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活动？”“九日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不时一言不发，眼睛直瞪着前方，然而又开始写写画画。他们问汤姆他是否确实在国际卫队里服役过；汤姆不能否认，因为曾经从他上衣里搜出过有关的证件。对余安，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们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久。
“我的兄弟若塞才是无政府主义者，”余安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他已经跑了，至于我，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从来都不过问政治。”
那几个家伙不作回答。余安又说：
“我没有犯任何事，我不愿意代替别人受罚。”
他的嘴唇哆嗦起来，一个看守制止他说下去，把他带走了。于是，轮到了我：
“你名叫马普罗·伊比埃达？”
我回答说：“是的。”
其中一个家伙瞧了瞧卷宗，向我发问：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从六日到十九日，你一直把他藏在你的家里。”
“没有的事。”
他们写了记了一阵，看守们叫我出去。在走廊里，汤姆与余安在等着我，他们两旁各站有一名看守。我们一起往前走，汤姆问其中的一个看守：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看守反问他。
“这是一次讯问还是一次审判？”
“这是审判。”看守回答说。
“是吗？他们会把我们怎么办？”
看守冷冷地回答他：
“判决会在你们的牢房向你们宣布。”
用来当牢房关押我们的，实际上是医院的一间地下室。由于穿堂风，那里面冷得很厉害。整个夜里，我们都冷得发抖，在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间牢房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地牢，大概是在中世纪时期造的，由于囚犯很多，关押的地方太少，他们就把犯人随处安置，顾不得是什么地方。离开那个地牢，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我在那虽未受冷挨冻，但单独囚禁时间长了，简直就叫人精神上难以忍受。关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我毕竟有同伴。余安沉默寡言，因为他一直陷于恐惧之中，何况，他年纪太轻，没有多少话可说。汤姆倒是一个健谈的人，而且，他精通西班牙语。
在地下室里，有一条长凳，四只草垫。看守们一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就坐下来，一言不发地干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开口了：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但我认为他们对小家伙是不会怎么的。”我说。
“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向小家伙问罪，他只不过有一个当了战士的兄弟，仅此而已。”汤姆说。
我瞧了余安一眼，他那样子就像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汤姆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他们在萨拉哥斯是怎么干的吗？叫犯人躺在公路上，用卡车在犯人身上开过去。这是一个摩洛哥籍的逃兵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省子弹。”
“这可不省汽油。”我说。
我对汤姆有些恼火，他不该讲这种事。
他可偏要继续讲下去：“一些军官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监督执行，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你以为他们会帮那些被压的人早点断气？甭想！他们把那些人扔在那里叫喊，有时要叫喊个把钟头才死。那个摩洛哥人说，头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恶心得差一点要呕吐。”
“我不相信他们在这里也那么干，”我说，“除非他们真的缺子弹。”
光线从四个气窗与一个圆洞里射进来，那个圆洞开在地下室的顶上，朝向左边，可以直接望见天空。上面的洞口平时有一个圆盖封着，正是从这个洞口，人们把木炭往地下室里倒。在洞口的下面，还残留着一大堆炭屑；这燃料本来是给医院取暖用的，但是，战事一起，病人全都撤走，这堆没有用过的炭就留在那里。下雨时，如果上面没有把圆盖盖上，雨水就直接落在炭堆上。
汤姆开始颤抖起来。
“真见鬼，我打起哆嗦来了，”他说，“你看，停了一下又打起来了。”
他站了起来，开始做做体操，每做一个动作，衬衣都张了开来，露出他雪白而多毛的胸膛。他又躺在地上，举起两腿，在空中作剪刀式的动作，这使我看到了他肥大的屁股在发抖。汤姆是一条结实的汉子，但他脂肪过多。我想像着，枪弹或者刺刀不久就要穿进这一大堆软乎乎的肉里，就像穿进一大块黄油里一样。如果他身材干瘦，我就不会有此想像。
我并不确切地感到寒冷，但我的肩膀与胳臂都失去了知觉。我不时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找我那件上衣，这时我突然记起他们没有把上衣还给我。这更叫人心里感到窝囊、痛苦。他们经常拿走我们犯人的衣服，分给他们的士兵，只让我们穿着衬衣，而给我们穿的裤子，则是住院病人在炎热盛夏穿的那种布裤。过了一会儿，汤姆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坐在我的身边：
“你暖过来了吧？”
“真见鬼，还没有暖过来，但是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个军官带着两个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政党。的家伙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他问看守：
“这三个人名叫什么？”
“斯丹波克，伊比埃达，米尔巴。”看守回答。
军官戴上他的夹鼻眼镜，看着他的名单说：
“斯丹波克……斯丹波克，在这里，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晨枪毙。”
他又继续看他的名单。
“其他两人也判处死刑。”他说。
“这不可能，”余安说，“决不会有我。”
军官以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余安·米尔巴。”
“没错，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被判处死刑。”军官这样说。
“我没有犯任何的事。”余安说。
军官耸了耸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汤姆与我。
“你们是巴斯克人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居民。吗？”
“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才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那么，你们当然是不愿意要神父的罗？”
我们根本没有搭理。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医生待会儿就来，他被批准来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了。
第三部分：墙理解死亡
“我刚才跟你是怎么说的，咱们全齐啦。”汤姆说。
“是的，”我说，“这对小家伙，未免太狠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小家伙。他的脸面特别嫩，恐惧与痛苦却使那张脸变了形，毁了他面孔原有的轮廓。三天前，他还是一个娇弱型的小男孩，颇能讨人喜爱；而现在，他的样子却像一个年老的男妓，我想，即使他被释放，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变得年轻。对他表示一点怜悯，那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讨厌怜悯，而他又一直使我反感。他听了判决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变成了死灰色，他的脸、他的手都变成了死灰色。他又坐了下来，圆睁着两眼，盯着地面。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去挽小家伙的手臂，但他满脸厌烦，猛然把汤姆甩开。
“随他去吧，”我低声地说，“你瞧，他马上就要哭了。”
汤姆勉强地听从了我的话；他本来很想去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为别人的事操心，而不至于想到他自己。但这却正造成我的烦恼：我之所以从未想到过死，是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此时此地，除了想到死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汤姆又说话了：
“你杀过人吗？”他问我。
我没有答话。他就告诉我，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面临的处境，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故意不去了解的。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寻思着，惨遭此难，是不是会很痛苦，我想到了子弹，想像着他们一阵滚烫的弹雨如何射进我的身体。所有这些想像，与真实情景是两回事；我很镇静，因为我毕竟还有整整一夜去理解死亡。过了一会儿，汤姆停止说话了，我从眼角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变成了死灰色，样子很凄惨；我想：“事情开始了。”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昏暗微弱的光从气窗透进来，那堆煤炭在天空下形成黑污污的一大堆；从顶板上的那个圆窟窿朝外望，可以看见一颗星星，今夜将是晴朗而寒冷的。
地下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两名看守。他们身后跟进来一个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哔叽军服。他向我们行了个礼：
“我是医生，”他说，“我被批准在今晚这个痛苦的时刻来给你们提供帮助。”
他的语音清晰悦耳。我对他说：
“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我将尽我的可能，减轻你们在今夜几个钟头里的精神负担。”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医院里还有好些别的犯人，整个医院都关满了犯人。”
“我是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含含糊糊答了一句。
“哦！你们爱抽烟吧，嗯？”他赶忙改变话题，“我有香烟，还有雪茄。”
他给我们递上英国香烟与上等雪茄，但我们拒绝了。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显得很不自在。我对他说：
“你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同情怜悯。而且，我认识你。我被捕的那天，我看见你在军营的院子里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突然之间不知是什么抓住了我，我忽然对这个医生的出现毫不感兴趣了。在平日，当我盯住一个人以后，我是绝不会放开他的。可是现在，我却连说话的愿望也丧失了；我耸耸肩，挪开我的眼睛。过了一小会儿，我抬起头来，那医生正带着好奇的神情在观察我。两个看守坐在一个草垫上。那个瘦高个子看守彼得罗在转动自己的两个拇指，另一个看守不时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以防打瞌睡。
“你要点灯吗？”彼得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作肯定的表示。我想，他的智商大概跟一段木头同样多，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他那双又蓝又冷的大眼睛来看，我觉得他之作恶造孽主要是因为缺乏头脑。彼得罗走了出去，很快就端着一盏煤油灯回来了，他把灯放在长凳的一角。灯光昏暗，总比没有好，昨天夜晚，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度过的。油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对它，我凝视良久，心醉神迷。一会儿，我突然清醒过来，那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沉甸甸的大物压在下面，这大物既非死亡的概念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我的两颊像火一样在燎烧，我的脑袋也在疼痛。
我晃动晃动身躯，打量我的两个同伴。汤姆两手抱着头，我只看得见他白胖白胖的颈项。小家伙余安的样子更是可怜，他张着嘴，两只鼻孔也在发抖。医生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安慰他，但他的眼睛仍是冷酷的神情。接着，我看见这个比利时人的手偷偷地沿着余安的手臂摸下去，直到他的手腕。余安任他这样做，毫无反应。比利时人用三个指头捏着余安的手腕，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他稍为后退一点，略事转动身躯，用背对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但我身往后仰，就看见了他掏出他的表来，一边计时，一边紧捏着小家伙的手腕不放。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指，让余安那毫无生气的手掉了下来，他走了开去，靠着墙壁坐下来，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记录下来以备忘那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在上面记了几行字。“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愤怒地想，“只要他来按我的脉，我就要给他狗脸上一拳。”
他没有到我跟前来。但我感觉得到他在注意我。我抬起头来，也瞧着他。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我说：
“你没有发觉，这里，大家都冷得在打哆嗦吗？”
他的样子好像感到很冷，他的皮肤变成了紫色。
“我不冷。”我回答他说。
他仍然继续注视着我，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