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
2004年01月12日 12：55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
最近这两年来，有一个概念非常盛行，叫做全球化。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我们知道，全球化的政治我们有一个联合国，UN；全球化的经济，我们有一个WTO。那么，在全球化的经济和全球化的政治这样一种态势之下，有没有一个全球化的文化？面对全球化的这样一种经济、政治，甚至是文化，像我们中国这样的，过去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地区应该怎么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有复古主义的，有激进的、后现代的，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者，也有比较强烈的保守主义者，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中都在进行交锋，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和融合。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人的声音显得很特别，这个人他旗帜鲜明地扛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旗，他的观点引起了大家格外的注意。那么我们今天把很勇敢的，扛这一面旗的学者康晓光先生请到了现场，今天他要给我们大家演讲的标题是“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
康晓光 教授
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
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和“国家与社会关系”。
王鲁湘：好，康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感到很好奇，您作为一个学者，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广西的一个很贫困的地方做了一个县长，做七品芝麻官。做这个七品芝麻官的时候，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关注民生、民权、民族问题的这么一个学者，你在那个地方怎么施政？
康晓光：实际上我做的是科技副县长，是挂职的，说老实话，没什么实权，所以不存在太强烈的施政问题。当时主要是为了帮助县里去实施和落实世行的扶贫项目，是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之所以要去呢，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当时在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这是我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再者，我个人主张，当我进行一些社会问题研究的时候，不是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所谓的客观的一个旁观者，我更多的愿意参与其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而且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去影响和改变这个社会现实。
王鲁湘：您那么关注贫困问题，是不是从小出身于贫困家庭？
康晓光：我们家应该说不算太贫困，因为我父亲是在国家机关工作，我妈妈也在学校里工作。考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也不懂，就是哪一门分数考得高，然后就报考哪个专业。因为那一年碰巧数学考得特别高。1981年我高考，基本快满分了，这样的话就报了数学。后来，我对什么东西一旦变成一种强制的时候就非常反感，基本上，我很喜欢数学，但学完数学，我就再也不想碰数学了，我也很喜欢生态学，学完生态学，我就再也不想碰生态学了。
王鲁湘：就是从您的学术的履历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你的学术研究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从你的学术理想来决定你的某一阶段的学术兴趣。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一旦对这个东西感到厌倦了，或者感觉这个东西对你有一种强制性了，你就马上抛弃它。因此，你的学术履历中间，你看你的年纪并不是很大，可是你的跳跃性就很强，那么这和一般的学者做学问，积累性的那种治学方法好像有点儿不太一样，你是跨学科、跳跃的东西很多。
康晓光：不过，我想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说我本人实际骨子里还是对这个社会的现实非常关注的，我始终反对的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我不认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当你这个国家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你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孤芳自赏，在象牙塔里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觉得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
王鲁湘：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学术立场当中间应该有一个民族本位。
康晓光：不是民族本位，应该有一种社会关怀，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说，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作为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一点的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对社会的改善、对社会的提升或者人民福祉的进一步的提高，应该有所贡献。因此，正是这样，所以当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机会的时候，我就很快地走向了社会科学这个领域。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学的东西在变，但是实际上从我从大学校园出来之后，我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这个是没有变的。
王鲁湘：那是不是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使你在最近开始关注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
康晓光：对。
王鲁湘：好。下面就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康晓光教授给我们做“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的精彩演讲。
康晓光： 我想用康有为的一段话来开始我的演讲。在这一段话里，康有为就问，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与中国生死与共呢？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是怎么结成的呢？康有为说，首先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高山大河，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而是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数千年的文明教化，还有无量数的圣哲精英。有了这样一些自然的、血统的，还有这样一些人文和文化的东西，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观可乐，这样的话，当这些中国之魂融入一个人的身心的时候，当一个人缠绵爱慕于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才能跟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才能和中国生死与共。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文化，才能被人所热爱、所留恋，并且为之向往。我想康有为的这段话，他把文化民族主义的精髓阐述得非常精辟，而且充满了激情和感情。
我首先想讲一下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还有就是现代的民族概念，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和整个的工业化，和市场的成长，和全球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在市场扩张，在一个大工业的时代，它会产生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这样的一些概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主要的解释就是，工业社会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大规模生产的社会要求人员，他在大范围内，在不同的时间之间要进行流动，同时要进行交流。就是说，随便的两个人遇到一起，他能够进行沟通，通过一些语言，一些抽象的东西进行面对面的，在短暂的一些交流中达成一些合作所必须的信息交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样的话，就需要一种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文化，应该可以用白纸黑字来表达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一个广阔的市场，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生产，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它很多部落、种族、部族这样一些机构，它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所以怎么样形成，在一定的，尽可能大的空间范围内、地域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呢？这样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这是从工业，就是生产技术本身，衍生出对统一文化的需要。而对文化统一的要求本身衍生出对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要求。因此，现代化的经济，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我们中国来说，你要想维持一个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样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而且小学和初中它还是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这个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同时，需要强有力的法律的保护。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的话，这样一套机构，这样一套机制，你是根本运转不起来的，钱你都没有，没法儿运转。而且一个国家，它也是垄断了它的文化，就像垄断了暴力一样。在它的地盘内，只许宣扬它喜欢的文化，不许宣扬别人的文化。比如说什么是国语？什么是第一语言？什么是母语？都有强制性的规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往往既有一些民族国家，然后又有一个民族文化，同时它配合一种大规模的现代工业。
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格局问题，目前存在着三种看法：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这种全球性的文化将普遍适用于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基本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样一种理论认为经济是决定一切的主导性的因素，经济决定论。全球化往往伴随着，首先这种全球性的技术扩张，一种高效率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那么全球会形成一种比较相似的技术体系，甚至基本是完全一致的技术原理，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所以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这样的一种生产技术的话，很可能决定相应的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的所谓的上层建筑，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相反会激发地方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这也是一个比较风行的观点。它强调本土性，强调地方性的反应。下面我要讲一下亨廷顿的观点。
还有一种认为，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全球性的文化将会出现，但它只是一种浮在表面的文化，而本土文化还将在深层次支配人民的生活。就是说这样一种全球化，全球共同的经济生活，一种紧密的、频繁的这样一种国际交流的话，它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规则，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所以，这种规则在政治上，可能体现为联合国，在经济上最典型的就是WTO，它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和规范。语言上，可能是英语，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它认为，真正的能够把你，让你生死与共的，对你的情感有强烈冲击的，可能还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地方里，在潜移默化的社会化过程中，赋予你的那样一种本土文化，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
现在我想就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亨廷顿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第二种观点，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亨廷顿把文化和现代化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的现代化，还有一部分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分开。他认为在技术的层面、在工具的层面，他把它归结为叫做现代化；在终极层面，在价值的部分里边，叫西化，他把它叫做西方化。
他认为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大概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拒绝主义。比如说我既拒绝现代化，又拒绝西方化，这样是一个保守的、封闭的、拒绝一切变化的一个社会。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他叫做基马尔主义。基马尔就是土耳其特别著名的一个开国元勋，国父，也是进行改革西化的一个领袖，同时土耳其的改革基本上是比较成功的，就是说他在工具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他也成功的进行了，完成了终极文化的西方化。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亨廷顿叫改良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是说，一个社会它伴随着工具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在初期，它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西方化的过程，但是当现代化达到了相当成功的一个阶段之后，它就开始反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初期，它是西方化和现代化并行的，但是当它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当军事和政治的实力逐渐强大的时候，从社会层面的一种自信开始回归，对本土文化的一些自信，一些民族主义的东西开始膨胀，这个时候它往往开始拒绝西方化，开始更多的从它的本土、传统和历史中去寻找一些在终极价值观、道德规范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改良主义是走过这么一个倒U字的曲线。
他还总结了另一种模式，他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有一类社会它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任何的进展，但是它在价值终极文化方面西化的却很彻底。
亨廷顿分析，他认为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是走向了一种改良主义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我讲一下文化与全球的经济竞争和全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