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之方式，就是硬塞对方食物。因 此，中国人即使在成人之间的交往，表达“心意”的方式也总是 少不了食物，例如“请客吃饭”。笔者在大陆时去探访熟人，有时 对方正在为家务忙碌，无暇照应，为了避免客人独坐无聊，就将 家中的糖果饼干通通挖了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才自顾自地去干 活。
的确，中国人的上一代倾向于把下一代当作是从头到尾只 有一个阶段———口腔阶段———的人。因此，长辈（尤其是女性 的）在平日关怀成年子女的方式就是在睡眠、衣着方面关心他们 的“身体”。一些女性的长辈，在久不逢面之后的第一个关心反 应，也总是说：“你瘦了！”这自然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因为， 当你和她们说太胖会导致血压高以及有损美观时，她们的第二 个反应也多半会同意你的说法。然而，从初步的本能反应中，仍 然可以看出将成人当作是“小宝宝”的倾向。
中国人的上一代，既然永恒地将下一代当作必须常用“进 补”来维持白白胖胖状态的“小宝宝”，因此，自然就会将他（她） 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在“性”方面，上一代永 远是讳莫如深的，总是让成长中的下一代保持无知的惶惑状态。
将成人当作是“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自然也会对他们搞 男女关系大惊小怪。中国人的上一代，在考虑到青少年结交异 性朋友时，总是抱持“他们还小”的错误态度。在中国文化形态 保持得最完整的大陆，这个倾向又比港台严重得多。在大陆常 可见到这类现象：大学生谈恋爱会被当局拆散，快到三十岁的妇 女与异性正常交往也被长辈提醒“不要出事”。
的确，中国文化是用“万恶淫为首”的态度来保持社群之和 合性的，同样的“非性化”措施也被用来维持代间的和合。因为，
让一个“人”完全盛开，他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并终于会 与上一代断裂，而且，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也必定会不断与 上一代发生冲突。弗洛伊德所谓的“弑父娶母”心理纠结，就是 一个在心理方面“性”也完全萌芽的个体对待上一代的态度。 作为权威化身的父亲，自然会成为具有“性”的冲突性的成人反 叛的对象。针对母亲这一方来说，如果一个成人不让自己保留 口腔阶段的态度，而让母亲常用食物来填塞自己的话，也会容易 倾向于从“性”的角度去对待她。当然，弗洛伊德所谓的“慈 母”，只是一个比喻，在现实状况中，这个心理纠结却多半表现为 彼此分离，亦即是说，当“性”在心理上也在一个人身上萌芽后， 母亲就很容易变成“不亲”的对象。
笔者在美国人身上就看到这种情形：当母亲还继续想用食 物填塞已经成年的子女时，后者往往作出烦躁的反应，说：“我已 经不是小孩子了！”或者，他们会在“性”方面联想到母亲已经是 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对象———在崇拜“青春”的美国，这个倾向尤 其严重。有一次，笔者亲耳听到一个美国青年，模仿美国妇人在 停经期经常出现的那种尖声怪气，来向别人转述他母亲对他的 啰嗦。类似的一幕，在美国的音乐剧《毛发》（Hair）中也出现过。
笔者并不是提倡这种态度，只是一种观察所得，用来说明 “性”知觉度高的成人对待母子关系的一种可能会出现的态度。
因此，也不等于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持这种态度。事实上，很多 人在成长以后，与父母保持一种平等的友情关系。两代之间如 果关系良好的话，甚至还可以谈论私生活甚或房事时碰到的问 题。 中国人两代之间虽然比西方人来得“亲”，却很少谈及这些 问题。上一代对“性”，不用说，自然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态度，即 使是自己一生中经历过的事，以及眼前的情绪问题，也很少谈 及。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自己这个“自我”乏善可陈，另一方面是 永恒地将下一代当作是不宜谈论这些问题的儿童。笔者在大陆 时即碰到这样的情形：一位中年妇人只与一位挪威籍女留学生 谈论她的私事，后者遂对她说：“你的女儿只比我小几岁，她已经 不是小孩子，你为什么不也和她谈谈你的问题？”的确，中国人上 一代的这种态度，往往搞到下一代对自我状态也乏善可陈，七情 六欲不知如何表达（甚至怀疑这种表达有否合法性），严重起来 甚至搞到木口木面。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一个成人与自己身上 的“性”失去接触，就很容易导致与整个“自我”失去接触。在中 国人的情形中，个体这种对“自我”的乏善可陈却是一代反映在 另一代身上，以迄无穷（详下“私人状态的不发达”）。
因此，中国人两代之间的所谓“亲”，大致上仍然是限于“身 体化”方面。一方面，上一代不断为下一代弄一点东西吃，并且 常常关心他们的身体状态；另一方面，下一代也用“养”的方式 来报答上一代，并常常用问候他们的“身体”的方式以表示自己 的“心”。
因此，中国式的“个体”也不可能是一个内在动态的开展过 程，它只可能是一个静止的、永恒受照顾的“身”。这个“身”的 开展方式就不是“成长”（growth），而是生理上的“年长”（ag… ing），以及是一个外部人伦关系的堆砌。外部人伦关系自然是
指身体化（“一人”）之外的人情化（“二人”）因素———这个因素 确也可以导致“成熟”，不过，它也是一个“老年化”的催化剂。 我们在下面将会提出：正是在这个“老年化”与“儿童化”两相夹 攻之下，中国人的青春阶段就被整个地铲除掉。 没有了青春阶段的人生，自然与“非性化”倾向有着直接的 关联。因此，即使由外部人伦关系堆砌而成的“成熟”，也不一定 能完全抵消这种“非性化”对人造成的影响。的确，如果中国人 婚姻的功能是为了保持“身体化”的延续，为了“安身”，以及为 了“养儿防老”，与男女寻欢就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联。在许多
个例中，当双方完成了“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这项任务后，在 “性”方面就不再对对方感兴趣。在大陆，“性”的因素被降至几 乎零点的婚姻也以另一个形式存在着———国家在分配工作地点 时，很少将一个人的婚姻状态当作是一个优先考虑项，因此，夫 妻可以多年两地分居，每年只见面一次。这样的婚姻，欢愉的性 生活自然说不上，甚至“安身”的功能也被组织关系所取代，因 此只剩下了制造人口一项功能。
然而，中国人即使对待纯粹的“性”，也有将它“口腔化”的 倾向，那就是认为它是“补身”或者是“亏身”的行为。中国人有 “阴补阳、阳补阴”的说法，道家则有“采阴补阳”的采补术，换而 言之，就是将“性”食物化。不过，更普遍的倾向却是怕“亏”。 在中国文化里，有将女人称作“祸水”之说，肾属水，因此暗含有 对肾亏的恐惧。笔者在大陆时，曾听到有些青年少年说：性交是 “伤身”之举。在台湾，则见到有人在房事之后连吃三只生鸡蛋
以“进补”。在香港，“以形补形”的习惯就更为普遍。这种对 “亏”的恐惧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因此，对一个人的“性”的全面 盛开无疑会有阻遏作用。
总而言之，在心理上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是亏弱的儿童之躯， 以及将明明是成年人可做之事当作是“儿童不宜”之事，对一个 人的“性”的全面盛开，都会产生遏阻作用。
然而，如果连自己这个“人”还没有全面盛开，就要求他去 制造另外的“人”，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鲁迅才说：“（中国 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 仍然不是‘人’的萌芽。”①
2。肛门阶段
显然，中国人缺乏人格发展的观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序
① 鲁迅：《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第 6页。 设计如何地对一个人施暴，他在生理上总是要成长的。因此，每 一个中国人自然都成长成人，不过却保留许多在孩提阶段未能 解决的问题。
例如，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 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 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 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 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 （随便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
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就是将婴 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 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今日的农村中可 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 便，根本不是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 小便，养成有规律性的排泄习惯。
然而，在排泄训练方面，中国人除了造成孩儿“一人”缺乏 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加多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他制他 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 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 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不分 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 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 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 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 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 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
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 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的确，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 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因此，中国小孩虽 然不被严格要求守规律、排队、控制身体排泄物等习惯，却被训 练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之关系，那就是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 去“做人”。总之，中国人也很讲究规则与秩序，只是不在“一 人”守时、守则、维持洁净方面，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间的秩 序与关系方面。既然后者是将人的情感渠道化之措施，因此，在 这个阶段上，孩童被训练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控制，那就是要求他 不要大声喊叫、发笑，养成不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特别是禁止 公开表示爱憎之情。
这种训练，一方面使中国人养成抹掉“自我”的倾向，于是， 在自己必须“做人”的场合中，遂出现处处以对方为重，由“鉴貌 辨色”觉察到对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难诸般“美德”；在另一方 面，则造成没有棱角的个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 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 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 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 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 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 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 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 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 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此外，中国人的父母虽然不注重孩童的排泄训练，也不严格 要求孩童自己控制身体的动作，却很注重用外力来约束孩童的 动作，那就是不许他们“乱动”，以防止他们长大后太顽皮。在过 去，有些父母甚至还有用带子将孩童的四肢束缚的习惯。这种 做法，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好静的性格，并且认为“动”是不好 的———例如，中国人恒常地把“动”与“乱”连在一起，形成“动 乱”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困守在 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 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实渊源于此。 这股倾向在大陆“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为显著，年轻人显 得死气沉沉，与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体上几近 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