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业蕉拥纳碛啊！ �
家长们不停地鼓掌，有一个家长拍拍导师的肩膀，指着一位正在控制球的小孩说：“看见了吧，那是我儿子。”“我儿子呢？怎么看不见？”“他穿几号球衣？”那位家长问。“不知道。”那位中年男人对身边的一位女人说：“这人竟然不知道儿子穿几号球衣，”男人又转过脸问他，“他踢什么位置，中场，前锋，还是后卫？”“不知道。”导师说。“那就好好找你儿子吧。”男人说完就不再搭理他，搂着女人的肩膀继续看球。导师看见那女人手里拎着一个很大的食品袋。他也想到校门外给儿子买上一袋。
儿子已给了缪芊，他以后想再给儿子买什么东西也没有机会了。他拎着一袋巧克力回到球场边时，球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家长们都拥在场外的浴室门口，后来，看着孩子们从门口鱼贯而出，浴室的铁门锁上时，导师仍然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他问那位锁门的教师：“怎么没看见吴童？”“吴童？”这位教师打量着导师说，“被他的父母领走了。他已经改换了姓氏。你是谁？”导师当然没能在长途车站的广场上见到常娥。他在学校耽误的时间太久，两人约定见面的时间早已过去。他往常娥暂住的医院的单身宿舍楼挂了个电话，跟常娥同房间的姑娘说：常娥在今天清晨就离开了，据她说，她要去枋口疗养院。导师当然不可能知道常娥此时已在他原来的家门口的草坪上站立了许久，在她的身边，一只条纹斑斓的虎皮猫在雪地上跑过，她的视线紧跟着它，看见它跑进一个楼道……当导师重新回到疗养院，已是下午五点钟左右。他问守门人是否见到常娥，正在对着一只锈坏了的闹钟发脾气的守门人摇摇头，然后问他现在几点钟。折腾了一天，他离开门房时已经开始打颤。守门人看见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几乎摔倒。
晚上，院长和医生来看他时，他的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他时常喘不过气，后来终于咳出一块鲜红色的浓痰。他要院长和医生签字，证明他并没有病，可以结婚。“你现在有了病，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在疗养院。”院长说。“我得回去找常娥，我一定要和她结婚，因为我离不开她，”导师说，“院长，你或许有点绝望。”“在我的教科书的第一页上就写着，精神病医生永远不能感到绝望，万一事情违反了一切准则，绝望了，他也决不能承认这一点。所以，你不必为我担心，你现在只能做好继续住下去的准备。”院长说完，就推说有事离开了。医生又陪导师坐了一会儿。导师听完院长的话，浑身颤抖个不停。他的神情又变得沮丧透顶。他的手臂缩拢垂下，咳嗽时，间或抖动一下，他的脚趾紧抓着地上散乱的书页，脑袋在肩膀上偏过来偏过去。他这副样子使医生想起了一只在风雪中迷路的鸟。
医生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些药片递给导师，告诉他，服下这些药片，脑子就会清醒。“服下这些药吧，你又成了我的病人。”医生说。导师把药片嚼碎吐到地上，他突然申辩地喊道：“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清理出浓痰之后，导师嘶哑的嗓门突然变得非常洪亮，透过洞开的门扉，导师的声音被疗养院的树木、屋顶和道路传递，所有从梦中惊醒的人都可能听到了他的声音。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导师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医生说：“你在疗养院住了半年多，所以你的身体得以康复，现在，你又生了病，这种刺耳的喊叫声就是明显的症状。”他说完就告辞了。导师在医生走后又过了多久才去教堂浴室的，准确的时间已经无法推算。
但他显然当天晚上就去了。他在浴室里洗了多少时间的澡，这一点也同样不清楚。洗了澡，他或许感到水雾弥漫的浴室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就又沿着那条通向教堂圆顶的楼梯走了上去，楼梯尽头的窄门裂开了一条缝隙，它可能是被风吹开的，因为春天降临之前风经常吹开门扉。无论如何，他通过了那道门。那个小小的圆台实际上是整个教堂圆顶的一部分，当中凸现出来，只是因为圆顶太大了，才像个平台。导师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他想到了什么问题，别人已无从知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上面跌落下来，在教堂的两个圆顶之间碰来碰去不断下落，然后就落到它们底部会合处的雪堆里。精疲力竭的导师或许曾艰难地往圆顶上爬过，但是那些覆盖圆顶的积雪又再度将他送回原处。他也可能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告他没有病，但那些从梦中醒过来的人已经重新进入了睡眠，没有能听到他的声音。导师只能在那里被雪封冻起来。
那里是整座教堂顶部的下水通道，导师埋伏在那里，不会被人轻易发觉。他要等到积雪消融花蕾初绽的时候，才能被雪水赠送到大地上来。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导师走出十三号楼那个套间的第二天午后，院长、医生和护士苏菲再来看望他时，他已经死了。这使得院长手中那张等待导师续签的住院单，再也不能派上什么用场。
15
导师死去三年之后，院方提出要把导师的骨灰盒移出疗养院。他们的理由听上去似乎很充分：两年前正式交付使用的新的墓园已被死人挤满了，这样一只无处安插的骨灰盒总是引起病人的不安。
实际上，他们仍然对导师的这种不常见的死法感到恼怒，导师使疗养院失去了一次张扬它的妙处的良机。我就是在办理此事时与常娥在疗养院相遇的。我们把导师的桐木骨灰盒取了回来，撒在学校的花圃里。没过多久，我就跟常娥结了婚。出版社邀我修订《中国民俗学原理》以备再版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放下导师的这本遗著，与她谈起许多往事。我刚刚获得了副教授的职称，所以常娥有时候开玩笑地称我为导师。
我们一起为这本书重新设计了一个封面：在一个闪耀着刺眼光环的鎏金圆顶上，导师像一只民间传说中的凤凰，凌空欲飞，在他的面前，是遍布原野的大朵大朵的金光菊。
午后的诗学粪便和玫瑰 （1）
事隔多年，有一天，我和费边谈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时，我们的回忆竟然大相径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0年代末，地点是济水河边的小广场。那天的中午，我正和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广场那边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叫声。她拉了我一下，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去那边听听诗朗诵吧。”那天参加朗诵的人很多，每个朗诵者都得到了足够的掌声和鲜花。
费边那天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一首描述罪愆、灵魂的风暴和人性的高贵的诗篇。那大概是那天朗诵的惟一的一首真正的诗篇。费边从那个临时搭成的台子上下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有几个大学生拦住了他。“我们最喜欢你念的最后几句。够劲、解气。”他们重复了他们认为“够劲”、“解气”的那几句，意在表达他们是他的忠实听众。有趣的是，他们记错了，他们七嘴八舌重复的“诗句”，要么是费边前面的那个人喊的口号，要么是等不及费边下来就跳到台子上去的那个末流诗人吐出来的打油诗。
费边听他们讲完，脸上浮出了笑意，随即甩出一个警句：“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在这之前，我已经听说费边是这座城市杰出的诗人，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和我站在一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大概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她将一瓶酸奶递给费边，说：“我也喜欢马拉美。不过我喜欢的是他的其中一首诗，《纯洁，生动》。”费边咬着吸管的嘴巴松开了。他看着她，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你说得真好。爱诗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首纯洁生动的诗。”这时候，掌声和喊叫声又响了起来，将他的声音淹没了，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却听不清他又有哪些高论。
这一天，我们三个在河边的悬铃木树荫下聊了10分钟左右。我记得他很匆忙，说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得先走一步。临走，他给我抄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有空儿，请过来说说话。”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对我身边的那个女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喜欢和一流的女人讨论问题，读二流的诗思考问题，写三流的诗表达问题。”他的口才真好啊。说这话的时候，他用食指推了推眼镜。那是一副茶色玻璃眼镜（这副眼镜我后来没有再见过）。他的鼻梁有点高，镜架搭上去，就像骑士双腿岔开坐在马背上一样。
镜框的两边向下垂了一点，使它有点像栖息在树上的鸟那下垂的双翼。费边的说法与此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我们是在90年代认识的，见面的地点是某个朋友家的客厅。他说：“如果我们在街头见过，并且像你说的那样还聊了那么长时间，那我肯定会记住你，”他还顺便开了一个玩笑，“你又不是不知道，过目不忘是我的强项。”他说，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他确实朗诵了一首诗，但朗诵的不是马拉美的作品，而是但丁的《神曲》。他说，他的朗诵没有获得掌声，因为他朗诵完之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算下来，这样的争执大概发生过七八次。
这当然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不过，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存在异议，这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成为真正的朋友的。在1991年的夏初，费边邀请几个朋友到郊外打猎散心，到出发的时候，那几个人说有事不能去了，结果只剩下了我和费边。那一天，我们漫山遍野地跑，跑得脚底起泡，也没能见到猎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回城，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因为距离远，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是狼还是狗，我先用微冲打了一阵，接着，费边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中的打兔枪的枪膛炸开了。幸亏那天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穿了防弹背心（和微冲一起借来的），幸亏费边没有把脸贴着枪托去瞄准，否则，我们（尤其是费边）非被打坏不可。过了很久。我们才缓过神来。我们互相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只伤了点皮肉，这才把心放宽。“我们和死神亲吻了一下。”费边说。与他这句话同时诞生的，还有我和费边的生死与共的感觉，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
我们搂到了一起。费边说：“挺有意思，猎物没有打着，自己却差点报销。”我说，确实有意思很像小说里的情节，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它写下来了。费边用脚试探着那杆炸了膛的打兔枪，说：“要是写到它，你最好让玩枪的人当场做鬼，起码得让他瞎一只眼。”接下来，他又顺便谈到了写作问题，他的话说得精彩，应该记下来：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蜜，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他的这种出口成章的本领，我后来多有领教。他并不耍贫嘴。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这使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述过的一本书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的火箭落点，与一名士兵从事性行为的地点，总是发生奇妙的吻合，在性行为和V…2火箭之间，仿佛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当然，差别还是有的。
对我的朋友费边来说，他既是V…2火箭，同时又是那位不断受到惊扰的士兵。认真回想起来，费边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的说法，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他确实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知道我的名字，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他大概认为，这次才算是真正的见面。在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朋友们经常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这帮人拥到谁家，谁家的抽油烟机、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如果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发现，烟雾在机器的抽动下，在人们的头顶上飘浮得很快，有如风起云涌。当然抽走和排掉的，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
这些知识界的朋友，每个都有一套俏皮而又中肯的格言，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构思好了。我记得有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谈锋甚健的诗人，他是费边的朋友，他在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时候，突然朗诵起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提醒大家也要具备这种“墓志铭意识”。“用不着提醒，这玩意大家都有。”有人立即不甘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