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台湾的蒋经国也曾有“为民众服务”的口号，以及亲 自到路边的小摊吃豆浆等动作，然而，这只是“亲民”的姿势，而 不是“亲民”的制度。今日的台湾或许有进步的地方———例如： 资本主义底下的经济成长、地方选举等等———然而，这些事物已 经越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而必须归功于外来的影响。至于中 国文化正统的全面传承，则在“人民共和”的中国大陆。
的确，在传统时代，所谓“平均天下”，使人人都“有一口饭 吃”，云云，只是存在于政治理想中，或者顶多是某些皇朝建立初 期昙花一现的现象；至于政府的“养民”，也最多是保持安定的 局面下，使老百姓能够自寻生计。唯有到了今日的国有化体制 下，“平均天下”才被制度化为“铁饭碗”制度，政府也的确积极 地挑起了使全国“皆有所养”的责任，负责安排十亿人都有饭 吃，都有工作做，都能“安身”———这已经是农耕文明的“太平” 与“大同”理想的全面展现。我们试想一下：十亿人是美国、苏 联、西欧、日本人口的总和，古今中外从无一个政府能负起使这 样的一个众多人口都“有一口饭吃”的任务。相形之下，台湾与 香港这样的小地区的经济“奇迹”，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亲民”理想的落实，也包括老百姓这一方。事实上， 所谓“亲民”，已经包含了“仁者，二人也”的对应关系：“亲”是指 父母亲一般的政府，“民”则是“子民”。循着中国文化里“二人” 之间的“文法”规则：政府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一番“心意”， 后者必须用“以心换心”的方式回报。在传统时代，所谓“爱民 如子”只是说说，政府的所谓“养民”也最多只是消极地不扰民， 因此，要求老百姓的也最多是“民心归向”，不要造反。然而，在 现代的国有化体制下，政府既然积极地使老百姓“皆有所养”， 因此，也就出现更为强烈的“交心”要求。如前所述，中国人的 “心”包括思想、感情、判断与意志，因此就要求老百姓将这一切 都交出来。
在建国初期，天下大定，人民生活开始有着落，国家在百年 来的首次统一，也使民族臻于富强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一切， 都满足了广大的中国人的“心”。因此，在这段期间内，也确实出 现了“上下一心”的局面，而政府也能够调动这股“民心”，不计
物质报酬地从事劳动。而且，政府说什么，大家都信服，很少有 自己的看法。
在 70年代以后，这股“民心”已大为降落，因此必须运用物 质刺激，而老百姓也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发牢骚的人也越来越 多。但是，在今日的大陆，仍然可以碰到一些人会说：以前没有 工作做，不能“安身”，如今有工作做，又成了家，因此从心底对党 怀有感激之情。的确，中国人不习惯于冷冰冰的法权关系，他们 必须连政治也感情化，因此，不是“交心”就是“离心”。
要求老百姓“交心”，亦即是要求他们受“教”的意思。的 确，传统的“亲民”理想，除了使老百姓“皆有所养”之外，还要对 他们“施教化”。这也是家庭中亲子关系的演绎———父母对子 女有养育之恩，子女就必须“听话”，亦即是受“教”，如果不受 “教”，父母就可以对那个由自己养育成之“身”施以“体罚”。并
非偶然地，中国人连“国”也称为“国家”，因此亲子关系的原理 也应用在政府对老百姓的“二人”关系中。
在传统时代，政府之“掌教化”，就是奖励贞节孝廉、和睦地 方、颁读圣训，等等。对不听话的“刁民”，则采取“体罚”，例如 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如果更严重的犯法，就会施以种种肉刑。 的确，中国政府历来的功能，都包括“礼乐刑政”这四项。“礼 乐”之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的和合性，老百姓驯良，亦即是防患于 未然；当“礼乐”不能竟其功，老百姓出现越轨行为之时，就出动 到“刑政”。中国人的“刑”，杀头自然不用说，其他的种类都牵 涉到皮肉之苦楚，甚或肢体之伤残。并非偶然地，西方人称司法 部为“正义部”（MinistryofJustice），中国人则称为“刑部”，因此， 司法就倾向于成为“司刑”。
这种“教化”的功能，到了现代，在国民党政权身上仍然可 以看到。例如，在台湾有奖励“好人好事”、选拔“十大青年”之 举。蒋介石在生之时，也曾颁布过《国民生活须知》，教导“子 民”如何起居饮食、待人接物，等等。他一生最得意的杰作之 一———新生活运动———亦是志在教导老百姓如何保持整洁，如 何振作精神，等等。 但国民党统治最终是缺乏“亲民”基础的专制主义，而其统 治阶层很大一部分亦来自沿海一带大城市中西化的上层（亦即 是中共称为“买办资产阶级”之类），因此，国民党施的“教化”， 顶多只是模仿历代中国政府“掌教化”的一个姿势。至于这个 传统的真正发扬光大，却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政府。
在人民政府下，有制度化了的“政治教育”，要老百姓恒常 地学习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会议的文件、中央的新指示与新精 神，等等。此外，还周期性地举行群众性质的运动———例如“学 习雷锋运动”、“文明礼貌活动”，等等———其目的是为了对群众 施以教育。
在“文革”的情形中，对老百姓施教的“圣人之治”这个形式 是本土的，但至少“不断革命”的内容却是外来的。在今日，则是 连内容方面也有倾向于本土化之势。例如，政府教导老百姓“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就与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中国 人父母对子女教导内容的一个延伸。的确，中国人的父母，除了 “养”子女的“身”之外，还必须“教”他在“二人”关系中如何处 处以对方为重的“做人”之方。这种“教养”自然是不重“个性” 的培养，甚至是完全抹掉“个性”的，因此遂造成了“专门学人” 的倾向，亦即是说：中国人总不能由本身去确立“自我”价值，而 必须常常以别人为“学习”对象。于是，政府也必须树立一些模 范（例如雷锋），让全民去学习。
中国人的“教”，确又总少不了“罚”的因素。因此，有些与 外国人同居“变坏”了的个例，又必须判以“劳动教养”的处分。 劳动自然是一种苦其“身体”的惩罚。像这样的措施，与其说和 法治或法律精神很少相关，不如说基本上来自《三字经》的“养
不教，父之过”的精神。
（五）“心”对“身”的组织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中国人的“身”，并不是由自我去组 织的，而是由人伦、社群、集体关系的“心”去组织的。自然，在任 何社会中，都会有人伦、社群、集体关系。不过，中国人的这类关 系却有点特别———它是代替了“自我”的一个原理，甚至是用来 组织“自我”的一个原理。
在传统时代，如果一个中国人搞发家致富，他总不能说是为 了自己———这样说是会被认为是“自私”的———他必须说是为 了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以及为了下一代的福利着想。因此，每一 代都说是为了前人与后人，就是没有了今人。在解放以后的新 中国，个人的努力则必须说成是为了集体，亦即是为了“国家” 这个扩大了的家。这无疑是人情的磁力场中“二人”关系的“文 法”规则———任何一方都必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处处以对 方为重，亦即是为了对方而活———的又一演绎。
如果中国人不将自己的生存意向说成是完全为了“二人” 关系中的对方，而是明目张胆地将着重点放在自“身”这一方的 话，就会变成毫无精神性的“为个口”、“揾食”的身体化生活意 向。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在香港这类不是由自己人统治的、既没 有集体关系又没有了大家族的、各自为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下，这 种纯粹的“身体化”倾向才成为可能（虽然历代的中国老百姓都 有“只图有一口饭吃”的说法，但是并不能作为一个显性加以全 面化）。然而，纵使是不理会集体的“身”，仍然不是一个“个 体”———它即使可以明目张胆地不为“公”而只是为“私”，除了 “揾食”之外，却是还有一己“安身”之要求，亦即是说，这个“身” 仍然有被放在一个缩小了的人情的磁力场中的需求，而它也必 须为他们而活。因此，所谓“揾食”，仍然是为了一家数“口”。
因此，无论是扩大了的抑或缩小了的人情的磁力场，都是中 国人之“身”的组织原理，这个原理赋予它的生存以一个导向， 也同时是它生活的动力。换而言之，中国人的“身”是必须由自 己对别人的“心”去导向，也是必须由别人的“心”去组织的。
这个组织，除了是作为导向与动力之外，同时也是一种制 约。即使在香港这个表面上最西方化的华人社会，仍然出现这 种情形———当某电视女艺员被问及是否赞成婚前同居时，回答 说：她不会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使父母“安心”，同时也是为了下 一代着想，并且还说家庭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她的说法，可能 是真“心”的，也可能是为了博得社会观众的鼓掌而作出的“乖” 或“听话”的表态———反正，她就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违反 我本人的原则！”
然则，中国人这种“为个口”的生活意向，常常受到人情的 磁力场温暖的包围需求，同时又抹掉“自我”，处处以对方为重， 必须受到他人的制约，并且对“性”总是采取蒙昧态度的倾向，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下面，我们将会采取人格成长理论去解释上列倾向的形 成。然而，必须先声明：本书的分析架构并不是将整个中国文化 的起源还原到人格成长的过程上去。反正，人格成长并不是因， 也不是果；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人格成长的方式只是整个文化 对“人”的设计的一个表现。当今的人格成长论有许多家的说 法，每一家都将人的成长分成数目不同的阶段。至于笔者在下 面对“口腔阶段”、“肛门阶段”、“阴茎阶段”、“生殖器阶段”等 概念的运用，则仍然是用来“结构”一些现象的方法，而不是整 个文化的起源论。
1。口腔阶段
在上面“‘身体化’的倾向”一节中，已经指出：整个中国文
化弥漫着很浓厚的口腔化倾向。在“口腔化的倾向”这一个小 分节中，我们也曾指出：中国人是用“口”来计算的，也有用“口” 去面对世界的倾向。在“‘生’与‘熟’”该分节中，也指出：中国 人的人际关系，也是采取“吃”的态度的。
从人格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问题，口腔期是初生婴儿经历 的阶段，因为他整个生存的意向都集中在口欲的满足之上。在 他这一方来说，首先接触到的存在着的客体就是母亲的乳房，而 且，饿了就要闹，不会有其他的考虑，一旦被填塞食物就会平息， 因此基本上是用“口”去面对世界的。在父母这一方来说，也将 他当作是常需要用食物进补的幼嫩生命，以及是一个可以用填 塞食物的方式来向他表达爱心的“小宝宝”。在任何文化中，父 母与口腔阶段的孩提之“二人”对应关系，大概都是这样。
因此，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的人格发展停留在这个 阶段上，而只是想指出：在他们的人格组成中，具有很严重的口 腔期的遗留。这种遗留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有，差别只在多少。 不过，就整个中国文化来说，却确实遗留得比别人多。中国人在 成了年以后，仍需时常受到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并且从中 “吸食”人情，可以说是对母亲的温暖怀抱仍具留恋之延续。因
此，上面多处提及的对“安身”的强调，常常需要获得别人“有 心”的照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在这种人情往来中 又总少不了实物（包括食物）交往等倾向，都是口腔阶段在中国 人成年以后的表现形态。我们在上面也曾稍为涉及中国人“儿 童化”的倾向。这个倾向的内容之一就是：在自己的“身体化” 需要获得别人“有心”的照顾之时，就会向对方“交心”，在面对 权威时，这个“二人”对应关系就会演变为“听话”于对方。因 此，才会出现在“亲民”式专制主义下老百姓被“子民化”的现 象。
中国人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态度，也总是把后者当作是“儿 童”。不管下一代已经到了三四十岁，上一代（尤其是女性）总 是倾向于将他们当作是必须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在吃 饭时，长辈表达自己的“心意”之方式，就是硬塞对方食物。因 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