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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爷爷留下这大院让一家人有安身之地，冀富堂认为靠自己修钟表赚的几百元钱，自己和孩子根本买不起商品房。一想到房子还没有要回来，自己与孩子都没有什么作为，他就感到一种沉重和悲愤。
我在平遥采访时，还听到向政府要回自己房子的居民说，政府占用他们的房子并从中收取租金，一旦将房子退还给私人后他们就失去了收益，尤其是平遥是一个旅游城市，占有房子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
有了这种利益，政府当然没有动力和积极性落实政策让居民拿回自己的房子，而住在里面的其他住户，有的失业，有的做生意，他们已经住了几十年，收入低使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即使有房他们也不想退出，他们也想从中获得利益。
这种现状使房主既不能维修老房子，也难以对被占用的房子行使处置权，导致这些有着几百历史的古建筑日益走向破损，这对祖宗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而谁对他们的损失负责呢？
“宁可在改革中倒下，也不当庸庸碌碌的太平官”，心存这种誓言的张海钦走过了8年新郑、6年商丘和2年周口的执政之路，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风险，推行他的干部体制改革。
他百倍地甚至疯狂地去试验去创新多年压抑在他心中的执政愿望，他每到一个地方执政就有一种要打破旧体制开辟新制度的强烈冲动，而在每一个地方他的执政民意测验得票率最高。离开曾执政的地方十多年后，当地人民还没有忘记他。
可他一次次的执政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推行改革的道路就突然被中断了。有人说他是河南改革的第一人，也有人说他是个成功的失败者，也是个失败的成功者。为什么他在民众中的执政威信很高，却一直走不出那个阻碍他的悲剧性的政治怪圈？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后记（1）苦难的黄土地和沉重的工业化汽车向前飞驰，越过山岭、小河、村庄和田野，随着黄土地的出现，我的思绪在起伏、在沉思、在涌动，那起伏绵延千里的黄土地，如同一道没有尽头的巨大城墙，这里没有都市的喧闹、拥挤、虚伪、莫测的险恶，只有大自然留给黄土地的干涸及赤贫，多么遥远的角落！多么令人震撼的荒凉！面对黄土地博大、深沉的胸怀我凝神思索：你的贫困说明了什么？你难道产生不了爱与美、富强与伟大？你悠久的历史为什么没有给你带来一种征服和扩张的文明？ 为什么你的命运几千年以来如一只小船缓慢地行驶在混浊的黄河里？你拥有千年的文化为什么没有摧生出工业文明将你带出苦难的黄土地？难道海洋文明不能唤起你沉睡的灵魂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
虽然实行责任田承包制20多年，但那荒凉的陕北黄土高原，那吕梁山一道道走不完的山沟，在千年流淌的黄河边，干旱或洪灾将他们压抑在一种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靠天吃饭却得不到保障的命运，使他们创造的财富在不绝的天灾中被损耗。
资源短缺、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增加的负担，造成生存环境只有损耗却得不到任何能量的补偿，使黄河流域的农民耕种了一代又一代也积累不了财富，他们只能希冀进一步扩大开垦荒地求得生存空间的延伸，可荒地的开垦又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地区城市的萧条与乡村的贫困，都能说明他们能量的供给处于极为短缺和枯竭中。
继续向着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前进，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些萧条的城市，巨大的烟囱不再冒烟，庞大的厂房里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它们躺在厚厚的灰尘中沉睡，荒草却在他们的周围茂密地生长。
我认为一个发达、繁荣的文明，必定是一个具有征服、挑战的文明，而关中的宝鸡、咸阳、西安和渭南等地的产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体制不但排斥具有英雄主义的创新人才，还产生了一个具有优势感、占有国有资源的传统势力，工业文明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最优良的品质与耀眼的光辉。
对黄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和企业进行采访，我感到黄河流域虽拥有先天的矿产资源优势，但资源优势并没有使他们产生一个具有征服扩张特质的私营企业阶层，相反他们远离冒险和创新，占有资源的优势变成了他们获取部门利益的优势。
对这种现象的分析，我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整个黄河的工业文明是一种内向供给的文明，即就业是当地的市民，管理者来自官员或者政府任命，资源的占有是垄断性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外部新兴的私营企业家无法将资本、人力、技术配置到这些被垄断的资源中。内向型文明的后果是，一旦内部能量供给衰竭，衰落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而东南沿海工业文明的兴起印证的是资本寻求利润的意志，超越了地区资源的限制和所有制的局限。
因此，文明的衰落不在于外部的打击，在于它内部的机制退化而不能应付外部的挑战，在于一种落后的制度阻碍了它走向竞争和征服。曾经孕育过中华农业辉煌文明的黄河，因他内在机能的退化急需要一种新的能量来推动这一带农业和工业走向繁荣。
垄断造成的差距扩大黄河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种扩张？我认为，以政府为主导，市民被动参与排斥了农民参加的城市化、工业化，这不仅使黄河一带的工业文明打上了鲜明的特权烙印，而且市民在这种体制中形成的自我优越、自我满足感又妨碍了他们成长为一个独立、创新，具有寻求法治、民主意识的阶层。
而垄断使农民没有成为这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主力军，他们的思想与声音没有在工业化中得到体现。可沿海乡村镇冒出来的私营企业家，却把一大批农民青年带进了工厂，他们的智力资源第一次同工业文明进行了融合，工业化帮助他们把从小农意识中积累的经验，迅速转化成为工业文明时代所需要的精神与品质。
无疑，排斥了农民参与的工业化，仅仅依靠城市阶层本身的智力，是不足以为黄河的工业文明延伸出一条通向繁荣之路的。西方发达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经济腾飞的奇迹，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化的进程不是在政府官员主导下完成的，而是在一群极具冒险、征服、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推动下实现的。
如果说东南部浓厚的商业文化推动第一代创业的私有企业家从农村走了出来，这批精英分子引导了工业文明的道路由农村通向城市，那么黄河文明则显示出落后的小农经济意识与保守没有创新的官本位文化的结合，使它难以产生出一个独立开拓的私营企业阶层。
其结果是大量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正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向东南沿海城市集聚，黄河一带的工业、农业需求的资源就愈来愈少，与东部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表面上看，黄河文明与东部的差距是财富增长的差距，但实质上是东南部自由竞争的市场精神战胜了黄河文化中保守、僵化和缺乏创新的机制。
民族文化衰退缘于缺乏传播知识的阶层其实，黄河文明的辉煌时代自宋朝以后就结束了，它再也没有从衰落的阴影中走出来。历史上曾经有元朝与清朝这两个游牧民族，浩浩荡荡地跨过黄河征服了中国，为什么这两个没有文化积淀的民族，竟然能够打败具有几千年文化积累的汉民族？
我发现，黄河文明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王朝不思进取、惟权至上的统治后，他衰弱的躯体已无力推动他向外部的文明发起挑战，而北方的元朝与清朝都是在观察到这个时机后，挥兵大举南下将宋朝与明朝送上了灰飞烟灭之路。这个时候的较量已经不是文化优劣的较量，而是通过武力谁能够把谁吃掉。
西方有些城市为什么不是都城也能持续走向繁荣？原因就是资本掌握在商人阶层手中，他们能够以资本吸引新的资源，为城市向工业化迈进提供原料，而过去洛阳的资源被帝王掌握着，帝王迁移后资本也被他带走了。
仅靠重重雄关与黄河天险，也没能使在洛阳建都的帝王逃过灭亡的命运，相反，随着帝王争夺带来的战争，使洛阳一直处在原始的农业文明中，无论他有多么成熟的农耕技术，还是帝王有多么锐利的作战武器，都没有为洛阳的工业文明萌芽播下种子。
由于缺乏一个独立创新、传播知识的阶层，民族文化终陷衰落之中，因为掌握知识的人不传播知识，无知识的人得不到教育，千百万农民的教育需求无人供给，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是造成黄河文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封建帝王尽管掌握着巨额财富并控制着庞大的知识精英，但却没有将他（它）们的能量释放出来优化配置到农民的教育中。结果，再优秀的文化也只能是一种观赏，未能转变为萌发民主、法治的种子。
中国农民是一个无产阶层，既不掌握资本又没有变革的权力，知识阶层是为帝王服务的，商人阶层还没有崛起，农民斗争就只能沦为推翻一个王朝的工具，并不能带来一种新的文明与更先进的生产力，他们最终又在另一个掌权的王朝中继续扮演被剥削的角色。
很显然，保障一个文明的持续强大并能抵御外部力量的挑战，不在于有多么险要的地势来保护他的安全，而在于保持文明始终有旺盛的创新与应对危机的能力，统治黄河流域的帝王恰恰缺乏创造这种文明的能力。
经济的严重衰落，使洛阳、开封这些城市无法形成强大的对外辐射力，除了计划经济时代分配给他们的一些工业项目外，二十多年的变革几乎没有创造更多的资源，等待他们的是一些倒闭的工厂与需要拿到最低生活费的工人。
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我感到，“黄河文明是一种低效率的文明”。它的历史是在一种苍白没有扩张力的平面上延伸。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后记（2）
资本没有转化为工业文明的种子为了探究黄河文明为何没有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我到山西的太谷、平遥两地对晋商的没落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他们的后代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了采访。我认为，晋商虽以他们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当时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兴起的力量。他们为清朝捐献了大笔银子，可没落的清政府没有为他们挡住外部力量的冲击，相反，清政府的统治始终阻碍了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崛起，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如果说西方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业文明的进步，都伴随着新的资本投入和利润的增加，那么山西商人进行的公益活动是捐资建寺院和祠堂。
晋商所为是封建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与没落的封建统治紧密地联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一个中产阶层——追求法治、民主，推动技术创新的群体出现作贡献，相反使他们的后代继续禁闭在没落的传统道德中，无法吸收到科学与民主的营养。
当他们的财富没有用在帮助村民摆脱无知和贫困走向现代文明，而是用来修建寺院和祠堂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帝王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佛教与封建道德有巨大的市场，为什么洋人的大炮能轰开这个沉睡民族的国门。统治者利用晋商的资本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老百姓却从中没有分享到什么利益。
从晋商将从外地赚到的银子运回老家，只能建几所气派的房子，买几亩地，供自己的家庭消费这一点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将资金投入到乡村的公共建设，如教育、医疗、技术等领域，最终，导致他们走向没落；而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却在中国的市场上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产业扩张，使大多数人能分享到工业文明带来的成果，这是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资本家与中国落后农业文明培养的商人之间的根本区别。
我观察到的这种本质的不同——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没有成为黄河文明的一个主流价值。这种私有财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现象，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可以说，比比皆是。陕北私人石油公司被地方政府强行没收，得不到合理的赔偿；不经谈判不给相应的补偿就将农民的土地征用，将民宅拆除；平遥古镇的居民，祖宗留给他们的房产被地方政府从“文革”一直占用至今，要不回来；法院将破产资产判决给工人用于补偿他们的利益，却因行政阻碍得不到执行，等等，都可以看到私人财产权是处在一个多么得不到保护的困境中。
单一权力主导下的社会演变我认为，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