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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守着文化遗址过穷日子 同样的衰退还出现在渑池仰韶村，这里出土了被考古人士称之为有6000多年历史的石器文化，但这种历史上的荣耀掩盖不住今天仰韶村农民由于贫困走不进现代文明生活的悲哀和教育落后给村民带来的文化断裂。村里有几个70多岁的老人在民国时期上过私塾，却没有走出黄土地到外地创业。
仰韶村王村长说村子有1300多人，大部分村民靠种地为生。连续干旱了8年其中三年的大旱使农民播下去的种子钱都没有收回来，即使有收获也只是亩产100多斤。种田不能维持开支，他还在渑池县城承包修公路带领村民打工。
村长说自己在“文革”中只上到了高中，而他的三个孩子同样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可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还能读到师范毕业。由于战争父亲只能回到村里务农，使他的知识无用武之地。
传统的教育观念使父亲过去教导他要种好田，为人要老实忠厚，却没有给儿子一种向外创业的勇气。由于他接受的教育不多，不能理解到父亲所学的知识，造成文化在他们之间没有得到一种有效的传承。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父亲才意识到种田已经解决了不了贫困的问题。
乡镇官员为应付上级财政增加的需要，将村民人均收入上报为1000多元。而实际上村民人均收入不过百元。由于仰韶村被列为文化遗址，村里想办企业得不到批准。
村长说村里最贫困的农民家里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家具。中午吃面条，晚上锅里放点玉米粉煮一下就吃，不到逢年过节农民几乎吃不到一点肉。村里像他这样能在外面承包工程有经济实力的人不多。
村里有10多户农民交不起农业税。为完成上级任务，村长说，有时自己得先垫上，代交的钱已达到了500元。完不成上交的税，村长要承受乡镇官员施加给他的压力。他已任第二届村长，由于村里很穷，村民对选举没有政治热情。当选后面临着交税的压力，甚至当了村官农民交不起税自己还得先付出，经济利益的考虑使农民觉得当选村长得不偿失。
村长觉得他能得到村民的信任的理由是，他承包修公路能给100多个村民带来打工的机会，同时还向水利部门争取到资金给村民打井接上了自来水。过去没有水吃时，村民要到外地拉水吃。有两个组直到1998年才用上电。虽然有线电视接到村里，可农民拿不出200元的接入费，致使农民还看不上有线电视。
他透露，乡镇给他们村下达的农业税是5万元，上交税收是按1958年每亩500—600斤产量定的，而这是当时虚报的产量。多年干旱的种植环境实际亩产大约200—300斤，费改税时他向乡镇提出这个产量不确切，可乡镇官员说这个产量来自上级下达的任务，如果减少他们就会完不成目标。
由此，县向乡镇下达，乡镇将指标压向农民。由于按当年虚报的产量定税收，实际上要农民承担更多不合理的费用，造成费改税后农民负担由原来30多元现在上升到40多元，不但没减少税收反而增加了。
村长还透露了按过去产量定税收的原因，有些村由于城市开发占用了土地农民不交税，而仰韶村土地没有减少，乡镇官员就把税转嫁到他们村子。结果，种地的仰韶村农民承担的税比地减少的村要多，导致农民分享不到费改税后的好处。
村长说，要想与乡镇保持一致就得接受他们的指标，可他是农民选举产生的却不能对农民的利益负责，权力的不对称使他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
村里的自留地有100亩原来种苹果，村民想把这些地要回去，可村委会不同意导致仰韶村有100多名农民去县城上访。农民人口在增加而地不可能增多，使农民的种植资源减少，迫使他们极力想要回被村委会占据的土地。
实际上，村委会占有这些土地有他们的经济利益，以前这些地每亩以40元承包给农民一年就能收4000元。这些收入用于村领导开会、吃饭、交通和招待支出，现在村委会在上面种上花椒树想进一步扩大收入来源。
有了这种经济利益，村委领导当然不想将地归还给农民。仰韶村两个组100多农民想要回这100亩地，相对于有乡政府支持的村领导他们的力量还显得很微弱。最终，他们也没有从村委会要回这些地。
对于仰韶文化遗址，村长说村民们都很想开发旅游带来一点收入。可写好的开发报告有关部门说要先交10多万元才能向上申报，而种地只能维持生活的农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他曾两次去北京找文物部门，想争取到资金搞仰韶文化遗址开发，可他都是失望而归。他想在村里搞个矿石加工厂也得不到批准，因此他们的开发愿望只能是一个梦。
仰韶村是由村民抬起头能看到村北部的韶山而得名。三面是深沟一面是韶山挡住的仰韶村，使农民的种植、交通和生活都极为不方便。
即使有了现代化的收割机器，但收获粮食不够维持生活的仰韶村农民也用不起这机器。他们还得靠牛或以人工耕地、收割，他们的农业还在原始中演变，这难道不是古老的文化衰退的表现吗？
村长说他对仰韶文化的理解也并不深，只是说在这里出土了几千年留下的石器。他说，因保护仰韶文化遗址不能进行工业开发，外部的资源进不来，农民只能在在黄土地上继续消耗。
自1961年仰韶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列入重点文物保护以来，村领导换人换届也必须将保护文物的责任承担下来。不准在遗址边打井、建房、耕种，全村土地共有1800亩而遗址就占了400亩。
农民为了生活要在地上打井、耕种、建房就会与保护遗址发生冲突，以至造成村水电、交通不便，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阻碍，同时还给农民在精神上造成了损害。
过去村民祖祖辈辈住在潮湿的窑洞里，村民想从窑洞里搬出来建新房子，但上级说要保护遗址没有批准村民的请求。
一直到1982年农民才从祖先住过的窑洞里搬出来。他们先建起的是土砖用泥土糊成的草房。不从窑洞搬出来建新房，村长说，村民们娶不到媳妇。到1995年经过改革积累了一点资本，农民才建起了砖瓦房。这样经过几代人的窑洞生活，村民才告别了象征着贫困的窑洞跨入到砖瓦房中，这是他们祖先几百年以来在农业文明中漫长演变的表现。
面对困境仰韶村的农民疑惑地说，住在仰韶村真倒霉，拥有仰韶文化的知名度，却不能享用它带给自己利益。守着文化遗址却在荒凉的黄土地上过着穷日子，文化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个虚幻的精神满足。
79岁的村民王凤璋出生在窑洞里。他和父亲、爷爷三代人在窑洞生活，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他过去曾在村里一个破烂的土砖房学校里读私塾，学的不过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这样的知识能给孩子们带来多少创造的意志？几十年过去后他的孩子也在这样的学校里只读到了小学，儿子与他一样只能在黄土地上走着同样的种田之路。
他家里的一个柜子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另一些家具也有几十年了，再看不到其他的现代设施。陈旧、简单的房内仿佛看不到20多年的变革给他家带来一丝现代化生活的气息，一切仿佛还停留在一个遥远原始的简朴时代。
一个村民说，村里并没有什么变化，青年人都忙于到外面赚钱，缺乏一个有能力的人把村民带向现代化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仰韶文化铺了一条路通到村里，村民不知要在泥土路上走多少个岁月。尽管他就住在仰韶村，但他不理解这文化对他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足以去认识仰韶文化，只不过是出土的几块石头、陶片，那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得种几亩地维持生活。
为了使仰韶村从贫困和原始的生活中走出来，村长说，村委会一直在争取资金修建公路、上项目打井，同时为解决因保护遗址使村民负债的问题，村委会极力争取上级部门能给予资金支持。
古老的文化遗址没有使村民走向现代生活，仰韶村的教育也同样落后。仰韶村小学王校长说，如果不是1996年中国商检局出资40多万元为村里建了一所希望学校，孩子们还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房子里学习，这所学校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它墙壁破损已经无法再用。
学校共有学生100多人，只有7个教师实际上需要12个。一些教师是民办教师，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培训，造成学生在美术、音乐等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来的青年教师是支援教学，一年以后还会回去，剩下的仍是老年教师在支撑，这使仰韶村小学得不到稳定的教学资源。
没有优秀的教师，仰韶村的学生处在知识供给的短缺中，阻碍了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从村里的孩子读高中越来越少中得到了证明。王校长说维持一年教学大约得8000多元，费用来自学生交的学费、杂费、课本费，大约每个学生得交120多元。学生考到了全县第一名要给教师150元的奖励，这样能激励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仅奖励一年大约需要4000元。
家庭困难使王校长尽管自己是一个教师，却使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能接受高等教育。前十年村里很少有孩子能上大学，现在每年也只有几个，但大部分只能上到初中就不得不回到贫困的乡村。
贫困导致孩子们不能获得教育，形成了老一代文盲没有消失又出现了新的一代文盲，这进一步导致仰韶村经济和文化的衰退。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权力逼迫下的签字（1） 依山而建，俯视洛河，曾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占地18万亩，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历经400多年富裕12代的康百万庄园，给巩义市康店镇康南村的农民带来的不是一种自豪而是面对拆除房子后的无奈和痛苦。
康店镇一位退休教师康靖说，康家曾以洛河、黄河从事运输业将当地土特产、粮食运往外地，兴旺之时康家有100多条船航行在洛河及黄河上。
康家的船队北到北京南到扬州，西经黄河入渭河到达关中，将关中的棉花沿黄河运到山东，同时将江南的布料、瓷器运到黄河西部。他们依托沿黄河流域开设的店铺能将各地货物迅速销售，这种以河流形成的贸易使康家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利用清政府与白莲教之争，康家承担了为清朝几十万大军运输物资的任务，以尽忠的商业意识提供服务，这场战争为康家获取了大笔财富。
康家的眼光仍停留在农业和商业上，没有将资本投入制造业，这使康家尽管积累了巨额资本，却并不能给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他们的孩子也不过是学习简单的计账，没有产生改革社会的思想家。
1949年以后，这个家族被政治运动分解，财产的没收、消失与人员的离散，使康家的辉煌如门前的洛河一样永远地消失。一个乡村自治文明的进程被打断，被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
土改时，康家的资产被分给村民。康靖说，他家分到了几亩地及家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家留下的字画在文革被当作“毒草”化为灰烬，而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样板，气派壮观的康家庄园却得以保存下来。
土改时，康店村人均有1亩多地，现在却下降到人均只有几分地。耕地在不断减少，可人口却在急剧增加，农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酷，他与孩子一家10多口人住在两间窑洞里。
家庭贫困使他父亲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家庭的文化传承从这时就出现了断裂。他只是在康家给农民办的免费学校读了小学，只有三个教师要教100多个学生。读的是国文和数学，这样的教育质量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知识。
1956年康靖考取了河南大学中文系，当时巩义仅有两个人考上。教了一辈子书的康靖却无奈地看到，儿子由于“文革”而没有上大学，文化到他孩子这一代不是走向繁荣而是出现倒退。
对文化的倒退，康靖认为，“文革”使孩子不能接受教育是社会条件决定的，今天孙子上不起学又是经济条件造成的。
儿子说，连续9年的干旱使他家种的4亩地，不但投入的人力、物力费用收不回来，而且收获的粮食有时生活都维持不了，更谈不上财富的积累，最后还要靠打工赚钱来补充家庭生活开支。
康南村处在康百万庄园文物保护区，当地政府搞开发想拆除农民的房子，补偿按1993年出台的标准，每平方米220元。10多年过去了，物价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