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这也并没有影响我们以诚相见。主人倒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特别热
情。在谈话中，我们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时而沉思？ 。，完全忘记了我们
不过是闯进来躲雨的，没有注意到窗外哗哗的雨声？ 。
那个老游击队员向我们谈到他是在农村度过贫困的童年的。当法西斯
的铁蹄踏入国土后，他就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从一个普通的战士逐步
成长为一名指挥员，经历过许许多多艰苦的战斗。他说，当年一些战斗的场
面，一些牺牲了的同志的面影，还常常浮现在眼前。
波芭的母亲几次为我们送来了咖啡和冷饮。她还再三向我们道歉，说
不知道我们要来，没有能好好招待远道的客人。波芭的父亲对我们说，她当
年也是游击队员，他们就是在游击队中相识、相爱、结婚的。他们并肩作战，
而当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她还要从事繁忙的家务。他们共同生活四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过争吵。他显然深爱他的妻子，并以有这样一个终生伴侣而自豪。
我以尊敬眼光看着这位笑嘻嘻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和蔼、慈祥的老妇人，我没
有想到，她当年也是活跃于山林、在炮火中出生入死的战士。
而我也没有想到，波芭的父亲是南斯拉夫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任教育、
文化部长。波芭事先没有向我们谈起，他也只是谈话中不经意地顺便谈到的。
他说，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用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过去要两、三百
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值得自豪的。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他特别
着重地谈到国家如何为消除官僚主义危害所作的努力。他说，当年自己担任
教育、文化部长时还年轻，只有二十五岁。手中有了权力，生活条件优越了，
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这样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地，
他对这一点有了深切的体会。他说，像金钱一样，权力也是可以腐蚀人的。
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需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他说，目前南斯拉夫正在采取各种方法克服和改善某些不合理、不健
康的现象。在这当中，文学艺术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建设社会主
义社会，是伟大的也是艰难的任务，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现
在，他六十七岁，已退休好几年了。但并没有闲着。他经常到工厂、农村、
学校去为青年们作报告。他还积极从事写作，已出版了十二本书。说着，他
走进另一间房里去，取了一本他的著作送给我，书名是《这一代的信息》。
叙述的是老游击队员们当年的战斗生活，他们的信念和理想。他希望将他们
一代的信息传达到年轻一代中去。
这位老战士的某些话，是发人深省的。而他在简短的谈话中，几乎回*
肆怂？ 。囊簧？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游击战士，一个政府的高级领导人，
而现在，他又是一位作家。他永远在他的岗位上。他是和他的祖国一道受难，
一道斗争，一道成长的。他已老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祖国还年轻；他已老
了，但是，他还在勤恳地工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他
还用期望的目光望向年轻的一代，通过他们遥望祖国的将来。
坐在这间庄重、典雅的房间里，面对着这位在精神上还显得年轻的老
战士，听着他的恳切的谈话，我想得很多。我又一次认识到，在生活中，斗
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着不同的方式。而人的
自我要求是永远也不应该停止的，应该达到每一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我
看看同在座的流沙河、汪承栋、王宏杰，他们也都在沉思。波芭是为我们担
当翻译的，她讲话也有一点激动。而坐在一旁的波芭的母亲，不断地点着头，
有一次，我看到她悄悄地揩了揩眼角。这位老战士显然也回想起了那些火热
的斗争的岁月？ 。波芭的父亲似乎感到气氛太严肃了，他转换了话题，邀请
我们去参观了他的书房，那也并不大，四壁都是书柜。他又和我们一道照了
几次相。我和他们夫妇合照了一张相。他笑着说：“不行，我吃亏了。明年，
要把你的夫人也请到我们国家来，我也要和你们合照一张相。”他还说了几
句打趣的话，我们都大笑了。
看看表，我才发觉已经坐了两个多小时，而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已
经住了。
印度诗人“阿盖”
神来了在这呼啸的风中。谢谢你，神，感谢你的来访不拘札节：非常
欢迎你。有朝一日，我也将来访，同样不期而至：甚至是默默无声地来临。
这首诗的题目是：《上帝，谢谢你》。作者是当代印度诗人萨琪达南德？希
拉南德？瓦茨雅彦“阿盖”（ＳａｃｈｃｈｉｄａｎａｎｄＨｉ－ｒａｎａ
ｎｄＷａｔｓｙａｙａｎ‘Ａｇｙｅｙ’），他是这一届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
“金环奖”的获得者，是诗歌节的各种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穿着印度式的灰色的长袍，身材高大，挺直，银白的头发已经稀疏
了，沿着下颚，有着半环白须。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在银边的眼镜后面，是
一双智慧和慈祥的眼睛。看到他，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泰戈尔。
颁发“金环奖”的仪式在奥赫里德城的圣？索菲教堂里举行。教堂并
不大，古色斑斓，保持着几百年以前的那种风格。在这座古老的教堂里举行
授奖仪式，是有着一种特别庄严的气氛，而且，与那位得奖的老诗人的风貌
和气质是和谐的。诗人作了诚挚的激情的发言，并朗读了自己的诗。另外，
由演员朗读了他的诗和演唱了为他的诗所谱写的歌曲。
在诗会开幕第一天的鸡尾酒会上，我就和他进行了交谈。我问到他的
年龄。“您看呢？”他带着幽默的微笑反问我，接着说：“我已经过了七十
了。”但他的精力是旺盛的，诗会的各种活动他都出席了，而且必须接待许
多来访的人。他的态度总是那样诚恳、彬彬有礼的。我说不清他的身上是什
么吸引了我：是他的东方人的气质？是诗人的风度？是哲人的深沉？我很想
和他谈谈，但又感到不便打扰他。后来有了这样一次机会：在贝尔格莱德，
诗人彼得洛夫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我们去了以后，看到阿盖也是被邀请的
客人。另外，还有几个南斯拉夫的诗人、编辑、出版家。我们都挤坐在别有
风味的阁楼上，那是彼得洛夫的书房也是接待室，大家谈笑风生，我和阿盖
虽然是促膝而坐，也很难进行个别的交谈。他只是告诉我，明天就要到英国
去，几周以后，还要到西德，一时不可能返回印度。他说，他到过许多国家，
却没有到过中国，而那是他久已向往的。
根据文字介绍，我知道他已出版了十本诗选和关于诗的书。他还是小
说、散文作者，也是出版家、编辑和翻译家。半个世纪以来，阿盖已成为印
地诗歌最重要、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我国
似乎还没有介绍过，至少，我没有看到。
“阿盖”的原文含意是“不可理解的人”、“不可捉摸的人”，那是带着一
点神秘性的。有一篇评论文字，说他是“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火热的开拓
者，一个坚定的创新者，一位不断接触新的事物的作家，他一只耳朵倾听着
来自未知王国的呼声，另一只耳朵倾听着他自己的话语——或者更准确地说
——倾听着他自己的无语的沉默”。我手头有他的一本诗选集，其中绝大部
分是印地语，只有十四首诗是用英语写的。从这十四篇中，大致可以看出他
的风格。他的诗带着一点“纯诗”的倾向。带着一种哲学式的沉思，带着一
点朦朦胧胧的美。然而，仔细地读一下，就可以看出，诗人并不是那样宁静
的，在表面的淡泊下，跳动着一颗挚爱生活的心。在前面，我们引了他的一
首诗，表达了他的超然的生死观，和与大自然溶合为一的胸襟，下面，我们
再引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态度：
宣言
爱这朵花吧，
但它要枯萎时就让它枯萎；对你生活中的一切，
用你整个生命来品尝，但要死去的，就让它死去。
年龄是游泳者的手臂；任何要活下去的人
游过去。
鲜花盛开时充满的只是喜悦，而不是欲望；我，一个走向湮灭的人愿
把这一点宣讲。
杜伊斯堡印象
我是在早晨八点半钟到达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城的。这里在冬季经常是
灰镑镑的天气。但这个早晨却有着淡淡的阳光。从香港起飞，在曼谷转机，
前后经过了１６个小时的飞行。在３００多旅客中，只有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我有些劳累，也有着一个人在旅途上的那种紧张和陌生感。所以，当我提着
行李走出机场，看到来迎接我的联邦德国友人克拉特先生时，我感到了轻松
和欢欣。他也满面笑容。我们欢呼着拥抱了。
他自己驾车接我到他家去。他住在杜伊斯堡市。那是武汉市的友好城
市。
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不过２０分钟，克拉特先生告诉我，已经进入杜伊
斯堡了。我一面和他简短地交谈，一面望向车外。马路并不十分宽阔，在两
旁高大的行道树后面，闪过了一座又一座两层楼、三层楼的小洋房，式样和
色彩都是不相同的。大街上奔驰着车辆，却几乎看不到行人。电车和公共汽
车上，乘客也稀稀落落。我知道杜伊斯堡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我看到的是一
个宁静安详的城，甚至近乎田园风光。
当我到达克拉特先生的家时，就更加深了我的这一感觉。克拉特先生
的家在六湖公园旁边。他新建的宽大的玻璃温室里布满了鲜花和盆景。一张
小圆桌的桌面当中挖了一个洞，插着一把直径一米半长的中国式的黄纸伞。
我们就坐在纸伞下的圆桌旁进早餐。天已大亮了，还点着两支红烛。在烛光
的摇曳中，我望向室外那一片静谧的深蓝色的湖水，和在湖上安详地游着的
几只白天鹅，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和旅途的劳顿。
后来，我也参观了杜伊斯堡的工业区：一个又一个高矗入云的烟囱，
一排又一排巨大的厂房。这里是欧洲钢铁产量最大的地区。我也参观了码头，
鲁尔河和莱茵河在这里汇合，如同武汉的长江和汉水；一条又一条人工河道，
一艘又一艘巨大的船舶。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它们显示了这个
城市雄伟的一面。
但我总还是不能摆脱我最初的印象：这是一座安详美丽的城。很少高
层的建筑，没有我惯见的城市的喧闹，大街上的行人远不及汽车多。式样和
彩色各异的住房的大玻璃窗的窗口，都布置着鲜花。后来，我发觉，我所到
过的每一个人家中，都是装饰着鲜花的。鲜花商店即使在较僻静的街道都可
以看到。
当然，这里也有热闹的市中心区，那在火车站附近，集中着各种规模
宏大的商店。我是在圣诞前几天到达的，那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行道的
两旁布满了临时搭起来的小售货亭，出售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玩具，色彩斑
斓。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飘荡着诱人的香味。
拥挤的人流。一片嗡嗡声中夹杂着儿童的笑叫声。在人群中，还有一
个化好妆的圣诞老人。
当他知道我是来自友好城市武汉时，高兴得叫了一声，紧紧地抱住了
我。
在克灵斯市长接见我时，在答谢致词中，我说：“我看见了在圣诞树的
华灯照耀下的杜伊斯堡，我看见了在圣诞树下欢笑的杜伊斯堡人民。”我说
的是真实的感受。而从克灵斯市长，从那个圣诞老人，也从新结识的朋友们
（我曾到十几家做客，其中有工程师、教员、大学校长，也有火车司机、女
清洁工）对我的热情接待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人民、对友好城市武汉
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诚挚的情谊。
我离开杜伊斯堡的那一天，是一个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的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驰。我想，大概很难有机会再来了，但这个安详美丽的
城市和主人们的情谊，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６日晨
克拉特博士
一般地说，人进入老年后，是不大容易和新结识的人产生深厚的友谊
的，何况是异邦人。但我对克拉特博士却有着一种亲切的感情。
是他邀请我到联邦德国观光的。１９８８年４月，他到中国访问时，
我才认识他。在这以前，我从我的在杜伊斯堡大学进修的儿子的口中，也从
几个到过杜伊斯堡的中国专家和留学生口中，听到过一些他的情况，他们都
很喜欢他。我和他虽是初见，而且需要通过翻译（我们有时也用英语对话。
他的英语不错，而我的口语很差），却交谈得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