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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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07-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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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途,黄叶飘萧更无数。”尽管西行途中可以领略壮美的山川景色,但极度失意的解缙根本没有这份雅兴,而且由于自幼生长南方,他有些禁不起北方的酷寒。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一位熟悉西北形势的邹生,对解缙谈起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邀他对饮,以酒浇愁。他心中惦念着家人,尤其是对九十岁的老父身体多病,危在旦夕,特别担忧。精神与生活的双重打击使解缙不久便病倒了。
    满腹经纶,却弄得如此狼狈,长此下去,不要说再实现“攀龙客天府”的壮志,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这时候,解缙表现出了大丈夫能伸亦能屈的一面,他收起文人的孤傲之气,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在信中他做了检讨,承认“率易轻狂,无所避忌”。董伦被这封书信打动了,于是向建文帝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即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
    经此磨难,特别是他看出建文帝重用的是方孝孺、黄子澄等重臣,对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便没再自作多情,锋芒收敛了许多,这官当得也便顺当。然而,解缙并没有灰心丧气,他还年轻着哩,年轻就是资本,凭着他的小聪明,预感到政治这杯酒可能要变味了,于是他就在默默等待中期待着命运女神的再次降临。

    机遇终于来了。靖难之役,建文帝兵败,燕王朱棣即将率师进京。解缙与同乡胡广、王艮、李贯(此三人为建文二年的状元、榜眼、探花)聚集在吴溥家中商议,谈到国家兴亡时,王艮悲痛流泪,表明忠臣一身不事二主。胡广也愤激慷慨,表示舍生取义。李贯则默不作声。独解缙口若悬河,陈说大义:朱允文(建文帝)虽心慈,但是遇事优柔寡断,朝令夕改,使臣僚无所适从,不是个统一天下的皇帝。胡广顾虑的是,燕王凶悍怕难容旧臣。解缙开导说:太祖创业,惨淡经营三十载,好不容易才出现中兴统一的局面。燕王志大,智勇双全,能屈能伸,非一般公侯所能及。只要天下得安,国运强富,我等前程不必过虑。随后,解缙连夜赶至金川门燕军大营,“驰谒,成祖大喜。明日荐胡广,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
    我们不能不佩服解缙的政治投机眼光。不过,在建文帝还没有彻底垮台,朱棣还没有坐上龙椅的时候,解缙就为自己的出身极力钻营,还先其他降臣一步提前去拜见新主子,变脸的速度之快,让人惊奇,也让人厌恶,解大才子也未免太心急了吧!唯一可替他辩解的是,解缙早就想结束在建文帝手下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了,想早日找到能给他提供在政治舞台上尽情表演机会的新主子,至于什么忠孝节义,都见鬼去吧!太祖皇帝许诺“十年以后,大用未晚”,十年时间早超过了,还等什么呀!这十年可把他等苦了,如果不抓住燕王这根救命稻草,再无休无止地等下去,非把他急疯不可。不过,我有点纳闷,从前的解缙是何等的刚直不阿,放言无忌,现在的解缙却极善揣摩逢迎,这两种近乎矛盾的性格却奇妙地统一在解缙身上。想不到,我们的解大才子还有这一手,真是高明啊!也许,文人在困顿失意的时候,都想改变这不幸的命运,既急不可耐又回天乏术,只好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拉弯自己挺直的脊梁,加入到蝇营狗苟的队伍之中,他们的高智商在这时发挥出了最大的效用,比之一般无耻小人,他们更易获得成功。为了能尽早品尝政治美酒,他们也只能出此下策了。可怜的文人,我们还能指责他们什么呢?
    一夜之间,解缙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皇帝朱棣的首席宠臣,这虽然有点奇怪,但却在情理之中。在方孝孺、黄子澄等重臣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朱棣能得到名满天下的解学士的竭诚拥戴,也就相当满足,自然要委以重任了。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这种极体面荣耀,也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隔朝修史,盛世出书,这薪火相传的重任,被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视作神圣的职责。这进一步奠定了解缙学界泰斗、文坛重镇的崇高地位。解缙能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天空里成为熠熠闪烁的一颗星,根基全在于此。
    还有令解学士高兴的事情。永乐元年,正式建立内阁制度。这些阁臣不仅是备顾问,有时还代行皇权,六部事务全由内阁统管。解学士就在第一批阁臣的七人当中,且名列第四。因他才华出众,文笔流畅,又多策略,不到一年,便脱颖而出。朱棣凡事皆与解缙商量,还把金绮衣奖给他,其地位与尚书相同。朱棣曾对人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由此可见永乐皇帝对解缙的器重程度了。
    其实,不管皇帝对你如何器重,尤其是那些表示器重之语,不过是皇帝一时头脑发热说说而已,他并不会为那些话终身负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是也。中国文人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皇帝的几句器重之语,往往会使他们像吃了鸦片一样,一辈子兴奋不已。既然明君贤臣风云际会,如果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抓住机会发展自己,不但心有不甘而且会死不瞑目的。由此说来,政治对于文人,不只是杯苦酒,简直就是毒酒,而文人们一旦端起了酒杯,就巴不得一饮而尽。我们的解学士就是如此,被朱棣的迷魂汤一灌,就不管不顾,置一切于度外,甚至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仍不知觉。
    解缙为自己找的第一个掘墓人是汉王朱高煦。高煦乃朱棣次子,勇武过人,在靖难之战中救过朱棣的命,立下了赫赫战功,虽然暴虐无常,却最为朱棣看重。为立太子事,宫廷内形成了两派,靖难功臣拥戴朱高煦,而中国的传统是立长不立幼,因而朱棣一时拿不定注意。此时解缙的政治头脑又开始盘算开了。他知道,立了朱高煦,这拥戴之功他是抢不到多少的,而长子朱高炽最不被人看好,如果拥立了他,才是真正的奇货可居,才是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解学士一定为他的聪明投资而激动不已,况且以学士之才,要梦想成真也不太难。一天,朱棣密召解缙进宫,问及此事,解缙专挑好的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懦弱无能竟然能高尚成仁孝,中国的语言之美就在这里。朱棣是个明白人,什么话也没说。解缙又顿首说:“好圣孙(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这可是解缙的杀手锏,果然奇效无比。朱棣动了心,因为他是非常喜爱长孙的。这个孩子出生时,朱棣曾梦见父皇授此儿以大圭,镌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这样的瑞兆朱棣非常相信。现在长孙已经十岁了,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怎能不怦然心动呢?〔2〕为了长孙,朱棣把朱高炽立为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命解缙拟诏书告示天下。汉王当然气坏了,从此把解缙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这个拥立之功,不少文人掉脑袋于其中。其实,对皇帝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立储是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往往意见听得越多,选下的接班人越是糟糕,这是盛世明君们易犯的毛病。秦始皇、唐太宗也好,明太祖、康熙帝也好,概莫能外。这种事情,做臣子的往往是瞎操心,即使操对了心,也是出力不讨好。以解学士之聪明,这点历史的禅机他不会参不透,但政治的毒酒早把他喝得不分东南西北,哪管得了这么多呀!太子虽立,朱棣意向仍游移不定,一边是“靖难”功臣们的呼声,一边是太子“又时时失帝意”,所以屡欲易储。这可把解学士急坏了,赶紧向朱棣进谏:“是启争也,不可。”可这时,朱棣已怀疑到了解缙的动机,很后悔当初听他的话立了这样一个无能的太子,所以对解缙的意见不但不采纳,反而责怪解缙在离间他的骨肉。从此,朱棣对解缙的礼遇渐渐减少。疏不间亲,解学士怎么就想不到这点呀!
    解缙为自己找的第二个掘墓人是锦衣卫帅纪纲。作为特务头子,纪纲是皇帝不可或缺的一个耳目,对这样的大红人,一般朝臣根本不敢惹。然而解学士却对这个不学无术的特务头子不屑一顾。一年冬天,在一名朝廷官员的寿宴上,解缙正与大臣学士们吟诗作对,纪纲走进来,硬充斯文,胡诌对联,仗势拿人取笑。解缙决心煞煞他的威风,便离席踱到厅中,向纪纲念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请纪纲对下联。这位刽子手自然对不出。解缙笑着说:“这俗对不是大人对不出,怕是懒得对。我自个儿续下联吧!”然后轻重有致地念道:“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纪纲当然悟出点其中奥妙,却不好发作。从此,这两人结下了难解的私怨。好一个解学士,以敏捷之才惩治了一个奸诈之徒,实在是大快人心。不过,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的小聪明所在,也可说是一大通病。他们总把自己看得过分高尚,把小人看得过分丑陋,总想实现除恶务尽的理想,为此不惜把自己主动推到与小人的对立面上去。尽管暂时取得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日后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这些单纯善良可怜的文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加之解缙几次劝谏永乐帝,取消了一些劳民伤财意义不大的“形象工程”,让纪纲失去了不少搜刮百姓的机会,这使得纪纲更对解缙恨之入骨。
    汉王和纪纲在永乐帝跟前不断地搬弄是非,而解缙还在不断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身处危境而不知,可悲啊!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赐黄淮等五人二品金纱衣一件,身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学士的解缙却未被赐予,这是朱棣将要贬黜解缙的一个信号。其实,朱棣早就想把这个讨人嫌的解缙一脚踢开,只是《永乐大典》还没有编完,为了这千古未有的伟业不至于半途而废,朱棣只好隐忍不发。这个时候,解缙也可能明白自己失宠了,但他实在舍不得放下历经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奋斗到手的这杯政治美酒,依然对朱棣一往情深,有时还很牛气:我解缙才干出众,你皇帝纵然不喜欢我,但你要想当明君,就离不开我这样的贤才。解学士以为他是擎天之柱,没有他天就要塌陷,世间将永处黑暗之中。这种盲目乐观使解缙变得感觉迟钝起来。
    永乐五年(1407)二月,《永乐大典》再有几个月就要交卷了,朱棣再也等不下去了,找了个借口即所谓“廷试阅卷不公”,将解缙降谪为广西布政司的右参议。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又颇遭嫉恨之人,一旦离开内阁近臣的位置,厄运也就开始了。这一年解缙三十九岁。解缙离京后南行,顺路回乡滞留数日,将妻儿安顿于家,便只身前往广西就任。这次出任与当年谪贬河洲时心情一样:“十年遭运否,河陇孤栖迟,东还未展翻,一麾复南驰。”他虽然用“丈夫志四方,离别何足悲”来安慰自己,但还是寄希望于“圣恩喜谢事,乐矣不复疑,壶觞集群彦,迟我从南归”。都什么时候了,解缙依然对政治痴心不改,如果不是对永乐帝充满了幻想,就是希望新主子将来“迟我从南归”,这就更罪莫大焉。如此的怨妇心态,莫怪以后又被人奏劾,说他心怀觖望。朱棣偏听,于是又将解缙贬为交趾布政司右参议。有时我想,如果解缙此时能够悬崖勒马,迷途知返,重新品味孔老夫子的教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此不再沉溺于政治,潜心学问,依他之才华横溢,远见卓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当不是妄语。可惜,历史是不能够如果的。
    人常说,四十而不惑,解缙却在过了不惑之年(永乐八年,他四十二岁)时,办了一生中最糊涂的一件蠢事,亲手为自己推开了地狱之门。这年解缙离开交趾北归面见皇帝奏事,到了南京,才知朱棣已率师北征,只留下皇太子总理国事。既然皇帝不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以避嫌疑,这时候最需要谨慎从事。然而,解缙去拜谒了皇太子朱高炽,然后离京乘船南下。哪曾想,他入京谒见太子一事被锦衣卫帅纪纲探知,密告随父皇北征的汉王。汉王趁战事不顺之时,添油加醋奏了解缙一本,疑心重的朱棣一听大为震怒,好你个解缙,乘着我不在私自去向太子表忠心,我还活着,你们就想抢班夺权,真是岂有此理!于是诏令逮解缙下狱。本来,解缙在归途中见南方各省旱情严重,浩浩赣江许多处也变成涓涓细流,河两岸随时可见乞讨之人。解缙心情沉重,草拟了《请凿赣江通南北》的奏疏。不料,他忧国忧民的奏疏尚未上达龙廷,自身却在归途中被捕入狱。解缙之狱牵连极多,成了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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