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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必须在“大客人”面前将“自己人”贬低的“做人”方式， 亦常常表现在中国人的家庭宴会中。每逢这种场合，为了避免 挤了客人，主人总是先将小孩赶开，自己陪客人先吃，至于主妇 则往往在厨中炒菜而不上台。中国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给客 人“面子”，以及替自己捞回“面子”（因为这表示自己不寒酸）。 而且，客人越是远的，越是疏的，就越是要这样；家中熟客反而不 需要来这一套。这种作风，在国外的中国人之间已渐趋淡薄，在 大陆则仍然保留。
然而，当中国人将这一套也应用在国际关系之上时，就出现 了世所罕见的奇观。一位在“四人帮”时期曾到过中国的英国 研究生告诉我：“当中国当局组织我们外国人到一个公众场所去 参观的时候，总是先将那里的中国人先赶光，才让我们进去。这 种在外国人面前侮辱自己同胞的做法，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我本人也亲眼看到这样的一幕。80年代初，我曾与各国留 学生在一艘长江轮上度过一周。船上的服务员，获悉有外国人 在场，就将中国人与留学生用膳先后安排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以 免本国人的嘈杂、挤拥与肮脏在“外人”心目中制造不好的印 象。有一次，当我们正在用膳时，一位六十几岁的中国乘客不知 情，徐徐地踱方步走了进来，却被服务员大声叱喝：“出去！”——— 这一幕是在所有外国人眼前发生的。 中国人这种自我贬抑与压低“自己人”的“做人”方式，除了
在本国人心目中制造自身是低等人类的自卑感之外，并没有真 正达到在外国人面前维持“门面”之目的，而是适得其反。中国 人是很喜欢将自己得意的建设作为“样板”，展示给外宾看的。 这种维持“门面”的做法，虽然会有破绽，仍不失为一种自我提 升的意向（关于这个倾向———详后）。至于前一种做法，则连这 种效果也没有———它只是将外国人抬到了自己人头上，于是“内 外有别”的“层次”也就变成了“等级”。
这种“等级”的划分甚至还出现在不同“层次”的中国人之 间。一位在大陆当客座教授的华侨数学家，有一次与他国内朋 友———一位同系的教授———去杭州游览。他是“外宾”，以为透 过旅行社会比较方便。结果，到了目的地，在旅行社安排下，他 一人坐在宾馆中的外宾部用餐，眼光光地看着他的友人在外 厅———也是一人一桌地在用餐。从此以后，他与国内友人外出， 就再也不敢通过旅行社。
然而，这种情形有否违反了“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逻辑 呢？其实并没有，因为差别仍然被强调，只是倒了过来。事实上，中 国人对心意“无到”的“自己人”圈子以外的人———陌生的同等级的 本国人———是很没有礼貌的，只有对待远的“客人”才事事优先照 顾，如此才显得自己不寒碜。因此，七八十年代外人来到中国以后， 就不可能将他们与老百姓并列，而必须也给予他们某些统治阶层自 身的特权———在这里面又分等级：华侨港胞比较“亲”，外国人比较 “疏”，因此前者的待遇又比后者略逊一筹。这种做法，就是不管外
人的贫富情况，一律将他们当作不同“类型”的人———亦即是比中 国老百姓“身价”高的人。因此，遂要求他们付出加倍价钱（华侨港 胞“身价”比较低，结果反而获得了优待）。
但是，在另一方面，“疏不间亲”的逻辑也同时在发挥作用。 外国人和国外华人来到国内后，虽然一方面可以进入本地人不 能进去的豪华场所，但是却不能进入本地人才能进去的“内部” 场所（例如内部书店），也不能订阅“内部报刊”。而且，他们也 被当作是防范的对象。中国当局常常告诫本国人，对外来人必 须“敬鬼神而远之”。在我住过的那所大学中，当局曾和必须与 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师生大谈“内外有别”的道理，对一些必须陪 留学生住的中国学生则提出了“与外人关系必须搞好，但是不要 搞得太好”的方针———充分显示出中国式的“做人”有时也是 “做戏”。当时另一所学院的一位中国女学生，曾经去外宾住的 饭店找人，人没有找着，只在大厅中停留过，结果就被按照填写 的会客单上的资料通知了校方，回去后，她的班主任“劝告”她 说：“外国人去的地方不是你该去的！”言下之意，与外来者接触 有使人“腐化”的作用。
这种情形，与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将外国人羁縻在广州城 外，尽量给予他们最好的待遇，甚至配备中国仆人，只是要求他 们不要进城，是同一个文化“深层结构”的现象。 对待外面世界的态度，我们还要在“锁国心态”一节中详细 讨论。在本分节中，我们只想指出：中国人的“心”无疑是很发达 的，但是却是被公式化渠道化的，而“层次”与“等级”正是中国 人“做人”的渠道。因此，它们并不是为了对待外人时才设计出 来的东西，而只是将自己人在本国人之间也运用的“内外有别” 逻辑，应用到外国人的头上而已。
事实上，这种对外客尊而不亲，对自己人亲而不尊的做法， 也反映在组织成员对内与外的不同作风之上。党员是内部的 人，当然是可以参与机密的，但同时也被要求多作一点牺牲，以 便在“外人”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对于可以争取的群众，则不 让其参与机密，但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像对党员那么苛刻，而且 往往还会给他们一点特殊照顾。至于有头有脸的统战对象，则 似乎是越反动越好———因为这样越有统战价值———因此越反动 越礼遇有加。至于党员，既然是平时信任的“自己人”，如果稍有
脱离常轨，就会有“吃里扒外”的嫌疑，因此就会受到处分。
这一套“统战”办法并不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里学来 的，而是祖传的宝贝，因此也只能运用在中国人之间。在美国， 笔者所目睹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形是：每一个小党派都是公然 坦率地宣布自己的原则，愿者上钩，从来也不会用“人情攻势” 去赢取对方。至于像意大利人的共产党，可能也会动用到“人 情”，但是，自己的党员是否愿意像客人来时家中小孩被赶下台 子一般，则成疑问。至于西方人，如果作为被“统战”对象的话， 可能也要视原则才会参加，而不是受人特殊“照顾”就会“交 心”。
然而，被罩在人情的磁力场内的中国人，“心”必然发达于 “脑”，因此往往很愿意参加别人的“统战”游戏。
因此，在这种“亲疏有别”的游戏中，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知 道自己的位置———被当作“自己人”而受到贬抑，或受到礼遇但 被视为“外人”，都不至于引起疑问与抗议。
然而，当中国人将这一套应用到外国人“身”上，除了对日 本人还行得通外，对西方人无不大碰钉子。的确，西方人是“其 心必异”的，因此，他们对待特殊的礼遇多半不领“情”，也不受 它的束缚———尤其是认为自己是付了加倍价钱才获得的“礼 遇”———反而会从个人的人格尊严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人贬抑 自己人是一种没有自尊的表现，而没有自尊的人是不可能尊敬 别人的，因此就会怀疑到背后的动机。此外，他们对自己被官方 当作是一整个被提防的“类”，也不见得会惬意，并且会认为是 不尊重“人”。因此，就往往会不理会“内外有别”的这一套，凭 一己的选择与个别的“人”打交道。在负责接待与照顾的当局 眼中，这种不受“人情”制约的情形，自然是不要“面子”的，也是 “无眼睇”的———因此，也确实符合了老子所说的“视之不见名 曰夷”①。
3。心意不到之处
中国文化“二人”定义“一人”的设计，就是让双方具“体”地 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 了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自己就不知怎样去“做”，也毋须 去理会。
因此，中国人的世界也只可能是人情化的世界。的确，孔子 认为不知生焉知死，不语性与天道，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也是因为这些都是能具“体”感觉或 “身”受的人情“无到”的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天理”也必然是 “心”（“心即理”），“天”也只可能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
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可能是人间以外的超越原理。外国人 既然是“其心必异”（“心”的结构不同），不能与他作“二人”之 间的“以心换心”，因此只能是人间世以外的“鬼”。
不过，至少就中国人自己的“天地”来说，将具体感觉得到 的人情作高层次提升的哲学家，是可以让一己之“心”充塞于 “天地”之间的。对其志“兼善天下”的士大夫来说，也会感觉到
自己与天下之“心”皆彼此“有到”对方“身”上。
然而，对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心意“有到”之范围就只 是“自己人”圈内。在这个圈内，双方面总是“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处处以对方为重，十分礼让。这个“人情味”的因素在香港 已经很淡薄，在大陆则仍然很浓厚———如果你是熟人的话，到人 家家中作客，他们总会拿最好的东西招待你，而且往往将自己的 那份也剥夺掉；在饭馆中，则争着付款；乘搭公共汽车时，也抢着 为你买车票；如果排队的话，就会尽量将你推到他的前面；如果 不小心碰了你一下，或踏了你一脚，就会千道不是，万道不是。
① 《老子·赞玄第十四》。
的确，既然彼此的“心”都“有到”对方的身上，在不小“心”撞到 或说错了话时，总会说：“我是无心的！”
然而，在一旦越出了这个圈外，就真正不需要“有心”地去 “做人”，因此，撞到了永不说“对不起”———事实上，只有在渠道
化了的“二人”一对的关系中，自己这方没有了心，才会显得不 “对”，因此心中就感到“对不起”对方———有时还会恶声相向。
因此，笔者当时在大陆时发现：在公共汽车上以及街道上的吵 架，几乎无日无之。确实，如果熟人走路时提箱子，中国人总会 抢着替对方提，然而，如果是陌生人，自己提箱子刮到了对方，也 很少道歉。有时，在马路上看到骑自行车者撞到了路人，对方已 经痛得弯下了身，撞人者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振振有词地诉 说对方不对，结果自然引发了吵架。此外，大陆的人在排队时遇 到了熟人也要来排队，总会硬将他拖到自己之前，热情地说：“你 先！你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即使已经排在自己前面的，也 会设法抢在他前头。
因此，在上公共汽车时，一般都是不排队，即使已经在栏杆 之内还想抢在别人前头，如果你用手拦着他，对方有时还要强词 夺理地直冲向前，有时叫他停止，对方也会停止———如果碰到外 国人在排队，回头请插入者停止，则十次中总有十次生效———但 是，自己浑然不觉而必须待外力去纪律，却也说得上“自取其 辱”。然而，如果不守秩序的人年龄比本人大一倍的话，在说了 他之后，也会替他感到不好意思。
因此，在每次候车时，总必须要有纠察队才能维持秩序，一 旦没有外力制约的话，就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有时，纠察 队也不管用，即使有二三人在场也被人潮淹没，只好撒手不管。 在商店中购物，如果人多，也是用身体将先来者顶开。这类现象 与争先恐后上车一般，都不能用人口过多去解释，因为，即使只 有两个人，也出现后来者抢先的情形。 在大陆，打电话去一些单位找人或问事，十次中有八次，接 听者总是吵架一般的声气，有时没有等我说完就挂断。自然，如 果听出是熟人的声音，就必定不会这样。有时，笔者感觉到：这 并非是接听者有意如此，也并非由于该时刻心情不好故发泄在 陌生人身上，而只是一种心意不到之时习惯的口吻。的确，中国 人在越出了自己熟悉的人圈子以外，往往会很突兀，很不自然， 有时，即使想表达好意也不知如何进行，因此就索性违背自己本 意地失去礼貌。即使在今日的香港，有人打错了电话号码，五次 中总有一次不说“对不起”就挂断，有时听得出对方是有心道歉 的，但是很突兀说不出口，于是就索性挂断（香港的情形确实改 进了不少，十多年前，如果打错了电话号码，接听的一方总是恶 声相向，甚至说：“你去死啦！”）
一般来说，中国人撞跌了路人手中的东西很少帮人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