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这就是“人们”的心态而不仅仅是他还有胡玫导演的心态呢？这些问题张教授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和解答，也许他对自己代“人们”——也就是我辈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发言的合法性有着高度的自觉与自信，因此不屑于耐心给你讲道理，干脆把结论甩过来完事。有趣的是，张教授还特意把两个帝王形象作为一种新英雄观大加赞扬，认为是对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形象为代表的旧英雄观的超越。且看他的妙论：“这不是对于封建帝王的简单的赞颂，其实有了一种新的价值选择的出现。这里出现的是一种和现代中国传统的英雄观不同的英雄观。在现代中国，我们赞美的往往是在绝境中抵抗的英雄，是异常坚韧地斗争的悲剧英雄，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就是其中的最典型的代表。而像汉武帝这样的盛世的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英雄往往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这是中国的百年历史悲情的结果，是民族屈辱和痛苦的象征。而今天在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有了告别百年悲情，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的新的焦点，中国的‘和平崛起’业已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历史走向。这给了人们想象‘强者’和‘盛世’的机会。于是召唤‘汉武大帝’，其实是对于一个新世纪的想象。它满足的是我们新的愿望和要求。最近，大家觉得似乎无法遏制的‘帝王戏’潮流其实就是这种‘强者精神’和‘盛世情怀’的要求和愿望的展现。尽管这满足和要求还存在种种问题，它的历史观和英雄观也有可议之处，但中国历史新的展开已经需要新的历史想象是这部电视剧凸现的关键问题。”
请大家原谅我不厌其烦地几乎全文照抄了张教授的大作。在一篇千余字的文章中大谈特谈亿万看电视的“人们”的心态和“对于新世纪的历史想象”，而且提炼出“强者精神”与“盛世情怀”这样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极具冲击力的观点，真是非张教授这样的大手笔莫办。虽然篇末张教授策略性地做了一点公允的姿态，轻描淡写地说到“尽管这满足和要求还存在种种问题，它的历史观和英雄观也有可议之处”，但通观全篇，对《雍正王朝》与《汉武大帝》的高度赞扬，对两个体现了“新英雄观”的帝王及其代表的“强者精神”和“盛世情怀”的热情讴歌，在字里行间可以说是表露无遗的。
张教授喜欢从“心态”和“情怀”入手，用心理学的视角做诛心之论。可是，我倒很希望张教授继续探究一下，为什么在帝制被推翻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帝制的象征——帝王怎么在某些媒体文化人的镜头和笔下就成了英雄，是一种什么心态和情怀促使他们在弘扬主旋律的强势媒体上“演了皇帝演皇妃，演了皇妃演皇妓，演了皇妓演格格”（张凤铸先生语）的？热播，尤其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就是“巨作”吗？是“人们”真的喜闻乐见，还是他们其实并无太多的选择？为什么帝王戏潮流“大家觉得无法遏制”？真的是体现了所谓的“强者精神”和“盛世情怀”吗？“强者”是谁？“盛世”又是谁的“盛世”？谁正在沉湎于“新的历史想象”？张教授乃中国最有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既然在大众传媒上做醒世文章，这样的答疑解惑、知识普及工作还是应该做一下的，不然怎么能让仅仅满足于定时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和读读报纸的“人们”读懂您的精辟见解呢？
其实，国内从学界到普通老百姓，这些年对电视上的皇权复辟现象提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就在张教授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天，媒体还在报道参加“两会”的文化名人王蒙、魏明伦等人联袂猛批电视帝王戏的消息。张颐武教授在这种情形下仍然坚持“保皇”的立场，独辟蹊径，“力排众议”，从帝王戏中提炼出了一种“精神”，还有一种“情怀”，而且上升到一种新英雄观的高度，令人叹服。举世皆知北大是新文化的发源地，但北大也出过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此老思想守旧，举止乖戾。帝制被推翻后，他公然顶着小辫子上讲台，在回击学生的嘲笑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剪头顶的辫子易，剪脑中的辫子难。”我想，同在北京大学执教，辜老先生的一句话，可能比张教授的整篇文章更有意思，更耐人寻味——也许还能破解张教授留给我们的一些困惑。
对无法遏制的帝王戏潮流的批评，入木三分的精彩之论已经很多了，实在没有重复的必要。我倒是觉得，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良知似乎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似乎只有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态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情怀的士人。而作为“强者”和“英雄”的帝王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一腔孤忠的奴才的呢？明君如唐太宗，准备的是大口袋，“尽入吾彀中矣”。读书人还可以发挥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作用，这是贞观盛世的待遇。如果遇上雍正和汉武大帝这样的主子，只能被“倡优畜之”，也只有山呼万岁，“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份了。可我们的胡玫大导演，在处理别的史料方面马马虎虎，硬伤多多，但在处理帝王和士子，也就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时，却是毫不含糊的，十分尽力地表现了帝王的圣明和士子的愚蠢，高度肯定了对于这些喜欢乱发议论、有碍朝政稳定的士子“倡优畜之”的必要性和伟大性。汉武大帝将那个给太子出谋划策，大谈和平与民生的士子狄安发配到边境充军，给了一个大约相当于班长的位置，然后胡导演就安排他去巡逻并遭遇匈奴，结果非常猥琐和干脆地死于匈奴的刀下。导演把一个“饶舌”的虚构士子以如此不堪的方式羞辱一番倒也罢了，《汉武大帝》居然忽悠了大历史学家一把，拿司马迁的卑躬屈膝来反衬汉武大帝（顺便提一下，这个独具匠心的“大帝”称谓也深得张教授的赞赏）的英雄形象，可把既懂历史、也研究文学的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的骆玉明教授给激怒了。他在《文汇报》上专门著文澄清有关史实。那可是一篇好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读。客观地说，中国传统的士子们虽然为了自己那个虚幻的“致君尧舜上”的历史想象，绝大多数是甘于以“臣妾心态”来接受或忍受“强者”“倡优畜之”的待遇和命运的。但自恃“道统”在身，敢于对抗“王统”强权的硬汉子（“道统”、“王统”借用了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也是代不乏人的。诸如文天祥和方孝孺这些人，尽管不能算萨伊德所说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代表的精神和情怀，恐怕并非如张颐武教授归结的那样似乎要成为过时的传统，也并不是胡玫大导演一两部电视剧“巨作”的刻意处理就能遮蔽的吧。
这些年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不遗余力地渲染“盛世”。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叫“盛世”。印象中的“盛世”总是和封建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如所谓的“三代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对应的就是“圣人出、黄河清”，“圣人”与“盛世”的关系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当然这都是史书的说法，而中国的史书，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我对史书上标榜的“盛世”一直是心存疑虑的——既然史书不是老百姓的史书，“盛世”恐怕和老百姓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古人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说了真话。我们无数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目的说小点是人民当家做主，说大点是实现共产主义，好像没有什么纲领是为了重现或新建什么“盛世”——这应该是一个和新时代格格不入的陈腐名词。放眼世界，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迄今三百多年没有内乱；美国自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结束后，基本上太平了近一个半世纪，好像英美两国的人民并没有大肆讴歌“盛世”。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仅仅步入正轨不到三十年，就让“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为和平崛起、为欣逢盛世而感恩而欢呼而情不自禁——张颐武教授和一些制造“盛世”大联欢的媒体文化人一道，在自我陶醉的过度移情作用下，实在低估了广大底层中国老百姓的智力。
我一厢情愿地设想，什么时候我们的电视上少了皇帝和宫廷，少了江湖和侠客，少了清官和冤案，少了白领和豪宅……多了工人和农民，多了家长和里短，多了矿井和农田，多了青山和绿水——现代士子能够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整个民族能多一点“忧患意识”，那么，“盛世情怀”没有也罢。
市井陋俗之传统
？ 曲彦斌
近日，浏览了几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外学者游历当时中国所见所闻和感受的著作，心情很不好受，有一种“跨世纪的滑稽感及沉重感”。在此，且就手头儿上正读的一本《中国风情》略发一点感慨。这本书的原名，直译是《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关于一次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静的旅行》，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著名英国旅行家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于1894年作为伦敦《泰晤士报》特派通讯记者撰写的游记作品。莫理循不仅是著名的旅行家，还是曾经被袁世凯聘为总统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读他这本游记时，我不禁由其中所写道的“注水肉”与“到此一游”，引发了心底的一种“跨世纪的沉重感”。
虽说笔者已逾“知天命之年”，但生来也晚，也仅仅是经历了刚刚成为历史的那个二十世纪的半个世纪。在我的印象中，关于风景名胜旅游场所“到此一游”之类的乱涂乱划现象，还是三十多年前“大串联”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并感到愤恨的事。而“注水肉”，则是最近二十来年才亲眼所见，也是媒体经常“声讨”的不法商贩们的恶劣行径。读了莫理循此书，方知原来这“注水肉”和“到此一游”也都渊源有自，也都是“悠久历史”、“三十晚上没月亮——盖有年矣”。
1894年3月，莫理循在游历重庆附近乡村时写道，“猪肉一般都注射了水——用注射器从大静脉里把水注射进去，这样，猪肉显得很重：这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注水肉’”。这年的4月12日，莫理循一行数人又来到了距昆明不远的一个名为杨林镇的地方。他写道：“太阳下山前，我们到达了繁荣的市镇杨林，我住进镇上一家设备较好旅店的楼上一间干净的房间里。这间客房的墙上潦草地写着：‘×××到此一游’几个汉字。有人告诉我说，这几个汉字是中国游客写的，滑稽地向他人表明他们曾经旅行到过此地。”
老实说，乍一发现这事儿时，对于一向有寻根探源“考据癖”这样的“职业病”的我来讲，第一时间所想到的，当然首先觉得是一种“新的发现”了。不曾想，如此细微、不为人所看重的事物，竟然也能在一百年前外国人的文字记载中见到，岂不令人惊叹。不过，继而则不禁为一种“跨世纪的滑稽感和沉重感”所震骇，心情立时沉痛起来。
其实，国人的“注水肉”与“到此一游”陋俗的历史，远比莫理循一行所见早得多。
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载：“（杭人）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自宋时已然，载于《癸辛杂识》者可考也。”《癸辛杂识》著者周密，系宋末元初人，曾久居杭州并卒于此，著有《武林旧事》等有关杭州历史风情的著述。《癸辛杂识》书名之“癸辛”，即因宋末他所寓居的杭州癸辛街而得名。可知，作为南宋京城的杭州，远在八百多年前的当时就早已经有了诸如“注水肉”之类的奸商技巧了。而且，酒、鸡、鹅、羊、鱼，甚至丝帛，各有各的造假作伪谋利之道。陋俗由来已久矣。
如果再往前溯，还会有新的发现。且以五代时的“铁胎银”故事为例。据《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载：“（镇宁军节度使）彦超为人多智诈而好聚敛，在镇，尝置库质钱。有奸民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质以偿之，民皆争以所质物自言，已而得质伪银者，置之深室，使数十余人日夜为之，皆铁为质而包以银，号‘铁胎银’。”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慕容彦超为人不仅十分聪明、富有计谋，还好聚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