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敌人的正面冲突而用‘武装宣传’来在目标观众中引起最大程度上的反应。”〔4〕这种表述似乎更接近当今恐怖主义的实质。恐怖主义的意图是为了诱发最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所以他最终的目标是那些恐怖事件的“观看者”，而不是恐怖事件直接的“受害者”。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暴力袭击的舞蹈并不只是为那些紧靠舞台座位上的直接的观赏者，而是为了能将这种景观传送给更广大观众的摄像机准备的。”〔5〕观众才是恐怖主义的目标，比格利们不过是他们的演出道具。恰恰恐怖行为因其具有强烈的不可预知性和对正常秩序的猛烈破坏，而十分具有“新闻价值”。因此，新闻媒体是不可能忽略任何一次恐怖事件的。“恐怖主义非常完美地适合于电视宣传。以至于不存在的话，传媒也会发明这种东西”〔6〕。1853年3月，马克思在《〈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中，就痛责媒体利用恐怖行为实现自己商业目的的做法：“……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制造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英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泰晤士河上的六架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
今天，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霸权时代。电子传媒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但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陷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无能为力的生存恐惧之中。它们的每一次“突破”都带有一种绝望的自戕色彩——名人隐私、真人秀、裸播……在阅读率、点击率、收视率这些催命符的逼迫下，大众传媒面对的似乎永远是恹恹欲睡的受众和呵欠连天的世界。人类从降生那天起积攒下的困倦偏偏赶在今天发作。遇上一个打不起精神的人类，是今天媒体的最大不幸。由媒体引领的急速的消费主义倾向让公众麻木，媒体为了刺激公众的麻木则需要加大刺激力度。信息爆炸引起的信息焦灼随后沉淀为信息冷漠。定位于“大众情人”的媒体曾被人看做是“修女”和“舞女”结合体，集“修女”的品位和“舞女”的魅惑于一身。但是，在一个就连女主持人裸播都刺激不起来受众情绪的灰暗冷漠情境中，不仅保持“修女”的矜持成了神话，施展“舞女”的妖媚也无济于事。媒体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做一名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荡妇，沉溺于煽情、轰动、刺激、耸人听闻。小灾小难失去了“猛料”的价值，天塌地陷才值得烹调上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一些传播学者还把“尖叫、拳头、孩子的哭叫”称为媒体的煽情手段。现在，精密武器炸毁的废墟、怀里抱着被弹火灼伤的孩子在哭泣的母亲、失事的飞机、火车相撞都不济事了，非得是士兵开枪打在一团破布似的受伤的战俘身上，被人体炸弹崩得四处乱飞的残肢，武装分子一刀下去砍下的头颅卜通落地的画面才够得上“煽情”的级别。受众从媒体上看到的，一方面是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不避艰险、可歌可泣的敬业；一方面是媒体对于暴力行为的极力渲染，对于暴力过程的极力展示。据调查，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年要从电视上看到一万二千个谋杀、抢劫、殴打等暴力镜头。
十年前，我刚到电视台工作时，“直播”还是电视的一个“高难动作”。我曾在省电视台组织的一次业务培训中观摩一部日本电视同行采制的现场直播的新闻报道，那恰恰是一次追捕恐怖分子的新闻。几名恐怖分子逃窜，警察随后追捕，恐怖分子占领了深山中的一座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上千名警察围堵恐怖分子。现场子弹纷飞，警察久攻不下。约上百名新闻记者现场采访。地上闪光灯一闪一闪，天上是电视台租用的直升飞机。逼真的现场气氛，全过程的现场报道，让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看得目瞪口呆，大开眼界。整个事件报道将近一周的时间。据说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真实的“新闻”。恐怖主义变成一种可观看的东西，是当今恐怖主义和现代传播媒体的共同贡献。
有经济学家甚至这样说：“从内容的角度来看，未来人类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粮食，不是水，不是石油，而是人们的注意力。”人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稀缺和内容的供给的过剩，是二十一世纪的特征。媒体研究者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电视观众停留在一个频道上的平均时间已经低于二十秒。人们习惯于在频道和网址之间跳来跳去，无论是兴奋、好奇、迷茫都仿佛只有在寻找过程中才能释放，正是这种寻找才是获得即时性的满足的方式。人们注意力凝聚的时间越来越短。“媒体不得不靠极端的方式吸引人的注意力。使用这种方法唯一的问题是，下一次想要达到到同样的效果就必须更加极端”〔7〕。暴力的残忍是人类所能够制造的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最极端的形式，也是媒体所能提供给受众的最终极的、最富有刺激性的信息产品。媒体对公众注意力的吸引程度，是增加广告吸纳能力，将受众作为一种产品提供给广告商的前提。这可以理解媒体对色情、暴力、犯罪、灾难热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媒体从业者“敬业”的动因。《巴黎竞赛画报》记者安纳托里说过：“我就怕的是天下太平。天天祈祷上帝赶紧降祸人间。战争也好，饥饿也好，政变也好，这些都是我的机会。”〔8〕在2004年9月1日发生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恐怖事件中，俄罗斯传媒抢占先机，大出风头，作了大量的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俄罗斯电视台新闻主播谢尔盖·布里尔约夫说：“在这样的时刻，社会需要真相。”可是，在这次人质事件中，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再三向当地教育部门询问：人质当中有没有高官的子女？就是根据这则报道恐怖分子找到了北奥塞梯议长马姆苏罗夫的一儿一女。幸运的是，两个孩子后来都获救了。事件结束的９月７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播出了制造别斯兰惨案的绑匪们拍摄的录像。从这段八十七秒的录像画面中可以看到：体育馆地面上人质被恐怖分子枪杀之后留下的深红色的血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黑寡妇”露在外面的那双犀利的眼睛和她身上绑着的自杀炸药上的电线；在妇女和小孩的头上的几条电线和篮球的网圈上悬挂着的炸弹；在体育馆的另一个角落中，堆放着大量的武器和炸药装置；一名恐怖分子对人质说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死亡。”一位市民看了这段录像后说：“电视台是残忍的，他们知道受害者家属会看电视，却仍然播放这些可怕的画面。”受众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传媒对于公众吸引力的疯狂追逐过程中被根本地忽略了。
传播学者注意到，众多的新闻媒体因为报道战争而获益。海湾战争中，CNN因为现场直播战争，击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在世界电视领域制造了新闻频道的神话。“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则成就了半岛电视台，蕞尔小国卡塔尔这几年为世界所知完全是因为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是因为它的“新闻自由”原则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布什的讲话可以播出，拉登的讲话也照播不误，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录像多是在半岛电视台播出的。还有经常播出来路不明的恐怖分子杀害人质录像的阿布扎比电视台为世人所知，也是恐怖活动所赐。
中国媒体也是刚刚告一段落的伊拉克战争和此伏彼起的恐怖活动的受益者。2004年3月20日早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CCTV－1立即配以同声传译，实时转播了美国总统布什的宣战声明，之后便是连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实时报道，这是央视自1997年以滚动的方式播出香港回归庆典后最大规模的滚动式新闻播出。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CCTV的报道仅仅落后于CNN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为中国传媒对战争反应最快的一次新闻报道。与此同时，CCTV－4国际频道的电视直播中，采取了境外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实时转播的策略。在信息选取上，彻底跨越了意识形态。其中既包括了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网、BBC采制的报道，也有“阿拉伯世界的CNN”——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有学者认为此次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中国传媒发展的“里程碑”，和国际大传媒机构的表现相比毫不逊色。当然，央视也可以在其他的新闻报道中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形成国际化媒体的影响力，形成一个媒体的品牌。但是，不容回避的是，没有对伊战争，就没有这样的契机。开战数日后，有统计显示，中央电视台新闻的收视率一度激增三十倍。
现代传媒向公众报道战争和恐怖事件，传媒在实现自己的现代信息流通功能和满足公众的知晓需求的同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提高了自己阅读率、收视率和点击率。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劫持人质、电话恐吓等事件，为媒体制造了具有巨大新闻价值的突发性事件，他们通过现代传媒吸引世界各地的眼球，更好地达到了他们的诱发社会恐慌的目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双赢关系。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指出：“电视摄像机就是放在路边的武器。双方都可以捡起来为己所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方面，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策略上、利益上的共谋关系。
三
1773年，俄罗斯农民造反者叶梅良·普加乔夫站在莫斯科红场南面断头台上，向断头台周围的民众鞠躬告别：“永别了，同胞们，原谅我对你们讲过些粗话。”
我发现，世界许多著名广场其实都是刑场或者有刑场的功能。不仅红场是这样，巴黎的协和广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刑场，那里是摆放最有“人情味”的“断头台”的地方。被称为“巴黎先生”的著名刽子手桑松报告：断头台每杀一个人需要一分钟，公安委员会的人回答：太慢了。古罗马“竞技场”又叫“斗兽场”，同时具有角斗、行刑、戏剧、集会等多种功能，每次演出的压轴戏就是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观众乐此不疲。开罗的萨拉丁城堡广场在举行马球比赛、集会的同时也是一个行刑的地方。伦敦的伦敦塔更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地方，被篡位的皇帝、著名的思想家、通奸的淫妇都在这里掉了脑袋。
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杀人的时候都得在广场上进行呢？说白了，就是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行刑过程是一个教化过程，是一个统治过程，是一个权力的恐吓过程。还有一个为人们忽视的原因：杀人过程还是一个娱乐过程。古罗马的一位著名哲学家说：“观酷刑，有如酒后纵谈之乐。”在古罗马竞技场上观看施刑的不仅有哲学家，还有名媛淑女、绅士贵族。据说，在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每当行刑时，通往伦敦塔街道两旁临街的房子都会被那些观看行刑的贵族男女尤其是贵夫人预定一空，那些带看台的房子尤其抢手。
我们常由衷地赞叹“善良的人们”。这个典型的大锅饭式的道德评判，令我们对于人类充满了毫无道理的好感和优越感。如果从世界各个国家的著名广场走过来，那些在绞架上或者断头台下因痛苦变得狰狞的、扭曲的面孔，和观赏者那些因兴奋而变形的面孔相互叠印在你的脑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性中还有另一面，施虐或喜欢观看施虐之恶比同情与善良更深刻地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2002年10月2日12点30分，天津蓟县黄崖关长城，陕西青年王家雄给围观的群众留下历时六秒钟的生死一跃——他骑着自行车从长城一端“飞”起，又重重摔在长城的另一端，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10月4日，当地媒体刊登一条消息：“蓟县长城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月2日的飞越并没有影响到黄崖关长城的游客数量……游客数量比前天（即10月2日）的数量还有增长。”据说在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慕名”专程到黄崖关长城看王家雄当时“飞越”的现场。
我感慨于这篇新闻报道的一句闲笔：“这个效果，事先谁也未曾料及。”它告诉我们又有一种力量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