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士，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其结果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觉醒，展开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它的最早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学生时代便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他赶赴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9世纪末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其间，他继续考察欧美社会，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东奔西走，不遗余力。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朝廷再也不寄希望了，他们出版了许多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和刊物。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有1903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光复会”；1904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在长沙建立的“华兴会”。另外，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后来又成立“日知会”，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清朝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后来被孙中山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武装暴动和革命理论的宣传。
在湖北，革命党人组织了两个较大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都参加到清朝在湖北的新军中去，在新军里面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并向农民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19
年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社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沙俄巡捕闻讯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10月10日，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蒋翊武逃脱。清军宣布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单搜捕革命党人，武昌的革命形势危急，起义活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眼看起义就要流产。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觉悟士兵，很快从慌乱中镇静下来，自行联系，按既定目标坚决发动了起义。
19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了。他们打死了镇压起义的军官，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其他各营的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推举原日知会会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通宵血战，占领了总督衙门。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日晚和12日晨，汉阳、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此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 统年号。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汇合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到
月初，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宣告独立，反动的清王朝已土崩瓦解，名存实亡了。1912年1月1日，各省代表举行南方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改公元纪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统治，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3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掩卷之余，不免遐思。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相沿未曾改过。王朝的兴起和衰亡可说是成于斯毁于斯。古语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传统的中国始终没有跳出这种王朝更替的泥淖。应当悲叹？应当赞叹？也许不该给制度太多的目光，制度始终由人来实现。满洲人的兴起和清朝的衰亡给出的注脚很有说服力了。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后 记
后记
大幕垂落，历史惊变成绝唱。
晚霞散尽，王朝兴替化挽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过去，历史的记忆总是深深地镌刻在
岁月的丰碑之上，警示和滋养着后世的人们。
这是一本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文字优美的普及性通俗历史读物。本书选择了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二十个王朝，从宏观到微观，针对王朝覆亡这一特定历史时段，揭秘出历史背后的故事，形象地再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危机，通过权威性解剖，从而找出隐藏在岁月深处的历史规律。本书选题由青年作家、出版策划人海默先生策划，由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彭勇先生领衔主编，并担任前言和明朝部分的撰写工作。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还有范丽敏（参撰夏、商、周、秦、西汉部分）、李凤霞（参撰东汉部分）、秦保华（参撰西晋、北魏部分）、谢凝（参撰东晋部分）、张宜婷（参撰隋、唐部分）、张龙（参撰隋、唐部分）、王涛（参撰后唐部分）、徐丹（参撰北宋部分）、段洪涛（参撰西夏部分）、王海军（参撰辽朝部分）、韩棣尧（参撰金朝部分）、刘蔚（参撰南宋部分）、陈铮（参撰元朝部分）、杨琰（参撰清史部分）等十四位历史学者，在此一并致谢！同时向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辛勤的劳动致敬！
本书尽可能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客观、严谨和公正的态度去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学界前辈和同仁的文章和专著，尽可能采纳广为接受的史学观点，并吸收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明示，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本书的图片由大汉图片库提供，少量图片未能及时与著作权拥有者取得联系，望作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国家规定标准稿酬。另外，责任编辑姚劲华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青年作家杨府先生对全书的文字进行了润色和修订，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编委会
2006。10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书 评（1）
书评
《天朝落日》：为你掀开中国二十王朝覆亡的面纱
⊙杨府
“大幕垂落，历史惊变成绝唱；晚霞散尽，王朝兴替化挽歌”。主宰中国历史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已是煌煌史书了，曾经显赫的帝国，到头来无不陷入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凄凉境地。时间或长或短，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但王朝都没有跳出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这或许就是帝国的宿命，也是中国社会最神秘反常而又可悲的特点。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中国的历史，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和思索。所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可视为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的经典认识：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果真如此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中华帝国这艘生命之船在航行中的安危存亡完全系于帝王一人之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天子对社会财富拥有最高的支配权，对臣民拥有无上的控制权。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来金字塔式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固若金汤，成千上百次的农民起义，无数次的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坚如磐石般的基础。作为天下百姓，历来都把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但纵观历史，圣明的天子屈指可数，昏庸的帝王又比比皆是。百姓的苦乐可想而知了。蒙昧、暴力造成了奴役、独裁的专制社会，而人类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的天性又促使他们为实现自由、幸福进行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抗争。这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对立，犹如水与火，不可调和。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和人类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人。
或许有人会问，历史上不是出现过如贞观、开元、文景、康乾等等几个盛世吗？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历史的确如此，不能否认，但那实在都是大乱离之后的人心思治，是一定时期呈现出的相对安定的短暂的历史假像。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历史光鲜的表面，其耀眼的只是在王朝兴替之间，那太多的英雄传奇的故事，读来无不荡气回肠。但随着统治日久，统治阶级内部嗜欲渐盛，骄侈之心代替了求治之心，不再治世惟危，很少“慎终如始”了。王朝的危机呈现出来了。所以历史上屡有中兴之主而造中兴之势。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书 评（2）
然而翻遍二十四史，数一数所谓的不多的几个中兴时期，其气象也不尽人意，甚而至于加速了王朝的覆灭。以致其后的统治者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就像一座梁柱被蚀空的大厦，纵有华丽的外表，也经不起哪怕是轻轻的一阵风或一场雨的吹打了。所以后来读史者无不慨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惨烈战争，都伴随着家破国亡、妻离子散的末世悲歌。社会长期陷入大动荡之中，民生凋敝，流离失所，灾害肆虐，人口锐减，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大幅度的倒退。德国历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就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走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在二十四史里，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光是记载的人吃人的情况，如“岁大饥，人相食”或“易子而食”等文字，就不下一百多处。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他把路上所见绘成《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何可惨也！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所谓治世、盛世，绝不可以理解为政治的清平和社会经济的昌盛，它只能意味着皇权在某一时期内的较为稳固和国库的较为充裕。几乎没有哪一朝哪一代的人民有过真正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