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是人民的悲哀。与亚历山大对库图佐夫的冷漠相比，俄罗斯人民给予了自己英雄应有的荣誉，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跪在元帅的灵车前为他送行，在彼得堡郊外5俄里，元帅的灵柩在人们手中传递，直到把这个伟大的俄罗斯躯体传送到喀山大教堂的墓穴中。
在库图佐夫死后数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地把俄国描述成这样一个国家：它有着勇敢、坚强的人民，他们居住在靠近北极、濒临北冰洋的地方，这种条件造就了他们不畏强暴的性格。
拿破仑说：“一想起这个庞然大物，就令人不寒而栗。既不能从侧翼，又不能从后方攻击它。然而它可以不受惩罚地攻击你，在胜利时淹没你，让你退却到冰层的深处，退却到残废和忧愁的深处。”
俄罗斯不可征服虽然像个神话，但至今没有例外。
拿破仑不是第一个在俄国遭到惨败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他之前，17世纪波兰军队在俄国覆灭，18世纪初瑞典军队在俄国战败；在他之后，20世纪希特勒更是在俄罗斯大地折戟沉沙。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都要归功于气候：“俄罗斯有一位最伟大的将军，他的名字叫严冬”。
不过在托尔斯泰笔下，这位伟大的将军应该叫库图佐夫。
但在库图佐夫眼里，光荣属于全体官兵和人民。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的救星，俄罗斯用这个名字来欢迎你们，你们在这次迅速进军中建立起来的不平凡的功绩，使全国人民都感到惊奇，并带来了我们永远的光荣。”这是库图佐夫的文告。
在莫斯科的大火里，拿破仑在俄罗斯人民面前黯然而退。
俄罗斯民族的尊严就在冰天雪地中得到捍卫。虽然不停吃败仗，但俄罗斯苦战不休，直到耗尽了拿破仑的最后一丝力量。
拿破仑大军成了逼迫俄罗斯爆发的导火线，就像屡败屡战的彼得一样，俄罗斯民族以自己的顽强和忍耐成就了国家的强盛。
俄国为整个欧洲挽回了败势，而欧洲则向俄罗斯敞开了怀抱，亚历山大一世甚至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
俄罗斯这个“寻师问道的学生”，不仅完全被欧洲所接纳，而且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俄国，不仅实现了与欧洲的对等交流，而且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欧洲施加影响。
2、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
就在沙皇扬眉吐气进入欧洲时，一股反抗专制统治的暗流已经在俄国萌芽、汹涌。
亚历山大一世身后的俄罗斯军人，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法国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俄国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一比，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军人突然发现：真正不可忍受的，并非法兰西式的战败，而是在沙皇独裁制度下生活，他们认为自己是“1812年的产儿”。
曾亲身在巴黎感受了法国大革命气氛的俄国十二月党领袖彼斯特尔写道：
“1812年、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发生的事件，与这几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一样，让人们见识了朝代的不断更替：多少宝座被推翻，又有多少帝王被扶起来；多少王国被消灭，又有多少新的国家被建立起来；多少沙皇被废黜，又有多少人复辟称帝；完成了多少次革命，产生了多少次政变——所有这一切使智者认识了革命，了解了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并且不同的世纪有其不同的特点。现今世纪的特点就是人心思革命。在欧洲各个角落，从葡萄牙到俄国，无一例外，甚至像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也到处都是同一的景象。整个美洲亦复如是。改革的精神，可以说，使各国思想家感到激奋。我认为，这就是产生革命思想、革命法规，并使它们牢牢扎根于智者头脑中的原因。”
对这些亲眼看到过法国大革命成果的贵族来说，俄罗斯的一切都显得难以忍受：
当普通法国人可以公开对复辟的波旁王朝贵族高喊平等自由口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农奴却依然在贵族地主的皮靴下瑟瑟发抖；
当英国工业革命的炉火已经燃烧了30年，而俄罗斯的近代化工厂还寥寥无几，仍处于工
场手工业时期，工业产值远远落在英国的后面。
当欧洲各国普遍认可议会制度，美国已经在大洋彼岸建立了共和国，而俄罗斯依然是君主独裁。
往昔的开明君主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任务，两位大帝的开放姿态，已经让开明之风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心灵。此时的俄国需要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
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在俄罗斯一个世纪的改革中，“国家强大了，人民瘦弱了”。这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俄国的强大没有稳固的基石，国家实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
在强大的俄罗斯军队背后是瘦弱的人民和独裁的君主。建立在残酷压榨上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
在这样的对比下，贵族军人无法保持自己的民族骄傲感。一个军人这样记载：“皇帝在卫兵的伴随下出现了，……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
十二月党人愤怒地质问：“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侮辱吗？”
俄国的崛起，需要新的道路。
彼斯特尔早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俄国的实际和其它国家共和民主制促使他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他说：“我在心里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像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
1825年12月，3000名近卫军开进圣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要求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这次起义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
这些受到启蒙运动洗礼的革命者要引领俄罗斯走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在《俄罗斯法典》这一文件中，他们痛斥农奴制：“把他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这是最可耻、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戒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
他们描绘了俄国的蓝图：“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
但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在对他们搜身的时候，所有人身上搜出了普希金的诗作，特别是那首《自由颂》。
诗中这样写道：“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
5位领袖被绞死，121人被流放西伯利亚，那些士兵中的积极分子则要经受棍棒的敲打，许多人被乱棒打死。尼古拉一世宣称：“革命到了俄国的门坎，但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不会让它闯进来……”
这是一场流血的现代化努力，贵族革命家们抛弃了财产地位和家庭，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制度，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不惜以卵击石，英勇地发起了向沙皇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冲击，他们也因此得到了整个俄罗斯的敬意，被视为“俄罗斯良心”与英雄。即使是沙皇在恼怒之余也为他们的勇气而叹服。
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并且把这一时期称为贵族革命时期。
3、我是俄国人
对十二月党人来说，故事已经结束。在俄罗斯来说，十二月党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在西伯利亚，高贵和光荣、爱情与信仰得到了真正的诠释。
十二月党人为追随理想而流放，但他们并不孤独。
几乎所有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情人都不肯与十二月党人离婚、分手，她们心甘情愿地抛弃财产、地位与舒适的生活，选择了与自己的丈夫、情人一道前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
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是第一个冒着风雪严寒动身到西伯利亚去的勇敢女性。她出身名门，养尊处优，父亲是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她在少女时代便因才貌双全、能歌善舞而为人瞩目。
当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被流放后，她发誓一生追随她英雄的丈夫。当时她年方二十，刚生下一个男孩。此举震动了整个俄罗斯上流社会和文化界。当她途经莫斯科时，人们为她举行了盛大宴会，隆重送行。曾深深爱慕过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的普希金也在场。两年后，普希金写成长诗《波尔塔瓦》献给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诗中说：
西伯利亚凄凉的荒原，
你的话语的最后声音，
便是我唯一的珍宝、圣物，
我心头唯一爱恋的幻梦。
另一位诗人涅克拉索夫为刻画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的形象，选取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并专门采访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的儿子。当听到公爵夫人之子口述母亲用法文记述的日记时，涅克拉索夫多次情难自已，“跪到壁炉跟前，像孩子似地抱头痛哭起来”。涅克拉索夫对此诗倾注了满腔心血乃至整个生命，并因此病逝。
在涅克拉索夫的诗中描写了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与丈夫在西伯利亚矿坑深处会面的一场：
我在他的面前不禁双膝跪倒，
在拥抱我的丈夫以前，
我首先把镣铐贴近我的唇边！……
一霎时，便听不见谈话声和干活的轰隆声，
所有的动作也仿佛戛然停顿，
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眼里都饱含着热泪，
四周围站着的人们，
是那么苍白、严肃，是那么激动。……
好像这儿的每个人都同我们一起
分尝着我们会见的幸福和苦痛！
神圣的、神圣的寂静啊！
它充满着何等的忧伤，
它又洋溢着多么庄严的思想………
从此，亲吻丈夫的镣铐成为俄罗斯人坚贞爱情与信仰的经典画面，被无数的画家描绘到画布上。
而另一位法国姑娘唐狄的故事也同样感人。
当她在巴黎听说昔日的情人伊瓦谢夫（本人是骑兵大尉，其父是少将，俄国大地主）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俄国，并向当局要求批准她到西伯利亚去与情人结婚。有关官员不敢做主，将此事报告给沙皇。
沙皇尼古拉一世叫人向她讲明她将会因此失去一切，甚至不能与别的到西伯利亚陪伴丈夫的十二月党人妻子那样享受某种宽大待遇。可她依然要追寻着爱人的足迹到西伯利亚。
沙皇虽然愤怒不已，却也为这位法国女郎所打动，破例批准了她的结婚申请。当唐狄到达西伯利亚时，当地的官员以未接到沙皇命令为由，不许她见伊瓦谢夫。于是她在到处是流放犯人的小镇上打听爱人的消息。
据说她遇见了一个流放强盗，他为她的经历大受感动，于是替这对忠贞的爱人传递书信，不顾风雪，不顾疲倦。
终于唐狄得到了许可证，他们结了婚，面对漫长而暗无天日的苦役犯生活，她始终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几年后，苦役改为永久流放，虽然处境稍好了些，可恶劣的气候和苦难的生活沉重地压垮了妻子，她倒了下去。一年后，她的丈夫随她而去。
这对爱人留下的诗文中那浓烈的情感，曾使那些检查犯人书信的铁石心肠的检查官也为之动容、哭泣。
同样的故事有很多，十二月党人贵族出身的妻子或是情人们，许多都枯萎在这片冰天雪地中。
作为俄国第一代革命者，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对理想的执着和庄严的死亡极大震动了俄罗斯的灵魂，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永远打下了理想主义的烙印。
理想在一代代知识分子身上传承，理想也得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尊敬。
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沙皇召见普希金，说：“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彼得堡，你会怎么做？”
普希金说：“我肯定会参加起义。”
1837年2月10日，普希金去世。沙皇政府压低葬礼的规模，排斥民众参加。但民众却歌咏着《自由颂》络绎不绝地去向普希金告别，普希金的一位朋友问一个泪流满面的老人是不是普希金的亲人，老人回答：“不是，但我是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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