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多万。
对于这类特困人口，民政部已发出通知，要尽快给予救助，并发放特困救助证。由于各地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救助要根据当地的经济财力进行。
尽管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为非政府的扶贫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他们的成立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导致他们在中国的成长非常艰难和缓慢。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适应不了中国日益扩大的扶贫需要。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出现了，一是方面数以亿计的人渴望摆脱贫困，另一方面是扶贫的资源严重供给不足。
长期垄断形成的经济体制，又使中国的企业对公益事业非常冷漠，造成中国的公益扶贫组织难以迅速获得扶贫资源。
面对扶贫面临的困难，目前国内的法律环境不成熟，尤其像扶贫这样的公益机构，其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即使是已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但都是10多年以前制定的，根本无法适应今天公益事业的发展。
西方一些国家有一个成熟的捐赠资源市场，这个市场与税收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律支持企业的捐赠可以减免税，而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市场，这对公益机构筹集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经营环境不成熟，同样困扰着一些基金会的发展，即使基金会有资金，但交给谁去经营？一旦基金会把钱交给中介机构去投资，它能为基金会带来收益吗？
过去国内基金会成立时有非常强的政府背景，它的身上不可避免地笼罩着行政色彩，如行政级别的划分，人员的聘用、工资标准等都被行政主管单位掌握着，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有关系。而现在的变革就是要取消行政级别，使基金会在不断创新、变革中持续地发展下去。
体制创新是促使基金会去适应市场的竞争。加入世贸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进入中国，国内本土的公益机构也在不断成长，两股力量将会汇合到一起。由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对自身的体制创新就显得更为迫切。
对于公益项目，政府应该开放公益市场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招标的方式，让公益机构来竞争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扶贫资源的效率，同时促进公益组织的发展。
“青基会在希望工程上已开拓了10多年，凭借自己的经验、声誉，是有能力把希望工程做得更好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使命没有改变，仍是为青少年的发展服务。希望工程关注农村孩子的方向也没有变。所改变的是我们的资助正向多元化发展，由帮助农村小学生，向农村中学生、高中生，甚至资助由农村考入大学的贫困家庭学生，这对他们的人生将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顾晓今以坚定的语气说。
应该看到，政府的角色使它的扶贫能力有限。如果政府转变一种扶贫思维，将扶贫资金通过竞争让民间扶贫机构去运作，其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香港的公益组织，有一半的资金是来自政府。政府每年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但政府并不直接去做，而是由许多公益组织去竞争。政府对他们考核后，从中选择最具竞争力的公益组织去实施项目，这样，政府的资金与项目都能取得效率最大化。
一个有着几百年传统文化的村子，由选举及旅游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矛盾，使村民纯朴、友好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进而出现不同派别的分化和相互攻击，这是党家村的村民们没有料想到的结局。
如果说党家村的祖先通过祠堂教导它的村民遵守传统道德的规范，那么，今天党家村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互相攻击和责骂，则显示了传统道德的不堪一击，它的虚伪与无能在村民的利益之争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随着历史的演变与外部文明的进入，党家村的传统文化同它的祖先一样湮没在尘土中。计划经济留给村民的贫困，使他们不足以应付工业文明对他们的挑战。村民们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迫切希望有个依法执政的村领导，能带领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原始耕种阻挡不住倒退 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农村推行时却遇到了来自乡镇官员阶层的阻力。
裴李岗是新郑市新村镇一个出土了原始的农具，被有关文物专家夸耀为有着8000多年农业文明遗址的乡村。村支书王现增说，村里有920口人，拥有土地1300亩，人均只有1。3亩，人均占有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小麦亩产只有600斤，每斤卖0。6元一亩也不过360元，除去200元的成本已所剩无几。由于是半山区的沙地，容易干旱，每半月要浇灌一次水。灌溉用水取的是地下水，打一口井最低得8万元。
他家种了7亩地，一年毛收入4000多元，除去各种开支后收入只有1000多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得1500元。由于他是村支书一年有300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家里给人加工服装，一年共有5000多元收入，可一家人全年的生活开支得3000多元。干一年下来他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也就是说，靠种地他不可能走向富裕。
他说，上级官员总是乐观地说农民收入在增加，可他村里农民有存款的很少。人均收入不过2000元，有些困难户还需要救济，村里农民只得靠打工维持家庭的开支。虽然新郑市与裴李岗相距只有10多公里，但大部分靠种地的村民没有资本到城里去做一些生意。城市对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农民也分享不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利益。
费改税之前，农民平均每个人承担150多元。过高的费用使农民与村官员产生了矛盾，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那时村官员有8人，费改税后降到了4个，每人承担70多元。
税是按每亩的产量来定的，而这个产量又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量。裴李岗村要承担的农业税上级下达的是6万元，乡镇将这个数量下达给村，村支书等官员又把这个税分派到每个农民头上。镇返回给村2万多元用于村开支。书记希望免征这笔税，因为农民交了税以后已经没有什么钱用于生活开支，更不可能有钱搞村公共建设。
村里除各组之间没有公路相通更没有一条完善的公路通向新郑市。要修一条通向新郑的公里需要几十万元，这是靠种地维持生活的村民难以承担的，更何况村里至今还负债15万元，这笔债务是上世纪80年代欠下的。
他说自己欠债就达1万多元，主要是因为上级曾经要求农民搞种植结构调整。新村镇给裴李岗村下达种植葡萄的面积是300亩，压力之下书记只好带头去买葡萄苗。风险太大就压缩了种植面积，村里只搞了40亩，每亩需投入1500元。结果因气候不适应，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
后来新郑烟草局又让农民将土地出让给一个烟草公司种烟草。村民当初极不情愿，可新郑官员们说农田种植调整能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而作为书记他也不想种烟草。如果一旦投入进去没有收获，村民的负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为服从上级的指示书记只得将土地出让给公司种烟草。村民还给种烟草的公司干活浇水，而老板最后不见踪影，村民为此遭到损失。
承受了损失的农民不但得不到补偿，还要交各种提留，村民与村领导的关系再次恶化，书记说那年他和村里其他人员都没有领到工资。他由此背上了债务。
村长说他种7亩地毛收入也只有4000元，一年生活开支得2000元。乡政府要求种植结构调整，他种灵芝卖给一个公司价值3万元，可货交了以后再去要钱时对方人却跑了，由此村民与他共损失了10多元。除种地以外他还贷款及借钱8万元买了一个收割机，一年收入1万多元。
裴李岗村的农民除了种地得不到应有的收获以外，还要承受乡镇官员强行调整种植结构带来的损失。一种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伴随着技术发展的，而农民恰恰缺乏技术。要承受产业的转变必需经过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没有技术资源的供给农民是不可能从产业调整中得到利益的。
村长也很困惑，村里发展缓慢使村民几乎没有能力去创业，更找不到贷款的机会。没有钱村里什么公共设施也不能建设。
村长说他父亲和爷爷都是文盲，村里现在仍然没有实现9年制义务教育，大部分孩子上到初中或者没有毕业就走了务工之路。高昂的学费以及教育的落后阻碍了孩子们接受教育，村民的文化水平多年也得不到提高。
村里有一位姓李的老人说，他1921年出生现年84岁。他父亲和爷爷都是文盲，一辈子只是在黄土地上耕种。小农经济使家里不让他读书，可母亲家出身于书香门第坚持让他上学。从外婆家的乡村小学他一直读到开封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到新郑小学、中学当教师。文革时他被划为地主遭到红卫兵吊起来毒打并用烟头烧他的脖子的虐待，他想把强加在他头上的地主罪名取消，可造反派又给他增加了新罪名，孩子还不能和他见面。财产被全部没收，导致他的家庭既没有财富的积累又使孩子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想到此事他就感到十分痛心。
结果他的大儿子初中毕业、老二和老三只读到小学，可悲的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水平没有超过父亲。文革造成了他们一家痛苦的命运，孩子们只能继续种着几亩地维持温饱的生活。
他的孙子同样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他悲叹地说，文革时，儿子想上学可不让上，现在能上学了，孙子却不想读书。只有接他班的老三才使孩子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这也是城市提供了比农村更好的教育环境的结果。
他回忆当时村里有80多口人，只是他一人由于有外公的支持而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其他农民只能在黄土地上从事原始的耕种。他一个人接受教育是不可能使一个村子的文化变得繁荣起来的，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群体整体素质的提高。结果他看到，村里越穷越使农民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村子的文明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
儿子说，如果不是文革那场巨大的灾难打断了他求学的梦想，他能够将父亲留下的文化传承下去。可是历史改变了这一切，父亲已经走向了苍老，自己却在黄土地上从事着没有希望的耕种，不能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推动一个家庭文化走向繁荣。
文化在一个家庭的断裂也是裴李岗村文明衰退的一个表现。50多岁出生在“文革”的一代村民由于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不是村里新生产力的推动者，也不能给村里带来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播。文化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已经断裂，他们的下一代又在交不起学费或者在对读书失去信心后，使文化的断裂继续演变下去。
由此，裴李岗发掘的石器有8000年的历史，可只是一个适应原始生活的石罐。农民并没有从这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吸取到什么营养来提高自己摆脱贫困的能力。传统文化对他们走出小农原始的耕种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更没有对村民的文化素质提高有所帮助。
村长说村的西边有一条深沟挡着，丘陵地使农民的种植条件极为严酷。这种严酷的条件使祖辈们种了一年又一年的田也只能是维持生活，也正是这种植环境使祖辈们走不出阴暗的窑洞建起新房。他说自己出生时是在窑洞，与父亲、爷爷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三间窑洞里。生产队时，一年只能分得一些粮食，几乎没有钱用于消费。1977年从窑洞搬上来盖的是草房，1993年他花了四万元建了楼房。
到他和村民住过的窑洞里，我发现，祖辈们建在山坡下的窑洞有的已经倒塌。一个老太婆正从窑洞里走出来，她说自己已有80多岁，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窑洞内。也就是说，裴李岗的村民没有搬到山上建新房之前，他们的祖辈是在一个原始落后的小农耕种中，维持着简单的生活。这种原始的农业文明，既不可能使一个家庭积累相应的财富，也难以推动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更不可能推动社会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
因此，说裴李岗8000年前就有农业文明，那不过是对一个虚弱灵魂的安慰。将裴李岗出土的石器与现在村民家里简单的生活设施相对照，以及村里文化的衰退，就可以发现，几千年过去了，村子里几乎没有向现代文明走出几步。
出土石器的地方由于被宣布为文物保护而被掩盖着，农民在上面种上了小麦。村民想将它开发成旅游景点带来一点收入，可文物部门不让农民动。村长说，这样悠久的文化遗址对村民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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