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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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诗学-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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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果不是这个女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恐怕就要打瞌睡了。后来,他听到那位历史学家把话题从野狗扯到了野人,谈野人和文明人的区别。让他这样啰嗦下去,一上午的时间还不全他妈的报废,我得来两句,费边想。    
      费边站了起来,拍拍那位历史学家的肩膀,说:“是有差别啊,而且是一目了然的差别。”费边这么说着就离开了座位,做出一副在上厕所之前顺便插句话的样子,说:“野人生活在自身之内,文明人生活在自身之外,这就是差别。”等费边装模作样到隔壁的卫生间转了一圈回来时,那个历史学家果然住口了。会议的组织者用感激的目光瞧着费边,并要求他上场。费边这天的话不多,他重复了他以前的看法,将晚报副刊上的专栏文章定义为小品文,并指出这是一个小品文的时代,小品文必将大行其道,搞大部头(著作)的人没有理由瞧不起小品文。他说庄先生说了,“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万物并育,并无伤害之理。接着,他从小品文说开去,谈到从大到小的转变,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方式的最明显的转变。他说,这其实是一个诗学问题。根据当天的发言记录,他的那套话整理起来,大致如下:一切都在发生从大到小的转变。哈贝马斯提出从大写真理到小写真理,罗蒂提出从大哲学到小哲学,新历史主义分子提出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福科提出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大师们的看法并非妄下雌黄,而是他们对世界体认的结果。诗歌呢,是从大诗到小诗,连厕所都有从大到小的转变问题———火车站的厕所从大茅坑改成了坐便。垃圾也是,从垃圾堆到袋装垃圾。刚才的那位前辈谈了一会儿狗,其实这个问题在狗身上也存在,你们看现在的街上跑着多少猫一样大的狗杂种啊。讨论会难道不是这样吗?也是,你们看,咱们现在开的就是小型讨论会,带有窃窃私语的味道,万人大会都是做样子的。    
       顺便说一下,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厌烦大老婆了,已经开始时兴搞小老婆了。“小老婆”三个字是大家一起喊出来的,小会议厅顿时出现了欢声笑语的局面。他的学生鲁姗姗,也站了起来为老师精彩的发言鼓掌。费边注意到了这一点,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她当个小老婆倒是挺合适的。大家都鼓动费边再讲一段,费边招招手,对大家说:“小品文大家梁实秋先生有一句话,我不敢忘记:上台发言就像女人穿裙子,越短越好。”他的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讲完话,费边没有立即离去。他想再呆一会儿,和久违的鲁姗姗聊上几句。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是个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向他借火的时候对他说:“我是听说你要来,才赶来的。”费边说:“我差点来不了。这个鸟会要是放在明天开,我就来不了啦,因为明天我可能去北京。”他们低声聊着,过了一会儿,那个朋友突然问他:“韩明是怎么搞的,怎么说死就死了?”费边盯着对方看了一会,揣摩他是不是要借攻击韩明和他套近乎。后来他搞明白了,韩明服用了大量的利眠宁,真的已经死了。费边的一个说法看来是可靠的,因为他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他说,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去医院接女儿的时候,曾想过去骨科病房瞧一下已经皈依了基督的韩明。事实上.韩明出事之后,费边已经去医院看过他一次了,那一次是我陪费边去的,去时带的月饼,就是我从家里拿的。那个时候,韩明还没有皈依基督,还喜欢气急败坏地向别人展示他那条剩下了半截的左腿。韩明见我们进来,先让我们看了看那条腿,然后就说费边来。    
    


午后的诗学那首诗叫《声音》(3)

     这一天下午,在其余的时间里,李辉一直显得魂不守舍的。为了稳住他,费边给他放了他喜欢听的杜莉的录音磁带,情绪恍惚的李辉第一次对杜莉的歌声表示了不满。李辉说:“这不像是卡拉的声音,这也不是美声。美声的意大利文是Bel canto,意思是美的歌唱。美的歌唱应该是得到完全控制的、精巧的声音,而她却在嚎叫,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费边认为李辉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你大概不知道,这都是她的那个老师教出来的,那个叫靳以年的家伙,使一批歌手,都变成了嚎叫派,他引进了疯狂,而拒绝了理智的抒情。那个老家伙还狡辩说,观众和电视台的导演需要的就是这种声音。”李辉离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费边送李辉下楼,看到济水河边的小广场上正放焰火庆新年。李辉突然说了一句:“韩明的魂要是真的在天上飘着的话,一定会被这焰火呛得无处藏身。”    
      这个时候,费边才问李辉怎么会和韩明认识。李辉说他当然认识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了。“这么说吧,他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他。”李辉这么说的时候,韩明的骨灰大概还没有完全冷却。在这样的语境中,费边对李辉的美好印象又加深了,他觉得李辉真是机智、幽默、可爱。他当然不知道,李辉在狱中写给杜莉的信都是由韩明转过去的。用韩明的老婆黄帆的话来说,就是韩明不光替李辉转信,而且还替李辉做爱。就我所知,韩明死后,黄帆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为自己身体的忙乱寻求注解。我最近一次见到费边,是在鲁姗姗的生日晚会上。我记得那天下着雪,到了中午,天地之间,已是白乎乎的一片。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路面上挤满了各种车辆。车辆开走的时候,油污和煤屑已经将路面染得污黑。    
      午后的时候,费边打来了电话,劝我出去走走,他说在雪天能感受到诗意和大自然的恩惠。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要我先去一步,他把手头的活忙完就到那里和我碰面。我问他正忙什么,他说他正写一封求爱信,写完之后,还得去一趟药店,他正拉肚子呢。我给他开了句玩笑,说拉肚子是减肥的最佳途径。他说,他的看法和我不一样,每拉一次肚子,他都会感慨万千。“以前拉的多好啊,盘旋着上升,上面还有个小小的教堂的尖顶,有着内在的韵律和东方式的美感,现在呢,喷得到处都是,简直不成体统。”我问他是不是在给鲁姗姗写求爱信,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不过,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他倒在电话中给我念了两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小说家和符号学家艾柯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对现代爱情诗学的精妙论述: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爱上了一个知识女性,他不可能对她说“我真的爱你”,因为他知道,同时他知道她也知道,巴巴拉·卡特兰已经写过这句话了。解决的办法并没有穷尽,他可以对她说:“像巴巴拉·卡特兰所说的那样,‘我真的爱你’。”亲爱的,如果你不知道卡特兰是谁,那你可以把“卡特兰”三个字换成莎士比亚、但丁、屈原、瓦雷里、胡适、马拉美。    
      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把它换成费边。面的向西郊的方向开去的时候,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费边那激情洋溢的声音。面的在一个我很熟悉的路口停住了。我这才发现它就是原来的那废弃的兵工厂所在地,现在它是中和晚报社的地皮,周围的那一小片农田,由一圈广告牌圈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我在门口等着费边(不得不等,因为站岗的门卫不允许我进去),直到我变成了一个雪人,也没有等着他,又来了几个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来参加聚会的。由他们领着,我进了那个大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要参加的就是鲁姗姗的生日派对。走进电视台演播厅里面的一个贵宾休息室,我看到了我以前的一女友。她是跟她的丈夫一起来的。一看到她,我就想起了她小肚子上的那道像稻草一样细的疤痕,我想,她大概也对她的丈夫说过,那道疤痕是割阑尾留下来的。她正在和丈夫跳舞。越过丈夫的肩膀,她看到了我,并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在那里和似曾相识的人喝茶聊天,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鲁姗姗过来问我费边怎么还没有到,我说他大概正在路上。“他可别误了吃蛋糕啊。”鲁姗姗说。旁边一个朋友说:“耽误不了的,他要真赶不上,他那份由我来吃。”鲁姗姗笑了起来,她问大家是想喝干红还是想干白。    
      贵宾休息室的旁边,就是厨房,所以每样菜端上来的时候,都还是热气腾腾的。大家举着酒杯,祝贺鲁小姐生日愉快。喝酒的时候,音乐放小了,但我还是听到了卡拉的声音。那是一首通俗歌曲中的几句,它夹在《蒺97明星联唱大回旋》的带子里,大概还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之所以能听出来,是因为那歌词我很熟悉,它是根据费边的一首短诗改的,那首诗原来就叫《声音》,我想我以前的那个女友大概也听出来了(费边曾向我们两个人念过这首诗),否则她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讲起费边的故事。她讲好多年前,她曾经在济水河边的小广场上听过费边的诗朗诵,他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听众给了他很多掌声和鲜花,后来才知道搞错了,因为那鲜花和掌声本来是要送给另外一个诗人的,而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现在的丈夫。她的故事把每个人都逗乐了,大家都说呆会儿要再听听费边怎么讲。有几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已经放下酒杯,跑到门口的台阶上去了。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1) 

    仪式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用“恍然大悟”一词造句,咣的一声,门被跺开了。又是付连战,他是枋口小学的校长。这家伙跟犯了什么病似的,门都懒得敲一下,说进来就进来了。当然,在我们抓耳搔腮造不成句子的时候,他的这种举动,并不让我们反感。虽然我们都知道语文教师乔凡新现在很恼火,校长一走,他就会把邪火发泄到我们头上,但那毕竟过一会儿才会发生,眼下,还是先来对付这个付连战吧。    
      上午,姓付的已经玩过这一手了。那时候我们上的也是语文课,乔老师刚把我们默写的课文收起来,他就跺开门进来了。他用手指头敲着门口的一张课桌,说:谁说知青是驴,给我站起来。这话好多人都说过,所以没有人站起来。付校长看形势不妙,就换了个方式发问。为了加重语气,他不慎把粗话都说出来了:是谁最先说的?驴日的,给我站出来。这一下当然更没有人站起来了。因为大家没有站起的资格。这话最早是村支书说的,村支书在大会上说过之后,才以语录的形式传遍全村。    
      最近几天,姓付的一直在公社开会,他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村支书的语录,村支书的那段有关知青和驴的话很长,其要点,大致如下:知青们来咱们村干什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什么叫接受再教育?就是说,他们是驴,已经调教过了,可是没有调教好,需要我们再来调教调教。村支书的话,涉及知青和驴的,就是这么一段。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村支书是在打比方。村支书虽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比喻,但他却会使用比喻。    
      其实,当我们鹦鹉学舌地说“知青是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使用比喻。没有学过有关比喻的知识,就已经会比喻了,付校长应该高兴才对,完全没有必要跺门、瞎喊、说粗话。但话既然说出来了,他就打算继续说下去。他走到讲台上,又说了一遍:知青是驴,是谁先说的?驴日的,有胆就站起来。不站起来?那好,等我查出你,你就搬着板凳回家。搬着板凳回家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事,谁都想搬着板凳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谁都愿意站起来当场亮相。不知道是谁先扭头看乔红军。肯定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先扭头,别的人才像鸭子一样一起转头去看乔红军的。乔红军是村支书的小儿子,他爹不在场,大家只好看他。乔红军一下子哭了起来,鼻孔下面鼓起两个气泡。随着他的哭声,那两个气泡忽大忽小。乔红军的鼻涕是我们全班的同学共同记忆。去年,我回枋口探亲的时候,我在村口还见到了他。他的鼻子下面现在清理得很干净,我跟他说了十分钟左右的话,他掏出餐巾纸替儿子擦了好几次鼻涕。时过境迁,现在该轮到子承父业了。    
      看来,流鼻涕也是会遗传的。乔红军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那么一哭,付连战就傻眼了。付校长付连战一定认为是乔红军先说的。他在讲台上愣了几分钟(这期间,他的手没有闲住,至少掰断了十根粉笔,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然后说: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是谁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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