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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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诗学-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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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然后说: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是谁教他的,以后我会查清的。你可以接着上课了。他对站在讲台一侧正往烟锅里装烟的乔老师说。    
      乔老师没有讲课,而是让我们互相检查刚才默写的课文。谁查出对方的错误,就可以朝对方的脑袋上敲一下。无人能够幸免,谁挨的都不止一下,这使大家立即互相怨恨起来。现在,付校长又跺门进来,他要干什么?有人下意识地摸摸头顶,也有人扭头去看乔红军。付连战这次没有发火,或者说,他没有把火气发出来而是藏在肚里。他说,听说有人称知青鬼子,谁再这么胡说,就把谁的嘴贴上胶布。他说什么叫鬼子你们懂不懂?日本人和美国人才叫鬼子,知青不叫鬼子,知青叫什么?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他们是来枋口建桥的,在济水河上架上一道桥。其实把知青说成是鬼子,并不是枋口人的说法。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付连战的村子里的人的说法。付连战的家在官压村,离枋口有二十里地。那个地方的小孩看到许多知青都留着小胡子,就把他们和电影中的日本人联系了起来。其实大家都见过胡子,大家没见过的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只在嘴唇上面长不在下面长的胡子。付连长这次是先下手为强,或者说,先给大家注射预防针。认真说起来,枋口人把知青称做鬼子,是从付连战开始的。这是乔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    
      关于付连战,乔老师说过一些很精辟的话,至今我们仍然印象很深:付连战的前两任老婆先后死了,乔老师说,那是因为老付的那玩意儿不顶用,让大家旱死了;付连战的头顶是光的,乔老师说那叫鬼剃头,是那两个旱死的女鬼给他剃的,女鬼被他气成神经病了,本来是要揪他的那玩意儿的,临下手的时候弄错了,等等。乔老师说,他太懂老付了,老付肚子里有几条蛔虫,他都知道。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2) 

     现在想起来,校长付连战那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布置接待任务。他说知青们明天就到,大家要和村民一起到路口迎接。他要求同学们明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洗脸。老付还说,洗脸的时候,顺便把脖子洗一下。有的人的脖子已经变成黑车轴了,这是不好的。老付说的没错,在夏天,我们每天都要跳到河里洗澡,但我们从不洗脸。不但不洗脸,我们还要把脸上涂满河泥,像泥鳅一样在河岸上走来走去。    
      当然,女生除外。老付交待过任务,又对乔老师说,你去写标语吧,今天的课不上了。乔老师说,这堂课上完他就去写标语。老付愣了一下,说:我说了,不上课,写标语去。老付的命令是对的,这课不能再上了。我们都不想再上了,上下去只能是我们吃亏,乔老师肯定又会拿我们撒气。所以,尽管我们都讨厌老付,但老付话一出口,我们就欢叫起来。当时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不妨顺便提一下。付连战话音一落,就有一个人从教室的后门跑了出去。    
      那个人就是写这篇小说的李洱。我在大家的欢叫声中,跑出教室,直奔乒乓球台。乒乓球台用砖头支在几棵榆树之间,课余时间,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奔向球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人追上来,就想:这球台今天非我莫属了,我想和谁对打,就和谁对打。我站在球台边,用树枝扫着上面的树叶和鸟粪,同时想着,先满足谁的要求,让谁来打,是福贵呢还是万龙?球案扫清之后,我就坐在上面,一边摇晃身体一边等待福贵和万龙他们来给我说好话。    
      摇晃给我带来一种眩晕感,使我感到非常舒服,于是我就摇得更厉害。球台也跟着我摇晃起来,到后来,是球台在带着我摇晃,即便我不用力,我的身体也在球台上扭来扭去。我在球台上又呆了一会儿,眩晕感消失之后,我突然有点害怕。别以为我是害怕球台倒塌砸伤自己,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相信在它倒塌的一刹那,我会像一只鸟那样突然飞离。一直没有人从教室里出来,是这个事实让我有点害怕。现在,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付连战好像还在教室里讲话,同学们早该出来了,可他们现在却在教室里喊着口号。又过了许久,他们才出来。他们排着队走出教室,然后又挨着墙站成两排。    
      乔凡新在喊着口令,同学们在向右看齐、稍息、立定、向前看。他们都看到了我,可都没有什么反应。我从球台上跳下来,站在榆树下,想:我究竟是过去还是不过去?跑过去还是走过去?跟乔老师报告一声再进队伍,还时直接进队伍?我这么想的时候,脚已经带着我往前走了几步。乔老师突然转过身。好像他的屁股后面长有眼似的,他看见了我的移动,突然转过身,命令我原地踏步,然后立定,然后向前走,走到球台跟前,立定,向后转。这期间,同学们嘻嘻发笑,像看猴那样发笑,像被谁胳肢了一下似的发笑。然后他们就把我忘了。他们在乔老师带领下,喊着冗长的口号,他们越喊越兴奋。他们每喊一句,我的嘴巴也要条件反射地动一下,可是我无法把整句话重复下来。    
      第二天,他们都到村南的路边迎接知青去了。我的父母和全村的大人也去了。我的父亲负责敲锣,天不亮,他就站在院子里复习敲锣的技艺。出门的时候,他敲两下锣,赶紧用手捂住,然后再敲,这样循环往复了几遍之后,他对我说:你们学生中谁负责敲锣?没有定下来的话,你跟乔凡新说一下,说你会敲锣,跟你爹学的,比谁敲得都响,能给他增光呢。可我怎么去跟乔老师说呢?我对父亲说:爸,我们只喊口号,不敲锣打鼓。父亲说:不让学生敲也好,他们敲不成,光会瞎敲。父亲这话是对母亲说的,母亲抱着我弟弟,跟父亲往村南口去了。现在到了这篇小说“仪式”这一章里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我所说的“有意思”,主要是说这一段故事比较滑稽。滑稽必定可笑,可我当时却觉得一点也不可笑。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3) 

    事实上,我当时还因它的“有意思”而受了一点皮肉之苦。这么说吧,正是所受的皮肉之苦,使我加深了对这段故事的记忆。那天,全村老少涌向村南口迎接知青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无事可干,打乒乓球是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可是没人和我对打。以前我倒是喜欢对着黑板撞球,可是教室的门都锁死了。教室的墙按说也可以凑合着用,但我从小就带着唯美主义的倾向,凡事都不愿凑合着来。我只能像一只野狗那样在校园里溜着墙根乱转。后来我发现了校长住室后面有小片菜地,里面长着一个半大的冬瓜,几株尖椒,几棵丝瓜。这片菜地以前我曾光顾过,为了翻蚯蚓钓鱼,可我不知道它是菜地。看见这里长出了可以毁坏的蔬菜,菜地这个概念才确立起来。我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只能给它以小小的破坏。将它们连根拔掉,是不行的,因为他会追查到我。谁都明白,这一天全村人只有我一个无事可干。得考虑到时间因素,也就是说,我所干的事,应该不给人造成是这一天干的印象。    
      屁股后面的一把削铅笔刀提醒了我,我用小刀在冬瓜上面挖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口,将三角形的瓜皮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放在地上,然后我把小鸡从短裤旁边掏了出来。我往里面尿一点,等它渗下去之后,再尿一点。后来渗不下去了,我就把多余的尿尿到了尖椒上面,这使我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我的小鸡跟尖椒的形状有点类似,差别只在温度和颜色。尿完之后,我把那个三角形的瓜皮又放到原处。为了让它能彻底还原,不影响它的长势,我捏了一点土放到上面,像给它上消炎粉似的。后来,我就朝村北的济河边走去。我往那边走的时候,心想:现在他们在村南干什么呢?很可能已经接住知青鬼子们了,知青们长的是什么样子呢?对未知事物的猜测,使我显得更加孤单。我坐在河岸边,望着河面,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害怕。那时候已到正午,在正午的旷野里,一个孩子莫名其妙的恐惧,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当他们在河面上出现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这更使我惊惧起来,我一下子在河岸上站了起来。我往河边走了几步,确信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之后,我的恐惧才去掉。他们乘坐着两条小船,往这边漂。两条船就像一个巨大的镜面上水银剥落的两个斑点。那两个斑点,会发出尖叫,带着标准的普通话话音的尖叫。我听到这种尖叫声,老毛病又犯了,嘴巴条件反射似的,一张一闭。后来,我不由自主地也尖叫起来。他们就是村里正在等待的知青。关于他们上岸的情景,关于我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可以写成一部书,像克洛德·西蒙受普桑的绘画作品启发写成的《双目失明的奥利翁》那样的一部书。我现在只想拣一个细节说一说。他们上岸之前,不光看我的脸,也看我的腿。我的腿被岸边的流沙深埋着,看上去就像没长脚一样。为了让他们知道我长有脚,我把脚从沙中抽了出来,然后把拎在手中的凉鞋套到脚上。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要搞错了,我们枋口人都是有脚的,跟你们一样,都有腿有脚。船又拐回去拉人了,他们是第一批,河那边还有一大群人。我注意到他们中的女人都很白,女人一白就漂亮。我们把女人漂亮叫做白。当然,这里的语义有点混杂,有些女人并不白,可她长得顺眼,我们就仍然说她白。因为是初次见面,我还无法把这个女人与那个女人分开,她们一白,就让我找不出区别了。我领着他们往村里走。我没有把他们领到村支书家,而是把他们往我家领。在到达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把他们关在门外,往厢房跑去。我在屋里转了一圈,跑出来,对他们说:我们家没有人,你们走吧。他们都笑了起来,问我他们该到哪里去。我说到乔红军家里去。乔红军?他们说他们不认识乔红军。我只好对他们说:乔红军就是那个拖着鼻涕虫的人,他是村支书的儿子,大人们都说,村支书小时候鼻涕也是最多的。他们还是坚持让我带他们去找红军。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乔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词,“恍然大悟”。我恍然大悟,他们刚来,还不知道乔红军爱流鼻涕。我把他们往乔红军家引。乔红军家的门上着锁,我只好把他们往村里的大庙引。大庙就是祠堂,因为它很大,就叫大庙。我知道人们经常在那里开大会,看电影。“知青是驴”这一名言,就是在那里诞生的。那里还经常开斗争会。有一次,一个外来的木匠和村里民兵营长的老婆睡了觉,被捉住了。人们把木匠带到大庙前打了两天。那两天,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喜笑颜开。那个木匠不把睡觉叫睡觉,    
      我们都没见过火车。我不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大人们也没见过火车,但他们却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你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知道的。我把他们往大庙引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问一下,他们这些知青是不是见过火车挂钩。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失望,他们说火车倒是见过,但没见过挂钩。路上遇到了村支书的老婆,也就是红军他妈。红军他妈看到我们,突然叫了一声“娘啊——”,扭头就跑。我继续把他们往大庙引。在空荡荡的大庙前,我感到有必要跟他们说点什么。我突然想起几天前乔老师曾对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说,知青们连什么叫大粪都不知道,他还说他是听付连战说的。那次他们还提到了大粪坑。大粪坑是枋口村人村南那个用来储存牲口粪、绿肥的大坑。他说知青们来了,肯定认为大粪坑是来存大粪的,他们不知道,大粪坑是说粪坑很大,而且里面偏偏是不存大粪的。许多年之后,我又想起乔老师的话,我才理解,乔老师实际上是想出道语文题考考知青们的水平,他出的题是让他们划分词组结构的。那一天,我感到跟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粪是很有必要的,免得他们日后出丑。我说:大粪就是人屎。我说过这话,他们毫无反应。我又重复了一遍,他们还是没有反应。他们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面,没人说话。他们都看着我,我从他们的眼神上判断,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坦率地说,我当时急坏了。我只好蹲到地上,嘴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然后用手背擦擦裤裆,站起来,指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说:大粪。我做这番动作的时候,突然获得了一种优越感,一种由于知道“大粪即人屎”而生长起来的文化优越感。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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