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相信，土地数据被低估了。
c。这些数据自包含0。202的营养成分（1981年的实际营养成分）的“标准重量”的肥料中得出。
d。这些数据是1985年的。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4卷，第342—345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85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17、19、36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4卷，第111页。
①43％。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可耕地的数据被低估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可耕地可能是在纯增长。另一方面，水浇地面积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华北平原上引入机井这一事实，而机井的引入与劳力动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言。
农村建设的主要结果，或许不是在丰年中提高平均产量，而是保障农民在恶岁中免遭旱灾和涝灾之苦。但在1972年、1978年和1980年，旱涝灾害直接影响的面积分别达到1720万、 2180万和2230万公顷。而仅在1960和1961年这两个灾年中，受灾面积就分别达2500万和2880万公顷，这是自1949②年以来受灾面积最多的。无疑，这些灾害在70年代造成的后果要比以前小，所以，一些重要成果被归功于农村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如果把它们与1956—1976年20年中所投入的巨额劳动时间相比，这些成果是微不足道的。
在如何看待劳力动员对提高农业产量所做的贡献这个问题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之一是，首先不妨评价一下现代化投入物资对提高农业产量的贡献，然后再对不能用现代化投入物资来解释的其他因素做一个评价。这个方法被 ① 《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6 卷第9 页指出“可耕地面积的数据偏低，有待于今后核实”。 ② 这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5—206 页。冠以“增长计算法”之名而为人所知，它常常被用来估价生产率的提高情况。
③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进行这些计算所需的数据是未经整理过的，而且很可能是利用那些有争议的假设获得的。然而，表25中所列的统计结果还是有启发的。如果将这20年 （1957—1979年）的劳力动员视为一个整体的话，与化肥、杀虫剂和改良的植物品种的增多相关的生物学方面的因素，可以对作物的产量总增长的将近2/3作出解中国农业增长情况表25 （以10亿1970年元计） ③ 增长计算法正规地采取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Q=F （L，Ld，K，C，t ），这里，Q 是产量， L 是劳动， Ld 是土地，K 是固定资本，C 是经常性投入，t 是时间。这里使用的规范形式包括：假定恒定的利润，把 与时间相关的方程式转化成一个简单的形式，得出如下公式：dQ/ dt=F/t＋F/C×dC/dt＋F/L×dL/dt＋F/Ld×dLd/dt ，其中，化肥是最近投入物资的代表，水 浇地面积的增长仅仅代 表了土地上的重要变化。提供的投入物资 1965—1975年 1957—1979年生物学用品 （化肥、改良的植物品种）a 8。35 22。7在作物种植中使用的劳动和扩大劳动的机器b 3。9 6。6水浇地面积的扩大c 4。4 7。7作物产量 （1970年）价格总值的变化d 22。0 35。2其余的所有起作用的因素和生产率的提高e 5。35 …1。8＇4…（1＋2＋3）＇
a。尽管由于地方条件有些不同，按养分测量的一吨化肥通常能使粮食产量增长10吨左右。化肥产量增长的情况从表24的数据可以得到。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化肥产量增长到了10倍，而且在1970年，粮食的平均收购价格提高到216。4元 （《中国农业年鉴》 （1980），第381页）。如果假定某些肥料用于经济作物，总额就会更高一些。
b。这个劳动估算包括了绝大多数以最不可靠的数据为基础的假设。农村劳动力的数字来自表24。我们假定了每个劳动者一年中将130天专门用于种植作物。这个数字是1957年的，来自《统计研究》第8期 （1958年8月23日），第8页。最棘手的问题是，在事先未对农业生产函数作出估算之前，去估算那种劳动的边际产量。一项中国的调查指出，集体劳动每天的人均（收入）值在1976年为0。56元，比1956年的0。70元和1957年的0。68元有所下降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7日）。
这些均是平均产量的数据，而既然它们在下降，这种边际产量可能要比平均产量低。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0。50元的估算作为一日种植作物所耗劳动的边际产量。
c。有关水浇地面积扩大的数据来自表24。假定水浇地每年比非水浇地能多生产两吨粮食的话，那么，按1970年的价格，每吨粮食216。4元。
d。农业生产总值的数据，在1957和1965年以1957年价格计算，在1970、1975和1979年按1970年价格计算，它们都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41页。1980年作物生产的有关数据，以1970和1957年价格计算，这表明作物生产的通货膨胀扣除率为1。35，这个数字与1970年高于1957年的1。33的农民购买价格指数大体一致。我运用1。35的数率将1957年的数据转换为1970年的价格。1975年的作物产量的数字是采取了农业生产总值的70％为作物构成的办法获得的。
e。这些数据，是通过从作物生产总值的变化 （4）中减去已被核实的投入物资（1，2，3）得出的。
释。增加的劳动直接应用于农作物生产，而且，由于使用了节省劳动的机械①以及增加了使产量增长的水浇地，这些劳动得以扩大。而如早已指出的，水浇地面积的扩大，绝大部分是通过对动力传动的现代化机井的资本投资带来的，而不是通过大量的强迫劳役带来的。关于1965—1975年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但只是说明与真实情形稍有不同罢了。对这个时期来说，留存下来的东西至少还是确实的，这意味着增长的农作物产量中有一部分并不是由于现代 ① 机械化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主要争论点。机械化的实行部分地是为了克服劳动力短缺，诸 如在一年两熟或三熟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中收获一季作物并换种另一季作物。然而， 机械化也被看做是服务于社会政治目的的，诸如：减少城乡之间劳动样式的差别和巩固集体经济。 （拖拉 机尤其在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有助于补充集体所需的劳动力。）参见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 《中国农 业机械化的政治》。化投入物资的增加，或庄稼中直接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和机器，必然另有原因。
假设稍有不同，结论也会稍有不同，然而，只有根本性的变化，才能改变主要的结论。大规模的农村劳力动员的努力，无论其对农作物生产所产生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是大还是小，都造成现代化投入物资的浪费，致使收成大减。更具体地说，如果能有效地使用化肥和有关投入物资的话，就会使产量增长一半多，而且，按照1公斤养分能生产出10公斤粮食的规律，它们能达到预期的产量。否则，肥料被无效使用，造成产量更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劳力动员进行的土地改良或许会在提高产量上作用更大。这里所重用的增长手段，不允许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解释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这两种解释中，没有一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建设的劳力动员已被证明是中国达到农业产量增长的一个成功的手段。充其量它只是农业增产的一个辅助因素。效果不大的部分原因是公社体制存在管理和物质刺激方面的问题 （公社是劳力动员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类型的农村建设工程，不是能给中国缺少灌溉系统的地区带来改良的灌溉系统的最适用的技术手段，这也是个事实。华南地区早在1000年以前便已开始修建这种灌溉系统，这些系统虽可改造，但这些改造工作所能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
华北地区迫切需要一个更可靠的水源，但是，只在少数几个地区，诸如大寨和林县所在的太行山脉边缘地区，才有可能仅仅通过劳力动员来显著扩大水浇地面积。在其他地方，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利用长江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清除很多淤泥，而这项工作只有在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方案，在长江上游兴①建堤坝和发展绿地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或者，就得像人们时时考虑的那样，必须想方设法把长江水北调，引入黄河。而在任何环境下不略施小计，几百万农民是决不会携锄荷锹，主动从事这项工作的。
农村的小型工业尽管现代化的物资投入或许会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但在1966至1976年间，这些投入物资至少多数是由农村地区很小的工厂提供的。如前文在工业战略的讨论中所提及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农村工业化的基本思想起源于大跃进期间。但大跃进的小型工业工程，设计上有很严重的缺陷。冶炼钢铁的土高炉比比皆是，便是工业重点的选择不合时宜的一个最好的典型例子。这些高炉与其他大多数公社的企业一样，既费物又费时，而生产出的价值却微不足道。到1963年，公社企业的数量从1960年的11。7万个减至1。1万个，而1966年仍只有1。2万个。②然而，1966至1970年间，社办工业企业再次处于上升状态，而且还有许多也属于小型的新兴县级国有工厂加入进来。但是，与早在大跃进时期所进行的尝试不同，这个方案并非遂领导所愿，建立在某些乌托邦的基础之上。
这个时期的关键性观念是明确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投入物资，但是，如果这些投入物资要由大型的成套引进的企业提供，将造成国家投资和外汇预算 ① 关于华北地区用水问题的讨论，参见詹姆斯·E。尼克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力工程和水力资源》； 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华北平原的潜在费用与收益”；见德怀特 ·H。珀金斯：《中国农 业的发展 （1368—1968）》，第4 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7 页。的大规模转移。而且，高额的农村运输费用，使得将企业安置在既靠近原料产地，又靠近产品用户的做法合情合理。把石灰石和煤作为投入生产出水泥，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在中国多数农村地区，石灰石和煤都小有发现，因而，将水泥厂建在发现地附近，以满足修建水渠和其他目的的要求，还是可能的。
如果工厂不大，当地人只须利用有限的外部的技术监督，便能自建工厂。修建一个能生产100—200万吨水泥的大型工厂的抉择，将会导致生产出更高质量的水泥，但绝大多数的公社要花费两倍或三倍于最初的生产费用，把水泥运到利用它们的地方。
农业机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把这些小工厂建在靠近产品用户的优越性。拖拉机和其他机械故障频仍。在工业国家，农民可以到附近的销售者所设的修理店去更换零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鲜有销售商，而备用零件也不充足，甚至没有存货。农民为了修理起见，只能将拖拉机远远运到上海或北京，但这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解决的办法是在公社用户的周围设立修理单位。但是，大修的能力包括多种最初制造这一产品所需的技术和设备，所以，把大修单位改造为制造业企业并不困难，而中国所做的就是如此。①1965至1970年，社办小企业的数量提高到4。5万个，而到1976年，数量达 10。6万个，差不多回到大跃进的水平。五种工业尤其受到重视——水泥、农业机械、化肥、钢铁以及电力。到70年代初期，中国水泥总产量的一半，或者说农村使用的几乎全部水泥，都是由小型工厂生产的 （见表26）。
几乎一半化肥也是来自小型工厂，这些化肥的构成主要是低质的碳酸氢铵。
在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关闭了许多小型企业，而这些都是属于那些浪费原料且成本高得无法允许的企业。1966—1976年10年间决定修建许多工厂，并未充分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事是，没有几家工厂是因为低效率而关闭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决定是在高度政治化的气氛下做出的。①表26 小型水 泥厂 ①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型工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