魄武士一样，明帝国有许多当不了官的落魄文士。这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享受免赋税种种特权，如果不去做工、种地、经商，必定联合起来利用对知识的垄断，包揽词讼，左右地方的舆论，张居正的这项改革和天下的读书人作对。而且作为传统的制度培育出来的精英，张居正所要改革的正是促使他仕途成功的旧制度，这几乎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战，所用的方式难免以毒攻毒，饮鸩止渴，诚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法对根本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那么大的政治构架下的行政、财政改革就必定人亡政息。
张居正改革所得罪的人，全是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人，他们有强大的能量。而谁是改革的受益者呢？当然是国家，可国家是一个很难人格化的政治概念，具体说来受益者，一是大多数被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不得不抛家舍业去做流民的小老百姓，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能直接给张居正提供支持；还有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是皇帝，改革能富国强兵，延续国祚。可皇帝个人是容易变脸的，张居正作为难免会伤害他的情感和尊严，前文已做过分析。所有被得罪的既得利益者，在观察皇帝，皇帝态度一变，他们就像马蜂一样群涌而上。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比起张居正，王安石虽然被发配到金陵闲住，新法被废，但个人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有保证，那是因为中国所有的王朝中，宋朝的皇帝为政最宽厚，张居正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居正被清算后，几乎所有的新政都废除，大明又按老样子运转。崇祯在帝国即将崩溃时，想起了张居正，感叹一百个庸相抵不上一个救时宰相，可惜已经太晚了。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宰相给了大明，大明皇帝没有珍惜，上天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
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1）
万历即位后，平反了一桩明王朝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冤案，下诏为“靖难”中为建文帝尽忠而惨死的诸臣建庙祭祀，如徐达的长子徐辉祖、被诛杀十族的方孝孺以及卓敬、卢迥等人，并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
终明一朝，总在不断地制造冤案然后平反，再制造冤案再平反循环。一般说来冤案平反的周期并不长，有些是制造冤案的皇帝自己“拨乱反正”，有的是先帝死后，新皇帝登基后，马上用平反来收拾人心，也就几十年左右。而建文朝诸忠烈被杀是十五世纪初，此时到万历平反，已是十六世纪末，将近两百年，时间也太长了点。
为什么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才给他们平反？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帝系在明成祖朱棣那里拐了弯，发生变故，帝位从长房建文帝那里转移到第四房燕王朱棣那里。朱棣不起兵“靖难”夺了江山，他的后裔不可能当皇帝，万历也顶多是个饱食终日的藩王而已——明朝的历史一旦改写，有没有万历帝朱翊钧这个人存在还难说，万历帝当然要感谢自己祖宗起兵篡位。
朱棣当年以“靖难”、“清君侧”之类的名义造反，攻陷了南京城，建文帝化装成和尚远遁，朱棣谎称建文已经自焚致死，自己便坐了皇位。他如此做是想极力宣扬自己不是篡位，而是合理合法地继承皇位。这显然是在玩骗人的把戏，如果自己不想篡位，当时建文的儿子还在，为什么他不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呢？而将人家儿子禁锢了半个多世纪。朱棣无论如何解释，也违反了明朝最重要的政治程序——帝位的嫡长继承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严重的违宪行为。所以刘伯温的儿子刘璟被朱棣抓获后，依然称朱棣为殿下而不是陛下，而且说：“殿下百世难逃一个篡字。”
因此对成祖朱棣来说，帝位继承的不合法是他一生最大的伤疤，谁揭这个伤疤将会得到最残酷的报复，由此也能说明他为什么要诛人家十族那样残忍。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说道：“文皇（朱棣谥号为“成祖文皇帝”）诛杀忠义，不遗余力，虽从来待帝国巨憝，未有若此者。”当时建文朝忠臣被杀后，儿孙或被杀或充军，妻女被发配到教坊司（主管特殊行业的机构）当妓女。张怡举例说，茅大芳的妻子在教坊司被凌辱致死后，朱棣御笔批示：“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黄子澄的四位女亲属，被二十几个汉子轮奸，怀了身孕，生了男孩令作妓院的小龟奴，生了女孩，朱棣亲批：“由他不得，长到大，便是一个淫贱材儿。”——这哪是文皇帝的作派，分明是厉皇帝、炀皇帝的作派。
如张怡所说，朱棣对这些忠臣比对敌国的大奸大恶还要狠毒，这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和敌国战争，俘虏敌国君臣，这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甚至加以赞扬的壮举，当然可以对俘虏宽厚以示仁义。王朝更替也很好解释，就如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因为元政紊乱，元朝统治者贪婪残暴是事实，起义兵解万民于倒悬，是替天行道，所以没必要对俘虏那么凶狠。而自己闹家务事，叔叔篡了侄子的位，不能说天命已移，也不能说替天行道。只能说侄子被奸臣们蛊惑、左右做出傻事，起兵是为了保卫祖宗留下的社稷江山。
那么，要证明“造反有理”，自己不是篡位，要把罪过推到建文帝的臣子身上，是他们离间皇室骨肉，是他们搬弄是非，因此必须严酷镇压。
朱棣的篡位和对建文朝忠臣的残害，是留给他后代子孙最大的历史包袱。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即位，都不能也不敢怀疑自己祖先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定性，否则的话就说明自己屁股下的龙椅来路不正，简而言之，当年造反有理不容怀疑。尽管包括皇帝在内心里都明白，那些被成祖残酷迫害的建文旧臣都是忠义之士。在最推崇道德礼法的大明朝，一群道义上最值得人尊重的士人，其冤屈却没人敢为其鸣冤。——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平反，亦非一般的政治案件翻案，而是直接动摇皇权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事件，包括皇帝在内没谁敢轻易作主。
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2）
但血迹总在时光中一点点被冲淡，对当时朱棣当皇帝的合法性质疑也一点点在冲淡，因此朝廷对建文君臣的看法悄悄地发生改变。先是英宗复辟后，想到自己被弟弟景帝囚禁的滋味，将心比心，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这位龙子凤孙分不清猪牛。但这只是人道主义关怀，对“靖难”的政治定性，都得小心翼翼回避，不能涉及。可是，有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方孝孺的人仍这样然蒙冤，似乎在向整天喊忠孝的文臣们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向胜利者低头，不要对失败者愚忠，造反只要成功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个结对朱棣以后的每个皇帝来说，解不开就有后遗症。比如武宗正德皇帝荒唐异常，不把祖宗江山当回事，野心勃勃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理由和当年朱棣相同，真是有样学样。如果不是王阳明及时剿灭，宁王真的坐了江山，谁敢说他是篡位呢？
到了万历帝时，距朱棣篡位已经近两百年了，皇帝这把龙椅，当年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还是合法继承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让不合法变成了合法。这有点像一个人占有某份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长期无人提出异议，最后相关民事法律认可他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帝国已进入暮年，当政者最大的希望是利益格局稳定下去不被人打破。此时，就得大力提倡方孝孺对建文帝的赤胆忠心，也需要一再强调曾被自己祖先朱棣破坏的程序法。也就是说，当年自己的老祖宗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有罪。如此，为方孝孺等建文朝忠臣平反并修纪念碑，既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且时机也成熟，对政局不会有负面影响。
万历帝本人对建文帝非常感兴趣，他登基后多次问张居正建文帝最终下落，是不是真的去当和尚了。而且让张居正将一首传为建文所写的七律抄录进呈。诗中说道：“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万历和建文性格有些相似，优柔寡断而文才出众，这大约也是为建文忠臣平反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需要。而恢复被朱棣削夺的建文年号，追谥建文为惠宗，也就是说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承认建文是合法的皇帝，彻底了解这一历史公案，则推迟到崇祯年间，离明亡没几年了。
张怡评论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家属 “惨动天地”，“以见烈皇帝（崇祯）殉社稷，死事寥寥，非无故也。”当年祖先那样对待方孝孺们，现在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却希望臣子们都学方孝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第二章 万历帝的懒惰
万历帝清算张居正后，亲政时正值弱冠之年，精力充沛，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事与愿违，最后他躲进深宫，不见众臣，成了历史上一位最懒惰的皇帝。
让万历帝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冷，导火线似乎是因为在册立东宫这个国本问题上意见分歧，导致了彼此对立。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惰性已经深入到这个帝国的骨髓之中，无药可救。
神宗短暂的勤政
明神宗万历帝被史家评价最大的特点就是懒，可这个少有的懒皇帝曾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短暂时光。他不到十岁登基到张居正辞世，这十年在贤母、严师、忠仆的共同调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着做一个尧舜之君。但这段时间他的一切行为并不是自主的，所以算不上勤政。
现在，老师死了而且被自己清算，大伴冯保被赶到南京去了，老妈也基本不管自己了。万历帝一身轻松，自己当家作主的滋味真好，而且他已经二十一岁了，有这个能力钦裁军国大事。尤其对于那些暗地里认为自己对张居正过于刻薄的人看看，没有张屠夫，咱也不吃混毛肉，帝国在自己的治理下，将会更加强盛。
从两件事可以观察到青年万历曾经是多么想振作一番，重新找回开国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雄风。
一是两年内四次谒陵。明朝的皇帝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孝陵，建文帝不知所终，代宗被复辟的英宗削夺皇帝号葬到别处外，其余都葬在北京城北面昌平的大山中，此处紧靠着长城，是守卫都城防御北方胡骑最重要的防线。清代的李渔曾说北京周边的风水，昌平最佳，至今去昌平，以“龙脉”命名的旅馆、温泉、楼盘到处都是。明朝皇帝选在此处作死后安葬之地，固然有风水的原因，但我以为也有激励后代子孙守卫江山社稷的成分在里面，帝国最大的威胁在北面，如果这道防线受不住，祖宗的陵寝马上沦于敌手，如何去见列祖列宗？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后来的崇祯帝在闯王锋镝逼近时，迟迟下不了撤离到留都南京的决心。
万历帝谒陵的同时，是为自己百年之后选吉壤，但真实的原因是想检阅武装部队。今天北京城到十三陵，走高速不到两小时就可抵达，可在那个时代，皇帝出巡到一百来公里的京畿重地，非同小可，一路要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随行的是驻扎在皇城的御林军。皇帝很重视这支禁军，年轻人喜好谈兵弄武本来就很正常，何况皇帝是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一点万历帝和正德帝相仿，没事的时候跑到禁军的驻地观看操练。出城谒陵时，大军扈从，旌旗如云，这才能体会到当皇帝的感觉，就呆在紫禁城里，整天对着太监和宫娥，批复那看不完的奏疏，多没劲呀。这也是正德帝想方设法要逃出宫去做统兵官的原因。
皇帝重视武备，本是好事，但大臣们却担心出现意外事件，万一皇帝有点闪失，谁担当得起？再说出巡频率太高也对官吏、百姓惊扰太多。按文臣的心思，皇帝最好是个可以用程序控制的机器人，整天只会在皇宫批阅奏疏，和大臣商量国事，别的一概不干。首先是兵部尚书张学颜上奏，认为皇城内的禁军由太监管理，兵部不能检阅，科道官不能监察，万一图谋不轨者哗变怎么办？这当然是为皇帝安全考虑，但不能不说是在强调兵部的职权——明朝兵部尚书都由文官担任，权力极大，帝国内不能让一兵一卒游离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外，这种文人治军的思想其实蛮先进的。而十三陵临近蒙古草原，言官们以蒙古部落蠢蠢欲动吓唬皇帝，恳请他不要再谒陵。万历帝不像正德帝那样荒唐放肆，于是听从了臣子的建议，解散了禁军停止了谒陵。
第二件事是祈雨。万历十三年（1585）北京及周边地区久旱不雨，皇帝决定去天坛祈雨，为表示心诚，斋戒三天，并步行到天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