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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风雨飘摇
风雨飘摇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为了支付巨额赔款，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就贫困，受尽官绅地主的压榨，加之突如其来的债务，生活更是难以为继。求得活路的唯一途径，就只剩下反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几次应试不第，厌倦八股考试。他目睹了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无能，决心放弃功名，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汉装的西方传教士，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他把一桶干净的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从此狂热布道，发展会众。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都加入到信教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碎，把儒家典籍付之一炬，此举遭到当地乡绅的围攻。无奈之下，他们到广西传教，并创立“拜上帝会”。此后，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开始为期二年的著述，他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农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对压迫、剥削等理想结合起来。他宣传天下人不分贫富贵贱，都是天父的子女的宗教理念，号召人民起来造反，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日，洪秀全组成太平军，领导“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宣布正式起义。太平军在攻下永安后颁行天历，制定各种制度，其政权的雏形基本具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破了清军重重包围，长驱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对峙十余年的农民政权。此后，太平天国进行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太平天国的政权也因此得到巩固。
然而就在太平天国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形势十分有利之时，农民阶级的小农意识却恶性膨胀起来，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明显。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8月22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盛气凌人地以“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之下，封杨秀清万岁。心里却对杨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入京诛杀杨秀清。双方所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翼王石达开闻讯后急从湖北赶回，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赶紧连夜逃走。直到
月，洪秀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但不久，又对石达开心生猜疑，封自己的两个无能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出走。从此，太平天国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锐力量惨遭破坏。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剧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军心动摇，人心涣散。军民都发生了信仰危机，太平天国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虽然不断地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太平军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成了清廷对付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以儒生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和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对士兵进行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扰民、嫖、赌、抽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势的军事训练。以后又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这两支汉人的武装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同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开始正式与清廷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使太平天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险恶的形势。
1864年，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一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十几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朝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迫使腐败无能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倡办地方团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势力的缩小和地方名流势力的扩张，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传统国家统治秩序的崩溃。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和激励下，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给清廷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之后，各帝国主义的列强更是步步紧逼，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侵略中国，此时的中国真是风雨如晦，危如累卵，而中国东南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等则拒绝执行对帝宣战的上谕，反倒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宣布参加“东南互保”以维护自己统辖区的地方安全和列强在华利益，体现出晚清地方自立的倾向，清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已分崩离析了。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救亡图存
救亡图存
清统治者不甘就此沉沦，它挣扎着维新自救，结果却徒劳无益。内忧外患的时局首先唤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辱的目的。他们睁开沉睡的眼睛，“开眼看世界”，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经世派”的改革呼声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这种流风遗响，却是整个晚清改革的滥觞。他们敢于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对稍后崛起的洋务派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批颇有识见之人，他们继承“经世派”“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求强”“求富”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兴洋务以自救，不仅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受到西方国家的种种扼制，洋务运动终沦为官僚资本的附庸，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然，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一步，对促进社会的进步仍然功不可没。
在洋务运动蓬勃开展之时，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随之崛起。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触过西方的学术和文化，受过较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成为“西学”的积极传播者。同时，他们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相当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思想只是承袭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欲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向学习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对专制统治，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等。这里所说的“西学”已不单指西方的器物之学，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内容。
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向着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危机。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和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赶上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消息传来，立刻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愤怒和反对。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康有为的号召下联名上书清廷，痛陈形势的危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这份“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旧官僚的阻挠而没有被送至光绪帝手中，但其内容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京城。维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就在“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帝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光绪帝亲政6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光绪帝决心向慈禧摊牌了。
他来到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策划鼓动下，于1898年6月
日颁定《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
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深入，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的声音四起。御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又上书弹劾维新人物。光绪帝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闷棒，便转向慈禧求助。他们联合起来，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
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茶楼酒肆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荣禄就频繁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听后脸色气得发青，说：“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慈禧太后同顽固派官僚荣禄密谋策划，决定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废除变法。他们利用袁世凯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光绪帝壮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苍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长叹：“吾不如汉献帝也！”他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103天，因故又称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立即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
光绪帝在风声鹤唳的时候；犹不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人物。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后，立即从天津搭一艘英商轮船去上海，后转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伺机逃到日本横滨；谭嗣同接获密旨后视死如归，慨然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他决心以自己的鲜血来唤醒国人。1898年9月28日，清壬杀害了谭嗣同以及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