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忍气吞声将使人再也不被社交界接纳。普鲁斯特和善的外表下本就有一颗暴烈的心，理性力量有时也会松懈，他根本不可能甘于示弱。病孩子雄纠纠走向了决斗场，不过普希金的悲剧没有发生。结果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病孩子具有一般贵族青年的完整性格和完整体验，疾病所带来的只是附加的，也就是他比别人拥有更丰富、更特异的性情与经验。所以他日后的创作才有不会枯竭的源泉，才有不为病魔所拘的青春活力。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事业的普通人在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命中注定要超凡脱俗的旁观者、局外人、世外高僧在生活，他才能在与世隔绝之后写出一部“人间喜剧”来——以至有人提出疑问：普鲁斯特小说与巴尔扎克小说，究竟谁的“人间”味更浓厚。
除了专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之外，一般的社会人都要有个职业。普鲁斯特算不上也没打算成为上述两种人，所以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一份普通的职业。自1892年哮喘病恶化后，他是以休养为主，闲时写写文章，或到特鲁维尔、瑞士的圣莫里茨市去旅游。1895年6月，经考试，被马扎里恩图书馆录用为馆员，从而成了国民教育部的一名职员，他申请并获得了一年一度的假期，10月份旅居贝格梅尔市。他算是一只脚踏入了滚滚红尘，一只脚还留在槛外。
189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祖母去世了。他与祖母的感情是很深的，虽然不及对母亲的依恋，却少了些对母亲的顾忌，因为母亲更严厉，而且母亲属于父亲。当他不得不离开母亲而与祖母去巴尔贝克时，祖母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依靠。他在小说中写道：“我一头扎进祖母的怀里，将我的双唇贴在她的脸上，似乎这样我就能进入她向我敞开的宽阔的胸怀。我这样把嘴紧贴在她的双颊上，她的前额上以后，我从那里吮吸到那样有益的、那样丰富有营养的东西。我半天一动不动，是吮奶孩子的那种认真、放心大胆的贪婪。”死亡意识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的亡故，从而开始切实感觉到它和自己有关。永远逝去的人使他想起许多有关她的永远逝去了的事，回忆强有力地烘托了这种哀悼之情又解消了它。它还使他联想到，还有许多人要逝去，包括他精神上赖以支持的母亲；使他联想到许多欢乐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他记得小时候祖母是多么温和、善良和老实，他曾为她被姑祖母捉弄而伤心，后来又加入愚弄她的行列。他还想起他们一起去巴尔贝克旅游的事…… 哀悼使他想提起笔来，重现那逝去的一切，使亡人再度栩栩而生。这进一步激起他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记载下来的愿望，使所有他不愿它们消失无踪的人物、事件、感觉、情绪在笔下永存。
祖母的死是一个诱因，加之他一直就没有停止思考和回忆，一直没放弃时间主题的构思，现在他又获准了长假，有足够的时间，也非常需要一种不大受疾病限制的寄托或说事业，于是，1896年，他开始创作自传体小说《让·桑德伊》。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宁静，也许是因他无法回避某些他不愿正视的隐秘，也许是酝酿不充分、技巧不成熟，经过八年努力也未完成，只留下上千页的散稿。这部书是《追忆似水年华》的雏形。他作了一次大练兵，将调词谴句、构造情节的本领训练到了一定火候。
这时他仍然积极涉足社会，并不为疾病所累。应该说，他需要静养，卷入较复杂的社会纠纷如决斗这类事对他是有危险的，但他必竟血气方刚，而且不甘寂寞。所以象德雷福斯案这样震惊朝野的事件，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坚定地站在正义一方。
德雷福斯（1859—1935年）是一名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陆军上尉。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处他终身苦役，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这一违反人权和有悖政治道德的事件激起了一些有正义感的人的愤怒，以左拉为首的社会名流积极为此奔走，但也有些人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及因不明真相而支持军方，于是围绕此案朝野形成了德雷福斯派和非德雷福斯派。普鲁斯特义无反顾地站在德雷福斯派一边，积极主张重新审理此案。1898年左拉为此冤案起诉，普鲁斯特不遗余力地支持，次年，该案有了圆满的结局，德雷福斯被无罪释放，并于1906年复职。
从普鲁斯特介入此事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的正义感和社会道德感很强。“花花公子”的行径只是出于年轻无羁，以及时俗污染，在他的品行中不占主流。
一个作家，如果道德境界低下，是不可能写出美的作品的。《让·桑德伊》的不成功，与其中许多材料未经道德准则的自我审查很有关系，而《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有章节都不仅合于真和美，也合于善。他是一位严肃的、有荣誉感、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人品使得他的文品深受后人景仰。
普鲁斯特的病态心理和病态性格，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增长，也有所改变或被抑制，聪颖善悟的他逐渐获得了强大的理性，从而对自己反思和自律，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他是基本克服了这一病态的。他的小说体现了这一反思，而且其本身也有自我矫治、自求平衡的功能，这与现代派作家以正常人眼光着意表现病态是不同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表现手法上可以归入现代派作品之列，但就其内容来说则不是。它与罗曼·罗兰的《克利斯朵夫》倒很相似，是一部较为接近生活真实的、充分纳入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的小说，而绝无现代派的荒诞怪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普鲁斯特不是作为作家或文学工具而要去着意表现什么，他只是作为一个富于理性的病孩而需要表达、抒泄很多东西。
情爱与性爱
没有爱情，就没有文学。文学是人类物质缺损情况下的精神补偿，早期人类在物质手段不足以认识、改造世界时，首先在意识中，通过神话来改造。同时，文学也还具有寄载人类情感与理想的功能，狂喜中可以写出也需要写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之类诗句，深深的悲哀则要化作一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红楼梦》。最能引起人们感情波澜的，一是事业，二是爱情，而且事业和爱情常常不可分。所以人们的悲欢得失，常常与这两点不能分割。文学家们的无限怅惘与忧思，常常是来自事业无成或爱情不幸，这些情感成为他创作的强大动力，并在作品中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普鲁斯特也不例外。爱情在他的小说中占了很大篇幅，而且可以说这些篇幅是该小说能够激动读者并使它自已不朽的主要成分。
不过，具体到普鲁斯特，又需对他的爱情故事作具体分析。
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爱情关系是人类所有关系中最微妙难解的关系。考察爱情，可以将它抽象为“情爱”与“性爱”两种实际上混融不分的感情。所谓情爱，是人类由于心灵需要、为了排谴孤独、获取精神慰藉和物质支持产生的感情；性爱则是由于生理需要也是人类种族繁衍需要而产生的亲近、结合的愿望。如果说性爱是来源于自然法则的启示的话，那么情爱则是来自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爱护的行为的启示，主要是来自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的爱的启示。一个人蒙受了这种爱，他一生中将不会忘记它的温馨，而不停地追求与付出这种爱；付出，是另一种形式的获取。
普鲁斯特由于多病的缘故，格外多地享有了母爱以及其他亲人、仆人的关怀，同时也格外需要这种爱，不仅因为他习惯被深爱而形成了对它的依赖性，因为他深深沉醉于此而不能忍受突然的失去，犹如婴儿不能离开乳头一样；而且因为他不能象别的孩子一样有广泛的乐趣，害怕被遗忘和抛弃，故更加渴望这种爱。
至于性爱呢，对于一个富家子弟、花花公子来说，早就失去了神秘感和兴奋感，而又几乎从来就没形成过这方面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的英俊多才而多财，使他在风月场中摆弄“卡特兰花”（指与女人亲近，见《斯万之恋》）成为一件相当平常的事。但是，总的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欲望不是太强烈，很少过度沉缅其中。甚至，他常常对此表现出一种冷淡。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在少数时候，人们可以仅仅由于性爱要求而对异性产生亲近愿望，但多数时候，这种需求与母爱需求、友爱需求、安全感、荣誉感、利益感或征服欲等等联系在一起，需求程度往往与心理缺失程度相关。尤其是母爱需求，对于每个男人来说，都必然深深影响他们与异性的关系。像普鲁斯特这样始终生活在母爱的精神摇篮里的病孩子，他与任何一位女性作任何一种接触，都有可能下意识地以他与母亲的关系来比照之，以他在母爱之乡的感觉来移验之。这样，作为他的恋爱对象，必须是除了够得上一个合乎审美尺度的情人外，还应该可以替代他的母亲。这种替代包括：象母亲一样宽容，顺从他的多数愿望，无微不至地关照他，象上帝一样无所不知地理解他的一切，使他可以没有自己的思想也能愉快、安宁、轻松地生存；绝对无私地、不合杂念地、神圣地爱他。可以想见，当他发现他爱的人之所以亲近他是出于某种目的，带有私心杂念时，他是多么地不能适应，难以接受，而这只因为他有一种不含实际的比照尺度。普鲁斯特给自己布设了一个爱情误区，永远走不出去。从他的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当他听说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肌肤相亲时，他是多么地失望，甚至掩饰不出鄙夷之情。因为他内心向往的是，女人是为了爱人和被爱而存在，是爱的圣母而不是欲的恶魔。他还以貌似冷静、实含讥诮和怅然的笔调描写女性在恋爱中的趋利心态，他是不愿看到美的天使变为利的仆从的。然而这种天堂般的幻想只能使他失去也许是乱纷纷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在恋爱和婚姻上他只能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普鲁斯特年表》中，根本就没提及婚恋，这在作家传记中是很少见的，很多终身未婚的作家的年表上，也有一两点“罗曼色彩”呢。这种特殊现象背后深掩着他的许多心理秘密。
他在爱情方面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他自小在家庭环境中养成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以我为一切的中心，专横、粗暴。虽然走上社会，这一劣性受到了约束，但并未消亡。在一般人面前，他以一般人际交往规范和道德律条来指挥自己行为，可在亲近的人，或者虽然暂没有亲缘关系、但有这种趋向、从而在他心理上产生了等同于至亲效应的人面前，他的本性便象逃离铁笼的豹子一样肆行了。他将这样对待他的恋人，然而他的恋人却无法充任他母亲的角色，无法理解他也无法宽容他，他要把她当成一名“女囚”，她就要当一个“女逃亡者”。
《追忆似水年华》中主要描写了三段爱情经历，一段是《斯万之恋》，这实际上是以普鲁斯特自己的经历敷衍而成，其中大量的心理分析，都是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斯万的。另一段是关于他与希尔贝特的，这是一段“精神之恋”，读者很容易从中看到情爱对于普鲁斯特的意义。还有一段是全书主体，是关于他和阿尔贝蒂娜的，性爱与情爱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他的个性、理想与对象、现实的不谐也非常强烈，由于他对恋人的过高的双重要求 （即充任母亲和情人双重角色）无法满足，所以感情时起时伏，变化无常；又由于他的专横、任我，对阿尔贝蒂娜实行监视乃至拘禁，希望从精神到肉体完全占有她，结果使她既不能相信他的爱，也不能忍受这种爱的方式，从而不告而别。
从书中可以看到，普鲁斯特试图对他与阿尔贝蒂娜的悲剧作一番彻底的反省，予以合理而且可以自慰的解释，但他终于未能看到情爱与性爱的永恒冲突在他身上的强烈作用。他将这一切归因于时间，认为只是时间改变了原有的感情，因而是无可悔憾。他用时间观取代了宿命论，这更有助于他获取心理平衡。
在《斯万之恋》中，情爱与性爱的冲突也有所反映，只是普鲁斯特未必是看得很明白才去写。作家的思考本身常常即是作品，而不是象哲学家一样，以思考的结果为作品。斯万年轻时的爱情理想，当然是很浪漫的，与艺术和时尚一致，他心目中的爱人，应该首先是能满足他虚荣心和艺术观的情爱对象，出身高贵，谈吐不俗，然后才是性爱对象。然而他在该卷中出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