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那些只讲究化妆、衣着，只关心一己的幸福的姑娘们。但我为她过早
地跨越过少女的单纯、美丽、带着梦幻色彩的心境而感到？ 。怎么说呢，感
到有点惋惜吧。她说，她理解我的意思，然而，她愿意如此。她谈到理想，
谈到她自己的前途，她要为她的祖国、为这个世界、为人类的幸福，奉献自
己的力量——一只小鹰望着辽阔的天空在拍击着翅膀，她会飞得很高的，她
会的。
她是有语言天才的。她是马其顿人，也会说塞尔维亚语（那和马其顿
语很有差异）。在中学里学会了英语，能流利地会话。她在中国留学两年，*
Щ崃肆街钟镅浴Ｖ泄？ 。八*得很不错，包括一些土话。她说她不欢喜抽中国
烟：“太冲了。”她形容一个人的风度：“他很帅。”当我们称赞她美丽的时候，
她说：“不要阿谀奉承我。”有一次，她笑着问小王：“你也得了‘气管炎’（妻
管严）吧。”她在中国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墨西哥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她
从他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大会原指定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南斯拉夫的女同志照料我们的，她出现
后，就代替了那位女同志，经常陪伴着我们。但那些来自南美洲的诗人们，
来自西班牙的诗人们，以及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们，也常常要请她帮忙翻译
或为别的事麻烦她。当她走动时，常常被某个代表拦住。有时她正在与人谈
话，有人就在旁边守候着。而她看到某个代表需要翻译上的帮助，也会主动
地跑了过去。她几乎成为大会中最忙碌的工作人员之一了。她不得不经常对
我们说：“对不起，请等一会儿。”就匆匆忙忙走了。有几天，她伤风感冒，
头痛，但她还是忙着，唱着，笑着？ 。
她喜欢唱中国的民歌，口中常常哼着“半个月亮爬上来？ 。”、“跑马
溜溜的山上？ 。”。她还会唱两句京戏：“苏三离了洪洞县？ 。”，居然还有
那么一点韵味，使我们大笑着拍手叫好。不过，她就会那两句。她也喜欢跳
舞。有一天，我们住宿在德多夫城附近的一座高山上的饭店中。山上居民很
少。由于这是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那饭店的规模不小，设备现代化，
建筑格式却又带一点乡村风味。晚上刮起了大风，落着雨。从窗口望出去，
夜色茫茫，这就更显得室内的温暖。餐厅里坐满了客人，喝着啤酒和冷饮。
一个男歌手在五个人的乐队的伴奏下放声唱着马其顿民歌，歌声高亢，欢乐
而又略带苍凉。有几位南斯拉夫客人跳起了民间舞，后来更多的人（包括外
国客人）都参与了进去。莉里娅娜正患感冒，她站起来走了。我以为她回房
休息。不一会，她穿了一套漂亮的连衣裙，笑嘻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好
看吗？”一转身，她也卷入到舞蹈的行列中去了。她跳着，笑着，唱着，于
是，我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小姑娘莉里娅娜。后来，我也被她拉进了舞蹈的人
群中，我觉得，我也年轻了。但是，我常常没有能够合上节拍，不得不退了
出来？ 。
在离开南斯拉夫的前两天，她说：“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她说：
“这次认识你们，会影响我一生。”她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她认为我们
可以给她具体的帮助。她说：“如果回到中国以后，你们不理我，我，我？ 。
在就要天天骂死你们。”
而我们当然也会记得她的。在南斯拉夫的两个星期是难忘的，而她的
出现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回国的前夜，在为我们举办的一个文学晚会
上，我向热情的主人们告别，最后我说：“没有莉里娅娜，在许多场合，我
们就将是聋子和哑吧。”事实上的确如此。而且，她也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团
体带来了温暖和增加了色彩。——是的，我们会永远记住她的。只要她需要，
我们也会帮助她的，一如她帮助我们那样。
她和我们同机回国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委托她和一些中国作家联系。
她将作为中国作家和南斯拉夫作家之间的一座桥。
她也将是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一座桥吧。“一日不见，如隔
三秋。”当她与我们分手半天或一天后再见时，她就笑着这样说。这句话，
她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而现在，我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
波 芭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下飞机后，我对来迎接的一位南斯拉夫的女同
志说：“你是波芭吧？”她微笑着点点头，同时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那意
思是：“你怎么知道的？”
在这次出国前，近几年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位友人向我介绍情况时，
都用赞扬的语气谈到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说她对中国
客人是非常热情的。
现在她就站在我们面前，美丽而端庄。后来我才知道，她已是两个女
孩的母亲，大女孩已有十五岁了，而她依然显得那么年轻。她的明亮的蓝色
的眼睛含着笑意。
在走出机场的路上，她向我们问到了邹荻帆、邵燕祥、骆文这些她接
待过的中国诗人的近况。她的询问并不是礼节性的，而是出于一种真实的关
切。
她送我们到塞尔维亚饭店，陪我们喝了一点冷饮，安排了我们活动的
日程。为了要赶上第二天就要举行的斯特鲁卡诗歌节的开幕式，我们当晚就
要赶到斯科比，她又送我们到机场。和她只相处了两三个小时，她已留给了
我很好的印象。她虽然接待过许许多多外国客人，却一点没有矫揉的热情，
她是诚恳、亲切的。而且我感到，在她的西方的外表下面，有着一种东方人
的气质：文静、含蓄。
几天后，我们再返贝尔格莱德时，又是她到机场来接我们。南斯拉夫
作家协会为我们举行的两次座谈会和一次宴会，她都参加了。她微笑地坐在
那里，不大发言，有时用英语为我们翻译。只是在她陪我们参观贝尔格莱德
市容的那一天，我们才得到了从容谈天的机会。
那是一个阴天。她带着十岁的小女儿伊琳娜到我们住的饭店来了。一
见面，那女孩用中国话对我们说“您们好！”当我们送了她一点从北京带去
的小礼物时，她又用中国话说：“谢谢！”我们都高兴地笑了。波芭要我们注
意，那女孩有一双中国式的黑色眼睛。她告诉我们，那女孩喜欢中国人，正
在学说中国话，所以带她来看看我们。
波色没有开车来，我们是步行出去的。中途落起了雨。她犹豫了一下
后提出，她父亲的家就在附近，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稍坐。在与她父亲的交谈
中，我们得知他是老游击队员，曾经担任过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教育、文化部
长。那么，用我们的话来说，波芭也是“高干”子女了。雨住后，她领我们
参观了贝尔格莱德最大的公园、古堡和一座古老的教堂。这些地方，她当然
不知来过多少次，不知为外国客人作过多少次介绍的。但她还是耐心地、细
致地解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而且经常主动地为我们讲解。同时，我们
也像朋友式地交谈。
小伊琳娜还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什么果子送给我。波芭说，南斯拉夫
人认为，将这样的果子放在枕头下面，睡觉就可以香甜。小伊琳娜有两颗这
样的果子，一颗送给祖母了，她希望这另一颗也能为我带来香甜的梦。我要
波芭转告小伊琳娜，我相信那果子的神妙的作用，而我在香甜的梦中会梦见
她的。当波芭俯下身子翻译我的话时，我看到小伊琳娜那双中国式的黑色的
眼睛亮了起来，她转过身来牵着我的手笑着说什么。波芭转告我，她说她也
会在梦中梦见你的。
走得很累，也有些饿了。波芭引我们到一家饭店去吃午饭。那饭店在
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是一座有乡村风味的古老平房。店堂不大，只放了六、
七张餐桌。店子的招牌上只有一个大的“？”号。我问波芭，为什么用了这
么一个奇怪的店名。她说，这家饭店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作家们经
常喜欢光顾的地方。店名用了一个“？”号，恐怕是想表明作家对于人生的
探索精神吧。不过，当初为饭店命名的主人也许另有他的深意。对于我们，
这也只能是一个大的“？”号，说着我们都笑起来了。
我们边吃边谈，接触到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她的话不多，但说得很
中肯。她也不满意一些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的轻率态度，她说应该有真挚的感
情，应该有“人情味”。她说，人的美，主要是在内心，而不是衣著；当然，
衣著也不应该太随便。我注意到，她的衣服是很普通的料子，但整洁，大方。
她谈了一些过去的经历，说她在大学是学美术的，现在从事外事工作，是学
非所用。我说，这也是用她的另一面的所长吧。她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
希腊语、西班牙语。我问她：“想不想学中文？”她说：“当然想。但中文很
难，要学好，必须集中好几年的时间。而现在很忙，不可能。”南斯拉夫作
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只有她一个人，来访的外国客人很多，接待工作是够繁重
的。而且她还在自修，准备攻考“美术史”的硕*垦？ 。弧Ｋ？ 。担？ 。芟氲街泄
？ 。ヂ眯校？ 。且咽嵌嗄甑脑*望了。不仅因为她知道中国是古老的、美丽的国
家，是在斗争的风暴中成长起来的走着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
也因为那里有着敦煌、龙门石窟、兵马俑？ 。这许许多多的文化遗迹，都是
与她的专业有关的。我说，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向她发出邀请。她说，是的，
现在正在积蓄路费，那要好大一笔钱呢。我冒昧地问，不能要她的父亲给予
帮助么？她微笑着说：“父亲是可以也愿意帮助我的，但我觉得主要应该靠
自己。我现在尽可能节省地生活。”
我们是在一个深夜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她来送行。仅仅几天的相处，
我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她忙碌地为我们张罗着一些出境的事务，后来安
静地在我们身边坐着，明亮的蓝色眼睛中含着笑意。是不是也感到有一些黯
然呢，临上飞机前，她握着我的手轻声地说：“我好多次在这里送别中国的
朋友，你们每一个人走，都带走我的心的一部分。”
我说：“那么你的心差不多已整个在中国了。我们等着你的人来。”
是的，我们——到南斯拉夫去访问过的中国作家们，都等着你来，波
芭。我们将像你接待我们那样来热情地接待你，我们将像你引导我们参观你
们的河山那样，引导你来参观我们的大地，你所向往的大地？ 。
一个老游击队员
那一次的拜访完全是意外的。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陪着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游览。飘起
了雨，而且愈落愈大了。我们没有乘车出来，不得不在商店的走廊下暂避。
看来，雨一时还不会停。波芭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们，愿不愿意到她父
亲家去坐坐，那就在附近。她又加了一句：“他是老游击队员。”
老游击队员？那太好了。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我们就听到
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现在还
健在的老战士已经不多了，他们是很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尊敬的。我们当然
很高兴有机会和一位老游击队员谈一谈。冒着雨走过一条街，走上了一座公
寓大楼的第三层。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头发已经花白、胖胖的老妇人。她开
始是惊讶地看着我们。当波芭向她说了几句后，她张开了双臂，笑容满面地
请我们进房。
我们在客厅里围着长桌坐下。当那位老妇人——波芭的母亲进厨房去
为我们张罗着什么的时候，我打量着并不太大的房间。壁上挂着几幅油画。
家具并不很多，都是乌木色的，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的玻璃橱柜，
里面放满了式样不一、风格各异的工艺品，显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整
个房间显得典雅、庄重，使我能想象主人的性格。
波芭的父亲从另一间房中出来了。身材高大、挺直，穿着米黄色的毛
线衣，也是花白的头发，红光满面，两眼有神。他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
说着欢迎的话。
谈话从一般的相互问候开始，渐渐就转入生动、热烈了。波芭的父亲
说塞尔维亚语，由波芭翻译成英语，再由我们的翻译小王同志翻译成汉语。
双重翻译并没有妨碍我们感情的交流。有时候，塞尔维亚语、英语、汉语同
时在进行，反而显得更热闹一些。初次见面，而且我们是来自遥远的另一个
国家，这也并没有影响我们以诚相见。主人倒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特别热
情。在谈话中，我们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时而沉思？ 。，完全忘记了我们
不过是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