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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中国人撞跌了路人手中的东西很少帮人捡起来 （在香港笔者就遇到这类事），有时是浑然不觉，有时是不将对
方放在“心”上，但有时却并非存心没有礼貌，只是在“生人”面 前不知如何“做人”，因此只好扬长而去。后一种情形在少男少 女之间就更容易发生。有一次，在香港的行人天桥上看到一个 少女将一位少男手中捧着的盒子撞翻，只回头看了一眼，脚不停 步地急急离去，而少男则对其背影报以怨毒的眼色。的确，这类 场合很容易变成男女邂逅的机缘，因此，在“男女授受不亲”的 文化本能作祟下，行动遂比思索来得更快，结果唯有“身不由 己”地没有了大方的风度（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少女与老人之间， 笔者想前者多半会替后者捡拾起来。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敬 老”是很“道德”之事）。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十几岁的 少女，如果在公共汽车上不小心踩了陌生男子一脚，也是想说 “对不起”而说不出口，索性不理会，或急急忙忙地走开（笔者在 香港与台湾都碰到这种反应）。
因此，在“心意不到”的场合中，又有完全“无心”以及刻意
地“无心”的差别———后一种情形多半出现在男女必须避嫌的 场合中。笔者认识一些很害羞的香港青年，当他们打电话找朋 友而却是由对方的妻子接听时，就“身不由己”地不打招呼，也 不理会她，径直地叫男的通话，结果次数多了就引起女方的误 会，认为是存心不礼貌；更有甚者是到别人家中作客，在面对面 的场合中，完全不理会对方的女眷，以免“勾搭”的嫌疑，结果自 然也变成了“存心”没有礼貌。
不过，这种刻意“无心”的态度，却更普遍地出现在香港女 性对待陌生男子的场合中。在香港的一些家庭小店中，如果看 店的是少女，而去购物的又是青年男子的话，前者多半就不带笑 容，严重起来则搞到“嬲爆爆”与“面臭臭”，而且这种态度不好 似乎是故意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刻意地（其实是“身不由 己”地）去破坏自己的美丽，以避免“有心”的嫌疑。在美国时， 笔者却看到这样的情形：一般来说，故意不友好的态度多半出现 在贫民窟的女店员身上，因为，在那里，男顾客存心勾搭的情形 确实大量存在，女方遂有自卫的必要，但是，这种态度却并不是 基于女子心中“道德”的考虑，因此是一种攻守自如的行为，也 是因人而异；至于一般的女店员，总是笑容可掬，爽朗大方，但是 却不见得是对人“有心”，只是对人有礼貌，也同时让别人欣赏 自己的美丽而已（的确，敢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有时可以成 为测量“自我”意识之强弱甚至有无的标准）。然而，上述香港 女性的倾向，在大陆与台湾却比较少见———在那里，如果出现态 度不好的情形，却多半是因为工资低心中没有好气，因此是属于 不用去“做人”的那种“心意不到”。事实上，在大陆，女性的服 务员对青年男子往往很热情与大方，但是，却并不是美国人那种 “无心”的展露自我，而是因为人情的因素普遍发达之故。
因此，也就显示出中国人“心”的逻辑之复杂性与内在矛 盾———在大陆，因为人情重于一切之故，因此“做人”的心意不 到之处就完全失去了秩序，但是在另一方面人情之普遍浓厚也 造成温情脉脉的气氛，而“心”之因素的发达在女性身上也可以 变成“情欲”的心意；至于在香港，一方面理智的控制已经比较 发达，因此英美式的法治也已经可行，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心” 的水平普遍地降落，而中国人身上的文化结构遂以纯粹“身体 化”的形态出现，并且将女性搞到上述的那个样子。
4。有关“私心”的问题
中国文化既然将“一人”设计成为“身”，“二人”之间才有 “心”，因此在文化“表层结构”上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就将
这个“心”当作是“天理”（“心即理”、“性即理”），并且认为：“一 人”之“心”必须受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去定义，去制约，去加以 中和，否则就会变成“私心”———亦即是孟子所说的不顾“仁义” 的“利吾身”的行径。
用传统中国哲学的词汇来说，个体的“私心”也被称为“人 欲”，因此，就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能够完全去净 “人欲”而符合“天理”的，就能去体现“道心”，于是“人心”遂成 为一个战场———它可以“灭人欲”而体现“道心”，也可以为“人 欲”所蔽，而流为“私心”。既然中国式的“天理”其实只是“二 人”之间的人理，因此，像“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理念化，其实 是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一“身”都必须由双方之“心”去制约 的“做人”方式。自然，儒家也强调“修身”，然而这种“修身”仍 然是外来的人情制约的内在化，亦即是：自身这一端必先用“正 心”、“诚意”的方式去达到“修身”，而这个修身的功效又必须见 诸人与人的关系中，因此，仍然是自己的“心”对别人的人情制 约的回应。的确，中国文化的“二人”逻辑的内在结构决定：只有 在任何一端都做到“灭人欲”，才能成全这个“二人”之间的 “仁”。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因此，中国人的精神形态迥异于其他文化中的“超越”意 向。在中国文化里，“个体”的自我超越并不是去达到一个比世 俗更高的原则，而是超越一己的“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群的、 集体的、公共的“心”。
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用现代的文化“表层结构” 的术语来说，就变成：个体必须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 就很容易沦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像“个人主义”这类现成的帽子，在大陆一度是用来套在具 有“灵性”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人头上，因此，这就是继续发 挥在传统文化“表层结构”上已经被打倒了的孔家店的“吃人” 功能。
在中国人之间，确也有少数要求“个性解放”的人。这种要 求的灵感泉源之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另一个泉源却仍然是 土生的“心”。我们在前面分析中国人的“心”之诸般形态时，曾 指出：“二人”之间的“心”，其主流的作用固然是渠道化的相互 制约，但是也可以表现为男女之间的“情欲”（passion）。虽然， 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后一种表现是被窒息掉的；对小部分能 作如此表现的人来说，也未能达到拉丁式的高度，但至少这个 “情欲”之“心”可以成为超越公式化渠道的因素（典型的例子是 《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私通）。因此，并非偶然地，在“心” 的因素比较发达的大陆与台湾，在应该表现“正派”的社会主流 中发生这种事的频率，就似乎比香港高得多（后者的“正派”主 流无疑在观念上更受英美化的影响，但却不见得有强烈之“心” 去做这种事———的确，笔者强烈地感觉到：香港是“情欲”水平 最低落的地方）。除了表现为不受渠道化制约的“情欲”之外， 中国人个体之“心”也是文化创造的泉源，而个体之“心”感“物” 之敏锐，也足以成为“灵性”的根基。一个人的“心”如果表现为 上列内容的话，就可以变成一种反控制的因素。这种“心”的表 现必然是对生命的热爱，因此，在中国这个抹杀个体的文化底 下，可以成为“个性”的代用品，而且，正因为这样，这类土生的心 灵往往会首先拥抱外来的“个性解放”思潮。
个体的“情欲”之“心”，在传统时代自然是被归入悖逆“天 理”的“人欲”范畴，在大陆则一度被归入违反“社会主义道路”的 “歪风”一类。至于个人的文化创造与“灵性”之“心”，在传统时 代还有一点活动空间，在中国则往往会被当作是“不顾及社会效 果”的“小资产阶级”表现（虽然处于如此的逆境，这类的“心”仍 然是大陆发达于香港———后者是有这个自由，却没有这个需求）。
然而，令人混淆的是：在大陆，“个人主义”一类的贬词，除了 用来指称上述“个性解放”的要求或表现之外，也被用来指称中 国人土产的“私心”，亦即是指缺乏公德心、损害公共利益一类 的现象。自然，干部的贪污枉法、满足一己私欲的行为，也可以 归入土产的“私心”一类。
的确，在中国文化里会出现这样的两种极端的人格：第一种 在社群与集体的召唤下可以做到“舍生取义”，第二种则完全让 自己的“私心”泛滥，达到损害公家利益、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 地步。这两种人格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例如，在 中共革命时期，曾涌现许多成仁取义的烈士，至于那些生存了下 来的革命者，在当时如果成仁之机临到自己头上的话，也可能会 “舍身”，然而，到了胜利以后，有些曾经奋不顾“身”的老兵却认
为：“既然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现在享一点福又有什么要紧？” 于是，就肆无忌惮地搞特权。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人情的磁力场”的一种 运作方式：如果它仍在发挥作用的话，就可以对“个体”产生制 约作用，甚至能要求它抹掉自我去“舍生取义”；一旦作用失 灵———亦即是在集体失去威信之时———大家就会将强调放回 “自身”这一端，结果就使损人利己的“私心”泛滥。在中国人的
“人情的磁力场”中，既然你的与我的、公的与私的从来就分不
清楚，因此，一旦“利吾身”起来，就会损害别人、假公济私、化公 为私，有时占了便宜还要以为这是大家欠自己的“人情”。
的确，中国人的“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是只有在“二 人”之“心”互相“有到”彼此“身”上时，才出现的———如果这个 “二人”关系是君臣、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的话，中国人甚至
还可以“成仁”（亦即是成全“二人”关系中的对方的意思）。
至于中国人的“一人”却也说得上是“人心唯危”的。的确， 由道家这套“身学”反映出：在中国文化里，如果“个人”从人情 的磁力场中退出，还可以具有一点超脱飘逸的意境（后来从印度 传入的佛学就为这些“出家人”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性的精神 形态）；然而，在某一些个例中，这种超脱是飘逸？灵性？还是 “明哲保身”的乌龟哲学？甚至是“退隐终南”的以退为进之术？
就已经不太分得清楚；但是，如果这个“身”仍然居留在人情的 磁力场内发挥作用，又不把重点放在“二人”感通之上，却去将 它放在“自身”这一端的话，就势必导致“以静制动”、“借力打 力”的阴谋术———亦即是老子所教导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①的确，对道 家来说，“天理”或“道”就是“一人”，而追求肉体长生不老的意 向就是希企与天地一般长久，因此，如果这个“道”一分为二而 成阴阳的话，也就会变成如何利用“二人”关系去利“一人”的自 然法则。显然，从道家这套“身学”反映出来的文化“深层结构” 的倾向是：中国文化的确将“人”设计成“二人”相互制约关系之 任何一端，因此，不受制约的任何“一人”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不 道德的主体”。这种倾向，与中国人之“身”不是一个自我组织 的项目，而是由彼此的“心”去镇止的对象的设计，也有结构性 的关联。
① 《老子·韬光第七》。 5。“上下一心”与“发动民心”
显然，中国人“无私”也好，“自私”也好，都不是“自我”已经 萌芽的表现，而是由别人去“定义”的。
在建国初期的 50年代，中国是一派“上下一心”的景象，因 此，人人都有礼让之风，干部也作风廉洁，比起同一时代的香港 好得多。的确，在那个年代，集体的威信还健在，“自己人”这个 圈圈扩大到五亿人，上面的心意“有到”下面，下面的心意也“有 到”上面，大家都受到人情的约束，不会胡来。更有甚者，为了建 设国家，老百姓还肯不计报酬地义务劳动，亦即是出现中国人那 种“挨义气”精神（的确，在香港的一些厂家中，亦出现老板在没 有订单时不肯遣散员工，员工在没有盈利时也肯“挨义气”的情 形）。
建国初期“上下一心”的局面，是由中国共产党经由长征、 延安时期、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逐步缔造而成的。日本人的入 侵，对一盘散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