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成册，交给有关领导，将他赶下讲台；在职称问题上给他穿小鞋；在朋友当中造他的谣，说他出于嫉妒，拆老朋友的台……“母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真的闹到这一步，我也不是手端豆腐的，也能想办法逼他就范，”他说，“我上头有人。”我注意到，这个时候的费边经常引用中国的民谚和典籍，诸如“先下手为强”、“老虎屁股摸不得”、“死猪不怕开水烫”、“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它们言近而旨远，形象而生动，都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这些本土的民谚、典籍和西方哲人的格言、警句，经过了费边的高压锅，就成了色香味齐全的什锦菜肴。那实在是丰富的精神食粮啊。但是，有一天，费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了一通他准备对付韩明的计划之后，他突然也对自己所有使用的杀手锏做了一通分析。他说，这其实是典型的窝里斗，是吃饱撑的。他说，据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其实轮不到上帝发笑，人类自己就忍俊不禁了。那一天，他还给我谈到了铁血将军巴顿的故事。巴顿在二战时率领巴顿军团驰骋沙场，是二元对立时代的英雄，他是一个被战争异化的人，和平是他的地狱。说完这话，他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想，辞职的念头，他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接到了杜莉打来的电话。她问我和费边都谈了些什么（她这样追问，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她说，费边好像犯病了。我紧张了起来，问是什么病。她说，费边正在草拟辞职报告。她怀疑他是发高烧，烧糊涂了，就把体温计塞到了他的嘴巴。杜莉说，他的体温现在是37℃，只比正常体温高出一点，还不至于把人烧得神志不清，她不能不怀疑费边的脑子是否受到了什么刺激。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他或许是在和你开玩笑。我这么一说，她的嗓门就抬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她说：“别装蒜了，去把费礼的屁股擦了。”我赶紧把电话放下了。是不是由于杜莉的反对，他才打消辞职念头的，我不知道，反正他并没有真的辞职。在第二年的秋天，他的对头韩明被撤职之后，他的同事们都在背后议论，说费边有可能升上去，顶替韩明坐上系里的第一把交椅。这种议论是那样盛行，连我这个局外人都有点信以为真了。我以为费边之所以一直没有向我透露，是因为他想在最后给我一个惊喜。这么说吧，我当时已经打起了小九九，等费边一握住权力，我就让他帮忙把我弄到他的学校，当一个住校作家。可最后，费边让我们这些人都失望了。事后，我曾向费边谈起过我当时听到的一些说法和我自己的打算。费边说：“并不是没人要我干，上头确实有人找我谈过话，可我不想干，我想当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告诉我，找他谈话的就是主管文教的钟副市长。他说，钟市长曾问他是不是想换个地方再当官，他说不是。他对钟市长说，他也不想换地方，因为一换，外面所传的韩明是他搞下去的说法，不是真的也变成真的了。费边说，杜莉倒是想让他捞个一官半职，可他没有搭理她那么多。
我现在突然发觉，我其实无法描述杜莉这个人，甚至连她的面貌我都无法准确把握住。就像变动不羁的现代生活不可能在记忆中沉淀为某种形式，让人很难把握一样，杜莉相貌的多次变更，使我在试图描绘她的时候，显得无从下手。自从我见到杜莉以来，她的相貌就缺乏稳定性，而且越到后来变化越快。现代各种化妆、美容手术，在每一个爱俏的女人脸上找到了用武之地。它们不仅能够改变女人皮肤的颜色、松紧度，而且能使女人脸上的骨头、重要器官，甚至种族特征，在午后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变化。在费边看来，有一个若有若无的杠杆在引导女人的脸蛋，使那些脸蛋越来越标准。男人无法通过视觉来判断对方是谁了，只好依靠嗅觉，通过闻体味来判断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女人究竟是谁。可嗅觉也会失灵，因为一滴香水就能改变一个女人的体味，甚至能把一个人身上的狐臭味给盖掉。看来只好依靠听觉了。费边说，通过听觉是不是就一定能分辨出对方是谁，他是不敢把手指头伸到磨眼里打赌的，因为人的嗓子同样会变。由于各种发声方法的引进，一个女歌手在行家的调教下，几天之内，就会变调。费边说，算来算去，似乎只剩下一项判断依据，那就是习惯，但这也并不是非常可靠。马克·吐温说，习惯就是习惯，虽然任何人都不能把它扔出窗外，但是可以将它慢慢地轰下楼。费边的这段精彩的论述，显然来自他对杜莉的观察和思考。有一次，我和费边在谈起这方面的话题时，费边突然对女人的这种变化做了一点勉强的肯定。他神情诡秘地说：“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和这种变来变去的女人做爱，你时常会感到你是在帮大众通奸。一般的通奸只能让人感到惊喜，这个呢，还能让你有一种很磅礴的感受。”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1）
1993年的春天，我在济水河边的小广场再次遇到杜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费边的精妙论述。当时，我真的差点没把她认出来。她的鼻梁垫高了，新割了双眼皮，下巴似乎也动过——她原来的下巴比较短，现在变得比以前尖了。或许是由于化妆的缘故，她的嘴巴也变得比以前更大了，如果你认为青蛙的嘴巴是美的，那你就得承认杜莉的嘴巴也是美的。她连名字都改了。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她的名字叫卡拉。对一个想在江湖上混出点名堂来的女歌手来说，这个名字确实非常OK，因为它能让人过目不忘。我猜过了，这个名字果然是费边给起的。我是应费边之约，来这里欣赏杜莉的演出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听杜莉演唱。坦率地说，她唱得并不好（至少在我看来），她的嗓音有点沙哑、疲倦，唱起来也毫无激情，和我想象中的杜莉有着云泥之别。这一天，她按要求唱了一首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唱完之后，她来到我和费边跟前，征求我们的意见。她征求意见时的神态娇羞可爱，同时又显得很郑重其事，让人马虎不得。我说唱得好啊，有点老歌新唱的味道，真是有意思啊。我正担心会不会惹杜莉不高兴呢，费边接口说，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你说的是真的吗？”杜莉问我。我说是真的，照这条路走下去，或许能唱出一点名堂的。千万别怪我言不由衷，我说的这些话都是费边事先交代过的。当然，费边不交代我，我也不可能实话实说，对朋友的老婆，客气一点总是没错的。我刚讲完，费边就说：“这是根据她的嗓音条件，做出的一个基本定位。
这样搞没错，在美学上，这就叫做以丑来表现美，可以传递出一些复杂的感情，它还有点像叙事学上讲的复调。”说到这里，费边突然像拍蚊子那样，在自己的脑门上猛拍了一下，然后又像弹奏乐器似的，几根手指在脑门上弹来弹去，他的眼睛一下子显得很亮，说：“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个老家伙了。”“哪个老家伙啊？”杜莉笑着问他。“陈维驰啊。”费边说。杜莉对他那样大惊小怪很不以为然。她说，你找他干什么，钟叔叔不是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吗？费边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呢，说你头发长见识短吧，你又不高兴。不找他行吗？我可不能让你给他留下走后门的印象，我要亲自去说服他，免费给他上一课，让他知道选你参赛、获奖，是公正的选择。”陈维驰是本市的音协主席，是即将举行的大型声乐比赛的评委主任。此人在法国、奥地利、上海、延安、北京都生活过，是音乐界有名的作曲家和声乐理论家。杜莉一直想让费边带她去拜访一下他。有一次，费边正在我那里聊天，杜莉把电话打过来了，催他去找陈维驰。他说，他已经给钟叔叔讲过了，由姓钟的去打招呼。放下电话，费边就对我说，托尔斯泰那句话说得真是地道啊，女人是男人身上世俗的肌体。他告诉我，他实在不愿搭理陈维驰。他说：“陈在任何时代都是弄潮儿，从不犯错误。爱默生说，从来不犯错误的人，一定是谬误的化身。这种人是不能打交道的。”其实，就我所知，他不愿见陈维驰，主要是因为陈维驰还是个巧舌如簧的理论家，既能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也能把一根金条说成稻草。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就别想说服他，见他还不如不见，因为那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为了让自己的老婆高兴，许多天来，他一直在寻找和陈维驰谈话的角度。在他看来，角度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找角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类似于点穴。干什么事都需要找角度，写诗、打井、在公共汽车上放屁、分析课文，甚至做爱，都需要角度。做爱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合理地安排体位和角度，不但自己痛快不起来，还会惹对方不高兴。谈话也是这样，特别是和陈维驰这样的永远吃香的家伙谈话，如果你事先选不好角度，对方可能会像轰苍蝇那样，把你轰出门外，或者干脆用蝇拍把你给拍死。他是第二天去找的陈维驰。在路上，他一直在想陈维驰首先会问哪些问题，他该如何应答，然后在应答中穿插进自己的问题，进而把他摆平。他想：“我或许应该先说我喜欢他的作品。可是，如果他问我喜欢他的哪些作品，我就傻眼了，因为我只记得他的一首歌，准确地说，只记得由他谱曲的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那是些什么歌词啊，“官逼民富咦呀嘿，民呀不能呀不富”。他想，这个老陈可真他妈的是个大滑头啊，轻而易举地就把一句成语化成一贴皮炎平软膏。这是一个春天的早上，从黄河故道吹来的风沙，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被水淘洗得干干净净的沙粒，一进入城市就变成了脏兮兮的尘土，它们像桃毛一样，使人皮肤发痒。费边乘坐的面的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奔波。要在平时，他或许会对那些尘土进行精彩的分析，但眼下，他顾不上这个了，他得抓紧时间分析陈维驰的心理。陈维驰是一只狐狸，和狐狸打交道不是闹着玩的，一定要谨慎。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说，谨慎是所有德行的原则。费边想，他不能提那首歌，八面玲珑的陈维驰或许会认为他是在拐弯抹角地骂他。
怎么办呢； 总不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吧？还是需要先说一些陈词滥调的。他一时有点慌神了，因为不知道该说哪些陈词滥调。离陈维驰家不远了，他得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于是，他让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司机以为他要下车了，就把发票撕了下来。他只好对司机说他还没有到站，他只是想让车停下来，使他可以安静地思考一个问题。司机迷惑地看了他一会儿，问他需要思考多长时间。他说，这可说不定。司机显得很不耐烦，说：“不说那么多了，你交钱走人吧。我还得到丈母娘家接人呢，去晚了，那老东西饶不了我的。”见司机说得那么可怜，他就把他放走了。现在，费边站在路边，抓紧时间想着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陈词滥调这个词上。他想起很久以前，他曾在朋友的聚会上，引用过一段哈韦尔先生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段话他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能想起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句：陈词滥调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原则，哈韦尔恶作剧般的反讽使他这个引述者，在当时感到无比畅快（仅仅是引述本身就已经让他畅快了）。然而现在，当他又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他却怎么也畅快不起来。他站在路边的窨井盖上，在飞扬的尘土和杂乱的人群中，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费边多虑了，当他真的赶到陈维驰家的时候，事情远不像他事先所想的那么复杂。他和陈维驰很快就聊开了，聊的并不是陈维驰的作品，而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和陈维驰计划中的婚礼。之所以聊这个《马太受难曲》，是因为他走进陈维驰的工作间的时候，那庄严的旋律就在他耳边回响。
陈维驰的小情人把费边领进去之后，就退了出去。费边和陈维驰以前曾在各种会议上见过面，所以陈维驰一下子就把他给认出来了。陈维驰开口就问他：“费边，这支曲子你是不是也常听？”费边说，他知道巴赫，但听得很少。“起码得听听这一首，此曲只应天上有啊。”陈维驰说着，就把音量调小，给他补了一课。陈维驰说，说起来这首曲子也是应命之作，因为它是献给王后的，应命之作能写得如此漂亮，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陈维驰说，这支曲子在1843年首演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仿佛在教堂里倾听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