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上下一心”的局面，是由中国共产党经由长征、 延安时期、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逐步缔造而成的。日本人的入 侵，对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能凝聚成一个“自己人”的圈子，无疑 起着很大的催化作用。然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革命战士照顾 群众生活的“为人民服务”方式，却起着凝聚性的领导中心的作 用。这个中心，除了领导与群众之间出现“上下一心”的渠道之 外，还促成群众之间“心连着心”的大团结。
这种集体的“心力”是至为巨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它是 一种可以克服落后的物质条件的精神力量，使革命者能够用“小 米加步枪”去击败“飞机大炮”。这种由“心连着心”造成的“万 众一心”的局面也使建国运动得以完成。用“小米加步枪”去击 败“飞机大炮”，自然是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其实是“人心”的 因素第一），而不是像唯武器论者那般只重现代装备———至少， 在由长征到建国这一段时期内，这个“人心”逻辑是运用得当 的。
然而，这个逻辑也有运用不当的时候。在清廷搞洋务运动 之际，与洋务派打擂台的（例如大学士倭仁）就曾提出“自强之 道在振奋人心，而不在奇技淫巧”的命题，并且认为由祖宗传下 来的既定方针一字也不能改———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 次出现的“东风压倒西风”派，也是进入近代以来最早出现的 “凡是派”。后来与康梁维新派作对的徐桐、刚毅等人也属这一 派，慈禧太后则从中利用，而“振奋人心”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熟 知的自认“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之乱。
然而，在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斗争的策略上，党内发 动“人心”的“土派”却证明比莫斯科派回来的“洋派”正确。不 过，这种“人心”的逻辑之继续推衍，到了“大跃进”时代，却变成 了由“土法炼钢”加上“伟大的空话”所造成的灾难，到了“文革” 时代，则酿成了更巨之灾。的确，在某些时候，中国人的“人心” 之发动，就是“天下大乱”。 中国这个几千年来“超稳定”的天下，其结构性的意向也只 可能是“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其“目的”意 向性是静态的，一旦出现“动”也只可能是“动乱”，而“人心浮 动”也从来都不是好事。因此，在中国历代的政局中，接近“上下 一心”的形式也顶多是消极的“天下归心”，而其目的则是为了 致天下于大治。
具有类似于中国人的“人心”逻辑的日本，其历史性文化 “深层结构”却不是这样。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天下”，但 是在全民的意识中却有类似以色列“选民”观念的“神国”心 态———这个“神国”具有一种“国运”的意向，亦即是一种势 将在天下万国中占首席地位的信念。因此，日本文化的“深 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事实上，日本历史的每 一阶段都有新的内容，而不像中国那样皇朝循环兴替。这个 动态的意向又与日本文化具有“超越界”的符号有关———日 本人认为他们的整个国家是由天神创造的国土，而天皇则是 天照大神的后代，因此维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跨越神界 与凡间的媒介。显然，日本文化的“超越界”并不是像西方人 那样是“个体”动态开展与提高意向的最后归依，而是整个国 家“集体”提升的拉动力。因此，从武士到庶民都有“报国 恩”的观念，而其意向则为在历史之流中去展现日本的“国 运”。这说明了：为什么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顶多是另 一种“镇止民心”的观念形态，传到了日本后却变成武士道的 唯意志论，渗到了民间也变成一种用勤奋工作去“报国恩”的 心法。至于作为全国效忠对象的天皇制，则是一种制度化了 的凝聚中心。因此，当面临西方的挑战时，全国就很快地出 现“同心同德”的局面，以及“上下一心”的总动员，而这股动 力也可以恒久地保持不衰。
至于中国，“人心”的因素是存在那里的，但却是被镇止 的对象，一旦发动起来，也只是造反，而且多半导致“动乱”。 到了现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基本缺乏的动态“目的” 意向性，却由外来的马列主义所提供，并且配合上中国人“发 动人心”的逻辑。因此，中国被西方人打开门户虽然早于日 本，但日本一接触外界即出现明治时代的“同心同德”局面， 中国人则只有待到中共长征与延安时期，历来作为被镇止对 象的“民心”才被转化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动态的唯 意志论，至于明治式的全国“同心同德”局面，则有待 50 年代 的建国初期才涌现。
然而，马列主义却是一个外来之物，而其动态的“目的”意 向却必须由展现过程内部的不断斗争与冲突去推进。因此，建 国初期的“上下一心”也是一个“由下而上”革命的结果，而不是 明治式的“由上而下”革新的局面，而这个不断“一分为二”的动 态开展过程，也终于由“文革”“发动人心”而导致“天下大乱”，
使“上下一心”变成“上下离心”。
在今后，要使“上下一心”的局面重现，唯一的出路是由“人 治”走上“法治”之途。
（四）“心”对“身”的照顾
1。中国人“二人”之间的照顾
中国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常以下列应对形式出现———一方 问：“你身体好吗？”另一方答：“你有心！”
这无疑是“心”对“身”照顾的最基本的原型。事实上，中国 人对别人的关怀，多以对方的“身”为对象（由此延伸，也包括关 心对方是否走上“安身立命”这个正途，等等）。中国人常常要 求自己所关心的人“多多保重”，也是针对“身”而言。根据《说 文》，“保”亦即是“养”。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身”是必须恒常地处于人情磁力场的 温暖包围中的，换而言之，中国人单薄的“个体”常常需要受到 别人“有心”的关怀与照顾。这种相互照顾，也总是以对方的 “身体化”需要为主要内容。例如：请客吃饭用膳时夹菜给对方 吃以表“心意”、送礼、在物质方面帮助别人，等等，都是对别人具 体的“身”之直接照顾。此外，就是帮助别人组织生活，例如安排 出路、找寻配偶之类。总的来说，“心”对“身”的照顾涵盖下列 范围：关怀别人的“身体”、问候别人的起居饮食、帮助别人“安 身”，等等。
中国人“心”的照顾对象既然是对方的“身”，因此，“有心” 的人总是给人一种“体贴”之感。
中国人“二人”之间的这种照顾方式，确也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它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笔者在大陆时，就有这种感 觉。这种感觉，在西方社会是没有的，在国外的华人社会中也大 为低落。因此，对在大陆的一段岁月，笔者至今仍然回味无穷。
不过，中国人的这种“二人”关系，却也往往被用来鉴定是否“自己人”的标准。换而言之，中国人的“身”必须具“体”地感 觉到对方的心意“有到”自己的身上，才会觉得对方是“自己 人”，而自己才需要在对方面前“做人”。因此，在大陆，就出现 了这样的情形：即使是办公事，也必须先“拉交情”，在确立了是 “自己人”之后，才好去进行；即使是两个国营企业之间，如果要 做生意的话，也必须先请客吃饭、送礼，才容易成交。在 60年代 的台湾，笔者也曾目睹这样的情形：两个政府机关之间的公文往 来，如果一方是要另外一方盖章的，也必须请那个掌印的科长吃 饭，给他送洋酒洋烟，否则图章就不会盖下去，至于老百姓向政 府机关“送红包”以示“孝敬”，则更不在话下。在香港的“廉政 公署”设立之前，也大量地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公务员替老百姓 办职务内应办之事，往往会先向对方索取“好处”，有时老百姓 也会主动地先塞给公务员一点“好处”，并觉得这是“人情”分内 之事。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照顾是应该的，不过，中国人却将这种 “人情”的因素也带入了“法制”的范围中。而且，中国人彼此表 达“心意”的对象，又是以对方“身体化”的需要为主要内容，因 此，就总是少不了现眼的实物（亦即是“现实”）。
2。中国人两代之间的关怀
中国人这种“心”对“身”的照顾，始自家庭。上一代与下一 代之间互相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轮流“养”对方。亦即是哺 与反哺。既然“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为了有别于此，因此对人 的“养”遂多了一重“慈”与“敬”———亦即是“心”———的因素。 上一代必须怀着爱心哺育下一代，下一代亦必须用侍奉问好的 方式关怀上一代的“身体”。上一代对即使已经成年的下一代， 仍然继续关心他们的起居饮食，常常弄一点东西给他们吃，冷暖 变化时提醒他们更衣，叫他们少抽烟饮酒、早点睡眠、“保重身 体”，等等。
自然，在世界上任何社会的家庭关系中，总少不了照顾“身 体”的因素。不过，如果只把“个体”当作是一个“身”的话，那 么，养育与照顾“身体”就会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如果认 为“个体”除了“身”之外还有一个“自我”原则的话，那么，除了 照顾其“身体”之外，还会注重培养“个性”。中国人无疑是倾向 前者，西方人则代表后一种倾向。因此，中国人对子女只“养”其 肉体，目的则是“养儿防老”，而子女孝敬父母，其表达“心意”的 方式也总少不了现眼的实物，例如金钱（自然，上一代除了“养” 下一代的“身”之外，还要对其施“教”，这种“教”也不是培养“个 性”，而是如何去“做好人”，亦即是处处以对方为重去维持“二 人”关系。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由“二人”去定义“一人”的安 排下，才会出现中国式的“孝敬”）。至于西方人———尤其是新 教文化的西方人士———除了“养”子女的肉体之外，还注重子女 “个性”的发展，例如：很早就开始让他们单独睡，以便培养他们 的独立性，而其最终目的也是要他们成长以后分离出去。在这 种情形下，下一代成长以后，对上一代顶多做到建立在“人格平 等”之上的好感，而从无“孝敬”之举；上一代也这样认为：收取 下一代的金钱是有损自己的骄傲与尊严之事。 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既然是只“养”其肉体，“教” 其不要有“个性”，因此，在中国人身上，“人”就总不可能全面盛 开。事实上，只有在照顾对象是儿童之时，才会是完全偏重“身 体”方面的。因为，在儿童身上，“自我”意识还没有全面茁长， 对他（她）的照顾，除了常常用食物填塞他（她）、对他（她）“进 补”之外，就唯有要求他（她）多睡，早睡，以及不要做损毁身体 之事。
我们在下一节中将会谈到：中国人的上一代对成了年的下 一代仍然不断填塞食物之举，其效果就是将每一代的中国人都
阻滞在人格成长的早期阶段上，而与这种用“食”来将成人“儿 童化”之举相并进行的，就是在“性”方面长期地使他保持“无知 无欲”状态。
至于在冷暖变化时提醒对方更衣的习惯，大概在任何文化 中都会有，不过，可能从无发达到中国人这种地步。中国人上一 代对下一代的照顾既然不及“灵魂”而只及其肉体，因此其注意 力自然也会全部集中在这方面———这种态度往往会持续到下一 代成年以后，一直到他为下一代的女性配偶继承过去为止。然 而，这种态度的长期延续，却足以成为一个暗示，令一个成年人 自己连冷暖寒暑都不知道，而必须常常由别人去提醒。这种态 度也可能是造成中国人怕冷、怕感冒、怕亏等倾向的原因之一。 上一代关怀下一代的“身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他们少 抽烟饮酒。酒喝多了自然会伤身体，至于烟有危害性则具有医 学上的证明。不过，中国人中的“正经”人士不抽烟不饮酒，除了 上述医学上的考虑之外，却也具有道德上的原因，那就是证明自 己是“乖”或者“听话”的。在西方，除了少数教徒之外，一个人 抽烟喝酒与否并不足以构成一种道德上的形象。因此，抽烟喝 酒与否是由个人决定的事情。笔者曾亲眼见到一位澳洲的青年 女子，为了在两周内写一百封求职信，恐防因过度紧张而猛抽起 烟来，就在这段期间内将抽烟习惯戒掉。在这个情形中，保重身 体就变成了一个由自我组织的项目。至于中国人———尤其是青 少年———烟酒不沾，除了健康上的考虑之外，却具有愿意接受他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