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我感慨于这篇新闻报道的一句闲笔：“这个效果，事先谁也未曾料及。”它告诉我们又有一种力量参与到恐怖事件的共谋中来了。这就是公众——喜欢看人遭罪，喜欢看人倒霉的公众。
人民，群众，公众，这些在我们政治语境中被神化了的字眼表现了一种思维上的“政治正确”定势。议论他们，就像议论我们的父亲偷窃、我们的母亲偷人一样令我们难堪。传媒每当受到舆论的责难的时候，总会反问一句，是谁创造了“狗仔队”？是谁欣赏那些“扒粪”扒出来的垃圾？如今世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得到解释，包括最严肃的和最荒诞的，喜剧的悲剧的。传媒，是一个被彻底商业化、产业化了的行业。它的产品的需求方永远是公众。媒体对于色情、暴力的热衷生产是因为有一个相应的对于色情、暴力热衷需求的消费方。再难以启齿我们也得承认，正是公众的品位决定了媒体的格调。
正是在我们每个家庭的温馨的客厅里，“恐怖主义”从一个概念转变成活生生的“新闻大餐”——新闻界总是这样自豪地称道自己的产品。爆炸废墟下的肢体和流泪乞求的人质，恐怖分子的施暴过程和政客的作秀走马灯一样在荧光屏上闪来闪去。在一个相对私人化的空间里，人们心灵暂时从政治伦理、道德束缚中逃逸出来，本性得到舒展，电视提供了一个参照物，一个灵魂的QQ对象，非善的东西变得肆无忌惮。个体化了的人民、群众、公众，在这样一个收视情境中慢慢消解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道德感知力，转化为机械感受媒体信息的受众，几声最初的叹息过后便是零度情感状态下的收看。一次恐怖事件、一个生命的悲惨经历便成了鲁镇祥林嫂式的谈资；手起刀落间滚下的头颅不再是血不再是肉，而只是传媒提供的一段卡通式画面。客厅是一个忌讳血腥的场所，但同时也是一个消解血腥的地方。恐怖不再是恐怖，它只是一个“节目”，一个收视点，一段吸引公众眼球的情景剧，一个吸纳广告的容器。恐怖分子负责提供原料，媒体负责加工制作，受众进行日常化消费，这样一个信息生产消费链条十分完美。媒体提供的新闻化了的人类施虐过程，可以使受众们不必受到道德谴责而获得观赏施虐的心理享受，他们甚至还可以在观赏中把自己置于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评判的话语权力。从生存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心理上生产一种剂量适当的恐惧抗体，使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承受力和理性的判断力，进而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美国传播学者格勃纳在对电视与暴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之后认为：“电视娱乐有助于将涉及暴力的社会问题置于另一个时间、地点，让我们在一个安然远离我们自己的环境中观看那些角色，寻找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办法。”〔9〕形形色色的恐怖新闻让受众不必自己亲身经历恐怖却能得到对于恐怖感觉上的享受，演化为自己的一种必需能力。
即使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猜度得如此不堪和丑恶，仅仅是每个人几乎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观赏心态，就可以为恐怖分子的施暴和媒体的传播提供最有力、最持久的消费需求。在丑闻让人见怪不怪、声色犬马已成为日常饮品的今天，恐怖便在公众信息需要中显示出了稀缺性。正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客厅为全世界的恐怖活动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四
似乎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恐怖活动中，在处理恐怖危机中，政治家、政客、外交家的处境最尴尬，他们常常焦头烂额，他们常常被公众所责难。一方面是恐怖分子越来越高的价码和无法接受的政治讹诈；一方面是公众的指责，人质和家人悲哀的面孔。
但是，控制舆论正是政治家和政客们的拿手好戏，是他们的一项基本技能。在人们看来，布莱尔好像被囚笼中的比格利逼到墙角，对手攻讦，国民谴责，人们威胁要在投票中惩罚他。英国媒体分析说，在营救人质问题上，布莱尔政府进退维谷。问题难就难在，无论这场人质危机以何种结果收场，两难处境都似乎不可避免：与绑架者进行交易来换取人质的安全，绑架者恐怕会得寸进尺，漫天要价，此举后患无穷；无视绑架者要求，人质受累死于非命，备受伊拉克问题困扰的布莱尔必将再次遭到批评，政治前途可能进一步受损。因此，将人质危机比作布莱尔在伊拉克问题上面临的又一场梦魇实不为过。
2004年9月29日，恐怖分子通过半岛电视台又一次播放了录像带，片长十一分钟。笼中的比格利蜷缩在墙边，他的手和脚均被捆绑。比格利用一只被捆绑的手抱住头。狭小的牢笼上方悬挂着“统一圣战组织”的黑色旗帜。比格利恳求布莱尔满足“统一圣战组织”提出的条件：释放所有伊拉克女囚。“托尼·布莱尔，我求你救我的命……”比格利边说边流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布莱尔先生，请不要把我留在这里”。讲话中，比格利指责布莱尔没有为营救他而努力：“布莱尔在说谎。他不关心我……他拒绝谈判，我孤身一人，我的命贱。”“绑架我的人并不想杀我。”比格利说，他们只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女囚。
比格利的弟弟保罗·比格利对英国BBC电视台记者说，布莱尔应该辞职：“我想如果他（布莱尔）辞职，肯尼思（比格利）明天就可以乘飞机回家。”英国《独立报》评论说，绑架者就是想通过此举使布莱尔为其追随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付出政治代价，他们试图通过媒体对人质事件的关注来捅布莱尔的软肋，他们要传达一个信息：“如果比格利遇害，那么布莱尔难辞其咎。”但比格利被杀后，布莱尔却得了分，英国政府事后公布了政府为解救比格利做的努力，甚至是军事上的努力。气势汹汹的英国人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起来，舆论转口说，政府不应该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首相与比格利家人通话，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情味。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比格利遇害后亲自前往比格利在利物浦的家进行吊唁，并在那里足足呆了一个多小时。比格利另一个弟弟菲利普·比格利说：“政府已尽可能通过一切途径解救肯（比格利）。”不利的舆论局面彻底扭转了。
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更是抓住时机将一场危机转化为一场政治秀。那边比格利连连出现在电视上，媒体上时不时传来恐怖分子要将其杀头的威胁，英国政府死板得不可救药，国内舆论一片斥责声。而贝总理这厢里却将恐怖分子给予的“胁从不问”的政策用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使本国的两名女人质获释，贝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在全世界面前大大地出了一把风头。
1985年，正在一个饭店起草保守党年会上演讲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遭遇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爆炸发生时，她刚在演讲稿上加了最后几笔。未来得及整理的稿纸被气流冲得四处飞舞，她在两分钟前刚刚离开的浴室顿时塌落下来。幸未罹难的撒切尔夫人的表现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一身尘土的首相在爆炸后不久就向记者宣布，会议将照常进行。“当她于上午九时三十分准时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全场长时间起立鼓掌。无疑，这颗炸弹未能动摇她在选民心中的形象”。爆炸发生不久，主要反对党工党领袖金诺克便向报界发表谈话，赞扬撒切尔夫人遇事不慌。爆炸发生前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下降的趋势改变了。爆炸事件提醒了人们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人，而撒切尔夫人是个“铁娘子”，她在爆炸中的表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撒切尔夫人谴责媒体对于恐怖分子的宣传是“恐怖主义的氧气”，其实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倒为她的政治生命输了氧。
2004年此伏彼起的人质绑架事件也为美国总统布什的竞选输了氧气。就在英国选民威胁要在“投票箱上惩罚”首相布莱尔的时候，在美籍人质被杀后，大选中的总统布什还是紧咬反恐的国策不放，终于坐稳总统宝座。而一个劲地许愿要发展经济、保障美国繁荣的克里，却没把准国民的脉，鸡飞蛋打，好不凄惶。美国人已经繁荣得欲仙欲死，求的是安静、安全，自家门口没有人体炸弹炸开才是最重要的。布什将民情拿捏得准，所以取胜。
在媒体这个荡妇的怀中，恐怖分子的疯狂获得了最大的释放天地，媒体获得的是收视率、阅读率、点击率的增加，受众得到传播的刺激，政客们获取了操纵舆论的议题和做秀的机会，这是一场“四赢”的疯狂盛宴。只有遭受无端袭击的比格利这样的无辜平民和他们的安宁是受害者。
注释：
〔1〕鹤年编著：《中国土匪揭秘》，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2〕（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4〕郭建国：《别斯兰人质事件中舆论力量调控的启示》，《中国记者》2004年10期。
〔5〕〔6〕卢强：《反恐宣传与传媒报道》，《中国记者》2004年第6期。
〔7〕胡泳：《我们时代的知识生产》，《读书》2003年第10期。
〔8〕黎信：《“冒险家”与“学者”》，《国际新闻界》1993年第3期。
〔9〕《国际新闻界》1991年第1期。
也谈“强者精神”与“盛世情怀”
？ 朱晓军
在3月10日的《新京报》上读到一篇署名为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的文章《强者精神与盛世情怀》，起头第一句的高论就把笔者震慑了——“当年的‘雍正’是对于强者的力量的呼唤，是对于秩序和盛世的企盼，而今天的‘汉武帝’则直接展现强者的力量和盛世的现实，并将这种力量投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盛世情怀’之中。”待到仔细拜读完这篇千字宏文，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如骨鲠在喉，堵得慌。好在一来《雍正王朝》和《汉武大帝》作为央视的重头戏，是服务咱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我都看过；二来就大众文化的消费者而言，咱也有评头论足的话语权，因此斗胆谈点浅见，和张教授唱唱反调。
正如张教授所言，电视上的“新帝王戏”是从《雍正王朝》开始的，而“《汉武大帝》其实是从《雍正王朝》开始的新‘帝王戏’浪潮的一个最新的巨作”。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教授对两部电视剧不吝“巨作”这样的赞词，评价不可谓不高。新鲜出炉、正在热播的《汉武大帝》是“最新的巨作”，那热度虽退、余味犹存的《雍正王朝》当属“巨作”无疑自然不在话下了。但是何谓“巨作”？为何这两部帝王戏就“巨作”了？张教授却惜墨如金，似乎不愿多费口舌，没有给出任何界定和论证，而主要把他的生花妙笔落在两个帝王的身上：
“《汉武大帝》和当年的《雍正王朝》完全不同，雍正是一个历史上备受争议、评价难定的人物，电视剧是试图力排众议，赋予他负重前行的变革者的形象，着眼的是内部的困难和危机的克服。而《汉武大帝》则是对于人们公认的英雄的表现，是对于中国历史最辉煌时代的表现，着眼的是国家‘内’‘外’的‘盛世’出现的景象。其实，这两部同为胡玫导演的电视剧投射了人们的不同的心态。当年的‘雍正’是对于强者的力量的呼唤，是对于秩序和盛世的企盼，而今天的‘汉武帝’则直接展现强者的力量和盛世的现实，并将这种力量投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盛世情怀’之中。”
这段有部分重复的话几乎是张教授文中主要的立论依据。我可以读出的信息是：第一，著名文学批评家张颐武教授在评论电视剧时放弃了批评，成了一名电视剧（准确地说是帝王戏电视剧，特别是胡玫导演的）表扬家。“力排众议”是一个很有力度、结结实实的褒义词，“电视剧”在此显然只是一个虚拟的主语，后面提到的导演无疑才是真正的主语和被表扬者。第二，张教授可能犯了一点小小的常识性错误。因为本人虽然不懂历史，但也明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全世界上都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话题，翻案文章时时都有人在做——中国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不仅雍正是“一个历史上备受争议、评价难定的人物”，“汉武大帝”恐怕也是如此。怎么能断定他就是“人们公认的英雄”？第三，至于“对于强者的力量的呼唤”和“对于秩序和盛世的企盼”的心态不仅反映在雍正帝身上而且通过汉武帝“投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盛世情怀’之中”，张教授何以证明这就是“人们”的心态而不仅仅是他还有胡玫导演的心态呢？这些问题张教授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和解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