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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谈一下，我们如何来复兴儒教。我这里就比较坦率地说了，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继承康有为的事业。我想从当前来看，最紧迫的，当前来看，要采取四项必要的措施。我认为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的学校教育体系。不光是中小学，中小学应该把我们的《四书五经》比较系统地读一读。同时我认为，凡是与公共管理有关的课程，大学里的研究生的课程，也应该列入进来；同时我也认为像党校、行政学院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学员也应该系统地学一学这些东西。第二，国家也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我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第三，儒教进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宗教。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社团，建设一个文化传播的网络，然后以这一网络为基础建立一个文化中国。这就是我大致的一个想法，先跟朋友们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想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坦率的交流。谢谢。
王鲁湘：谢谢康教授精彩的演讲，我想康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也好，包括里头涉及到的问题也好，肯定是极具一种冲击力的。其中，我想和康教授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谈到了文化民族主义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一种必要性，是吧？因为是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间维持一种民族核心竞争力，我们过去更多地关注于它的经济的层面、技术的层面，甚至于制度的层面，但是却很少关注它的文化的层面。但是刚才你已经说到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它的软力量，这个软力量其实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文化价值，包括它的制度文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对内有一种凝聚力，对外，它进行对外的一些国际事务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说辞。它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居于正义在手的这样一种立场，因此在这一点上看的话，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当前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竞争的时候，很有用的一种软的力量。
那么我想问的一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出过百家争鸣。到了后来佛教传入，而且在我们中国本土又产生了道教的东西，然后隋唐以后出现三教合流。然后到了明末以后，其实基督教文明也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到我们国内里头来，到了后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更是大规模的，可以说是整体地进入到我们中国。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实际上一个中国文化的与自己的，和国外的几次的这样一种融合、冲突之后，我们中国文化已经变得非常博杂，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传统，那么在这个中间您为什么独独选择“儒家”文化，而不是锁定在其它的上面？
康晓光：如果我们真要是到源头去找中国文化的话，无论是道家、法家、墨家这样的一些东西，它的生命力、它的影响力和儒家都不可能相提并论。所以，如果从我们本土这些东西去找的话，可能那就是儒家了，而且确实儒家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还有我们回头谈儒家的话，主要并非说要吸收它所有的东西，而是它要与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比较融合那些部分。显然我们不会说，女同学都要（遵从）三从四德，这些东西倒是不会了。我觉得这个儒家中它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精神，它强调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关怀和责任感。比如它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一些东西，强调每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然后强调那种自我的修身，然后逐渐地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而且比如说他承诺，所有的人经过你自身的努力，你都可以成就，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成圣”，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样一些东西它是超越时间的，也超越一些生产方式。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来说，中国人要有一个精神家园，要有一套道德标准来规范和约束你自己的话，除了儒家，你还要到哪里能够找到这些东西呢？会不会有比它根基更深厚、更有生命力、更有用的东西呢？我看找不到了。
王鲁湘：因为您也说到，其实您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继承康有为的事业。因为我记得康有为之所以要提倡孔教的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在游历了整个西方世界，回来以后产生这个思想。他观察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其实很大的，日常生活中间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没有一种固定的宗教生活，而西方人有一种七天一个周期的这种固定的宗教生活，他看到西方人这种固定的宗教生活以后，他感到很感动，他认为这恰恰是西方人一种凝聚力的所在，正好是它的这种文化的力量的所在。所以他希望我们也以七天为一个周期，然后建立周期性的这样一种宗教生活，他认为这种宗教生活能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说了八个字，第一个“剔其天良”就是老是每天提醒你的良心发现，然后是“养其哉肃”，就是培养你一种非常恭敬的，对待神圣事物的一种毕恭毕敬的感情。这一点的话，我想的的确确是宗教文化所具有的一个特点，为其它的世俗文化所不可具有的。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中国人，和有宗教信仰的、有国教的国家一些民族的人，最大的区别其实就在八个字上头。
在这一点上，我想听听在座的大学生的意见。假如现在康教授的这个建议，这个构想，在我们中国变成了现实，就是儒家重新被确定为一个国教，而且我们每天要像西方的基督徒一样，过一种比较制度化的宗教生活，你们会有什么看法？
康晓光：我强调一句，这个国教不等于必须（信仰），国教的前提也是信教自由。
王鲁湘：也是信仰自由，因为在西方国教的国家里头信仰也是自由，这是一个前提。
观众：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美丽不在于中国的那种山川的美丽何其美，还在于它的多元化的那种文化。中华文化初步形成于隋唐时期的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文化中，中华文明的博大在于它的包容性。我想我们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如果像康教授所谓的，儒教主义的那种文化统一下，我们会不会失去我们少数民族或者更多文化的一种存在性？那么失去它，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单一？
康晓光：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信仰是自由的。中国历来宗教非常多元化的，各种宗教在中国并存，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在过去也是如此。所谓的国教与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就是说政府应该给予它优惠的条件，比如说税收上的减免，甚至给它提供财政的支持，甚至比如说政府可以购买它的服务，比如说社区的扶贫济困，进行一些社区服务，比如说政府要花钱做的一些事情，我可以给儒教的组织，由它来负责，帮着政府来做，这样的话可以强化它的功能、增加它的吸引力等等。也就是说允许一种多元的竞争，但是政府对自己选择的国教，包括社会和政府给予它一种不平等竞争的条件，给它很多优惠，让它去发展，并不是说不许别人去竞争。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的话，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对外来说你可以是一个国家独立，或者是国际冲突和对抗的一个资源，对内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如果它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的话，也会导致中国内部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此我们更多的强调文化民族主义，不是那种以种族、血缘、血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且这个文化本身它也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兼容并蓄的一个过程。
王鲁湘：好，我想下面请这位女同学来谈一谈她的看法。
观众：康教授，您好！我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不反对说把儒教当作一种国教来推行，因为我也觉得，从儒家思想上有很多对于人性的一种解释，还有对于我们人生归宿的一种理解，特别对我们现在这种迷惘的状态很有作用，但是我想问一点就是说，就像曹文轩在那个文章里面讲过的一样，儒教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它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样的一种思想，它更多的就是一种内敛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跟我们现在激荡的年代有点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推行这种儒教文化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需要的这种锐意进取，还有创新的精神，跟儒教一种比较内敛之间的一种冲突？
康晓光：我觉得各位对我的看法不必当真，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看法，一家之见。
你说儒教中有很多内敛的东西，但实际上，我觉得骨子里，儒教中也有很多非常积极的、进取的东西。你比如说他对仁人志士的肯定，他对舍生取义这样一些立场的坚持，像孔子说士志于道，像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的那样的一些标准和情怀，我觉得那样的一种东西，它所宣扬的那样一种英雄气概，那种勇于承担，那决不是现代的时髦青年的这点儿冲动能够相提并论的，那种真正深沉的那样一种承担和勇气，那样一种可以为你所信仰的主义和真理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样的一种精神，所谓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些人格上、道德上的追求，我认为还是非常积极的，特别强调一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些道德上的教导，我觉得并不矛盾。
王鲁湘：今天康教授的演讲非常得精彩，我想在这里向教授再最后提一个问题。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大学生和电视观众，我们现在为什么就迫切地需要文化民族主义？
康晓光：简单地说，第一，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它需要一种凝聚13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的东西，那么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同时，这样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构造一个无所不在的文化中国，而这样一个文化中国，可以为中国的全球经济竞争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国际政治竞争当中，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全球背景和中国现实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前提下，我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选择。
王鲁湘：好，最后对您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个考验，只允许用一句话来总结您今天的演讲，一句话，可以想一想。
康晓光：意犹未尽。
王鲁湘：意犹未尽。
王鲁湘：好，感谢康晓光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请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谢谢！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