁者。
实际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北京很清楚，里根政府今后会继续考虑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时也会增加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但在后一个问题上，中国人小心翼翼，不表示过分的热情，唯恐被误认为中国默许美国重新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政府认为，不依赖美国的政治地位，暗示威胁要对中国不利的行为进行政治报复，这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和保护。
这种姿态也使中国与华盛顿恢复谈判的大门敞开着。当里根政府对台湾的防务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接近尾声时，中国官员暗示，在协商美国今后向台湾出售武器时，中国会有某些灵活性。虽然北京不能明确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中国人对美国行为的反应受这些事务的范围和性质的制约。中国也许使自己与华盛顿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与华盛顿关系内在的重要性促使北京不愿把中美关系置于危险的境地。
1982年1月，使中美关系朝更积极方向发展的机会终于来了。美国通知北京，美国同意继续与台湾共同生产F…5E战斗机，但拒绝了台湾对F…5G——一种新的更先进的飞机型号的要求。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通过暗示，里根政府规定了向台湾出售军事技术的最高限度，使北京能继续在政治上遏制住台湾。1月底，中国第一次公开表示，如果中美双方就美国最终停止向台湾转让武器问题制订一个方案，中国打算同意美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北京方面声称，非正式的保证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正式的协议，当美国向台北交付额外的武器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倒退、甚至破裂。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长期的、紧张激烈的谈判左右着随后六个月的议程，谈判涉及的内容是如何为今后的武器出售制订一个合适的方案。整个谈判期间，中方反复警告，中美关系已处在“重要关头”，有“倒退”的危险。虽然北京从未明确表示，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 ③ 见邓在香港的一次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明报》1981 年8 月25 日。此次会见发生在7 月 中旬，但直 到8 月底才见报。 ① 引文源自赵紫阳出席坎昆首脑会议后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讲话。新华社，1981 年10 月27 日。双方关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坚持下来了（包括加强防务合作）却是很清楚的。
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发自内心的抨击，特别是在美国表示继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