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埋草治沙的农民告诉我，无偿治沙占用了他们太多的劳动成果，可家里种了20亩地，毛收入也只有3000—4000元。除去各种开支、税费后，家里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一点钱交了孩子的学费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对于种田的开支，农民抱怨最多的是农田灌溉水费、农药、化肥、电费太高，一年获得的收入几乎被这些费用耗尽了。
治沙得不到补贴造成农民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民勤红旗村一位叫王克福的农民，他种了11亩地，毛收入7000元，支出种田成本2000元，4口人共交了税费400元，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支出300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1000元。
他家房顶用木头支撑着，上面铺上草后用泥土糊在一起。地上只铺上了一层砖，家里除睡觉的床和衣柜外几乎没有值钱的家具。门前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等够一家人吃的菜。早上吃面条，中午吃几个馒头，晚上仍然煮几碗拉面，几乎不上街买菜。可以看出，收入低使他几乎远离了市场上的消费。
银川常信乡乡长董志敏对我说，乡政府的收入主要是靠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一年能给乡财政带来40万元的收入，而维持乡政府的正常开支得200多万元。缺口靠县级财政补贴一部分，缺口不能全部弥补使常信乡累计欠债360万元，除欠银行20多万元的贷款以外还欠工程队的款项。
董乡长说，欠款增加主要是因为修建乡村水渠、乡街道、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投入如大棚蔬菜。实际上，乡财政根本就没有财力用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体现自己的政绩不得不靠借款维持。
有限的财力使乡政府不仅还不清沉重的负债，而且还拖欠乡村官员的工资。财政紧张是乡镇面临的最大压力。产业化调整本意是想给农民增加收入，但产业调整投入巨大，乡财政无力承担。
利益的驱动把乡镇官员推向了既想扩大财政收入，又陷入负债与财力不足的困境。乡镇街道、排水等公共设施建设，如果争取不到项目的投资，乡政府就只能再想办法。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2） 改变乡镇财政危机的一个现实选择是，费改税以后乡镇官员的工资能否由中央财政负担，因为他们也是公务员。农民向政府上交了税收，乡政府又无财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难道乡镇官员的工资不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吗？
资源被过多占用又得不到补偿的农民，如果不是靠出外打工赚一点钱回来，他们贫困的家庭将无以为继。我到银川新联村采访时一位姓康的农民对我说，他家有10口人，种了19亩地。2003年受干旱的影响，水稻他只种了5亩，每亩大约收1000斤，每斤5角，玉米收了600斤，每斤4角，500斤小麦每斤6角，2003年交农田灌溉水费510元，500元税费。
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大约1万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每亩种地的成本是300元，19亩地的成本得3000多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是2000元，一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一年开支2000元，这样算下来他的毛收入几乎花完了。
如果不是一个儿子在银川打工，家里几乎没有钱用于其他开支。要将他和家里人投入种田的劳动时间加进去，他干了一年还是亏损。
他告诉我，他生产队里的农民有200多人，经济收入大部分处于中下状况，种田只能维持温饱，几乎没钱用于其他消费。村里收取水费村民被动上交，村长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收这么多。农民与乡镇官员根本不存在信息对称。
在新联村我还看到，一位身体瘦弱的农民吃力地将稻谷粒打下来。他说他家种了7亩水稻，成本就花了2000元，即使把这稻谷全卖了也抵上不上一年的支出。
他说完后显出满脸怒气，这怒气仿佛是透露了他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收获，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税收的无奈。已是70多岁的他在用土砖砌成的房子里住了40多年，里面是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具，他沉重地对我说，建新房子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土地被政府以开发的名义征用以后，农民面临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我在银川唐来水渠附近采访时，一位农民过来对我说，他家的三亩地被政府征用，每亩只给了2万元的补偿。他虽然拿到了6万元的补偿，但土地被征用后他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村里也不管他们的出路，他去城市打工不仅干的活很累，而且还拿不到微薄的收入。他家有一个孩子在银川上高中，另一个上初中，两个孩子一年的开支加起来得8000元，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得6000元，征地补偿的6万元已经用去了一半。
他感到这笔钱用完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依靠，孩子上学又靠什么维持？一想到这他就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惶恐，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出路。
而他们被政府征用的地到了开发商手中，就不止每亩2万元，很可能是几十万元地向上升。工业资本集团从占有农民的耕地中获得了财富的直线上升。
农民面临的是土地资源减少、负担加重和种田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那些在土地上难有收益的青年农民只得弃地而去，到城市谋求生存。留在家里的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与破败不堪的房子为伴。乡村在沉重的压力下，损耗过多补充过少，陷入已经无力支撑的局面。
银川光明村郑书记对我抱怨说，上面给乡村压下来的任务太重，甚至使村民无法承受。费改税后，他村子里的农业税是按亩产800斤收24元，农民由此减轻了负担。
郑书记说，费改税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大部分能按时交农业税。还有一些农民认为税收不合理，拖延不交税。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并受乡镇压力的村官，只得自己先拿钱把税交上去。
农民是在卖了粮食以后交税，他们交的税是确定的而粮食的价格却充满了波动。粮食价格的低下意味着农民要拿出更多的粮食出卖才能交够农业税，税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粮食价格不由农民掌握，使农民的付出常常高于他们的收入，风险全都压到了农民头上。
郑书记说，不搞义务工村里的公共设施就无人来建设。不出义务工的农民就得按人头收取15元，但农民有抵制，认为基础设施要由政府出资修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
过去向农民强行征收的教育集资费、计生费和卫生费等费用，使村官员在财政上有了一定的支配空间。费改税使他们失去了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村官向农民索取费用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但郑书记忧虑地说，费改税后不能向农民收费，村里的公共建设就无钱投入。村里有时不得不贷款，光明村已累计欠下了12万元的债务，包括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村里出租了几间房子一年能收上1万元。
郑书记一年的工资只有2500元，公干收入有限使他不得不种了10亩地。毛收入一年只有7000元，除去种田成本5000元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开支得1万元。如果不是他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
过去村官员的工资从农民收取的各种杂费中获得，费改税后郑书记的工资由镇政府发放，镇政府有时也拖欠他的工资。靠村官来向农民收税的乡镇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拖欠村官员的工资，势必会影响他们完成收税的积极性。乡镇官员也需要他们将政府的意志传递到农民头上，他们不可能直接去向分散的农民收税。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 看上去陕西神木县黄土庙村耗费了42万元修建的三层办公楼，给陕北荒凉的黄土高原带来了一点繁荣，但它背后的代价是欠着银行贷款与工程款各10万元。一个受干旱包围、农民收入来源极其有限和如此贫困的村子为何要负债建村办公楼呢？
面对我的疑问，村党委呼书记说修建办公楼除用于村办公以外，还对外出租。目前出租给工程队每年能收回3。5万元。已引进5 家企业到村子里来投资，三家水泥制板厂、一家砖厂，向5家企业出租土地1700亩，一年能收入10万元。
黄土庙村有320口人，村民人均5亩旱地，主要种玉米。亩产只有1000斤，人均收入800元。前几年干旱导致村民颗粒无收，干旱的逼迫与保持生态的需要使村里有1649亩地退耕还林。
刚开始时，村民不愿意退耕还林，担心退了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在给予粮食补贴后村民感到退耕比较划算，因为退耕不用种田粮食就有了保障，而种田遇到了干旱就全无收获了。
还林后村民开始养羊。村里共养羊350只羊，人均只有1只。数量如此之少使农民一时很难指望靠养羊致富，他们还是要靠给当地修建公路、挖煤炭赚钱。
呼书记进一步向我解释，黄土庙村的地都是荒地，种粮食根本没有多少收获，而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工业资本能给村子带来一些经济支持。村民认为建村办公楼能给他们带来经商的机会，在预期利益能实现的情况下村民也同意建办公楼。
呼书记还算了一笔账，地荒着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出租后荒地增值带来的资金能够解决村办企业缺乏资金的矛盾，村民也能在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摆脱贫困才更有希望。
呼书记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确能让村里的农民分享到工业增长带来的财富。地处公路边的黄土庙村，公路是把财富延伸到农民手中的一个途径，同时将处于贫困包围的农民与城市联在一起，使农民能把生产的产品通过公路运往城市，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与城市工业文明的融合。
随着公路的延伸，陕北那些住在窑洞里的人，他们的视野越过了大山的阻挡向着城市文明聚集；而处在荒山中的农民不但无法获得便利的生活，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价。神木县马镇合河村的农民在黄河冲击形成的土地上种上了红枣和玉米，获得了一点收入。
我到合河村采访白永伟时，他正在加工从村里农民那里收购来的2万斤红枣。收购红枣的3万元钱是他从信用社贷的款，加工以后每斤能卖到3元钱。2003年，他种的红枣收了3000斤，每斤卖1。2元，玉米收了2000斤，每斤卖0。4元，他说村里每棵枣树产量最高的能达到200—300斤，一般产量在50—60斤。
红枣加工后他能赚到6000元，自产的红枣值3600元，他一年的毛收入有1万元，可买种子、化肥、农药得400元，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8000元维持，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一年得2000元开支，一家人的生活一年要2000元。
将他与老伴投入的200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按20元计算，一年投入的劳动成本是4000元，这样算下来他一年还是亏损6400元。他说，负担最重的还是孩子的学费。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他还向别人借了2万元。面对沉重的债务他只能每年靠加工红枣还债。
马镇靠近黄河，全镇有1。9万人，人均耕地只有3亩，有6000亩地依靠着黄河边。全镇红枣种植有2万亩，2003年产量大约有600万斤，产值大约1000万元。养有9000只羊，人均收入只有1300元，全镇有200多户从事红枣加工业。
与其他镇一样，马镇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的公共建设，还要依靠县级财政补贴。神木马镇中学校长高志强告诉我，学校一年得到的经费只有15万元。教育资源的紧张使有些班的学生达到了70人，美术和音乐几乎没有教师上。即使做试验一个班也得分两次进行。学校现有965名学生，按每个班35人计算，学校至少要扩大一倍，而资金从何处来？
高校长说，有600名学生在校住读，每个宿舍达到了18—20人，比较理想的是8—10人。我在高校长的办公室里发现，他的办公室一半办公另一半供自己住宿，另一间房子是他妻子和孩子住并且里面还要做饭。
他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收入，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感到有些失落，但他还是想在这种简陋的空间内，营造着他振兴农村教育的理想。
四面被大山包围的马镇几乎没有发展工业的优势，学校要获得教育资源的支持非常困难，这样的学校能否给处在深山里的学生一个走出去的希望呢？
如马镇这样教育资源处在严重短缺中的现象，在黄河流域还有很多，这实际上是公共财政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当地工业在单一、低效率的国有产权中运转，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使教育资源处在严重供给不足的状况中。
绥德县枣林坪镇农民却没有马镇农民那样幸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