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病，却被当作隐喻，从中阐发出种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自己的体验，桑塔格对此有了切肤之痛。她决定写一本有关疾病隐喻的书：“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做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作者考察并批判了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在“作为隐喻的疾病”这部分里，桑塔格以结核病和癌症为例，反思疾病隐喻的历史及危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习惯于对人和事物进行等级制的划分，除了社会意义上的阶级阶层的区别，即使是人的身体也被区分“上半部”和“下半部”，那些发生在上半身的似乎都是灵魂的病，而发生在下半身的则成了肮脏的、邪恶的病。这样的等级概念人为地割裂了人对身体的感知，使人对身体下半部所患的病羞于启齿，并会有犯罪感，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结核病被描绘为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人们赋予因结核病而导致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结核病的病患部位在身体的上半部。“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在身体的等级制度下，疾病也开始建立起森严的等级，而作为一种隐喻，它们又被带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帮助区分人的社会身份。
不仅癌症，其他一些严重的疾病更是陷入了形形色色的隐喻。比如人们通常以瘟疫来隐喻外敌、异教徒、反对派、某种非正统的道德风尚、革命和骚乱，以癌症来隐喻潜伏在自己内部的阴险的敌人，以梅毒来隐喻生活腐化和堕落，而肺结核带来的柔弱、敏感、苍白则被当成了一种流行的浪漫形象，似乎患上肺结核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优美心灵在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在前一种情形下，疾病的隐喻被用来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而在后一种情形里，疾病的隐喻则被用来抬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价值。隐喻之下的疾病不仅成了死亡的帮凶，更是政治压迫、种族歧视的工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逐渐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再现，在1989年她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她说：“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这是一本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的书。病是一个隐逸的凶手，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现身，人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人能避免和它打照面。而且在现实世界里，不知名的怪病、凶险疾病层出不穷，比如近年来肆虐一时的萨斯、禽流感、埃博拉等等，疾病不断地在挑战人类的尊严和自信。因为“在科学的原野中仍有黑暗的地方”（爱因斯坦语），因为对死亡心存畏惧，因为情感的焦虑，也因为面对未知世界的鲁莽和草率，我们的社会里关于疾病的隐喻仍比比皆是：“乙肝歧视”、“艾滋歧视”、“萨斯恐慌”……而就在我们中间，既有疾病隐喻的制造者、传播者、利用者，也有受害者。疾病本身已让身体和精神蒙受痛苦，而隐喻这附着在疾病之上的象征意义则要施加另一层的重压：疾病及其隐喻，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跨越时空，和作者达成共识：对抗隐喻，摆脱隐喻，让疾病复归真实和理性。
（〔美〕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唤起江湖千古事
——读陈书良新著《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思潮》
？ 李湘树
八百年前的烟水江南，一群中下层社会知识分子创立了—个诗派，这就是以刘克庄为领袖，以杭州书商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南宋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有诗人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宋一代参与人数最多的诗歌流派，就连声威显赫的江西诗派也难望其项背。千年以来，江湖诗派受够了热讽冷嘲、辱骂斥责，几乎没有收获过赞许。从方回的“丑状莫掩”、“江湖之弊，一至如此”到纪昀的“诗格卑靡”，“古人冷淡令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一路下来，蒙羞甚深。今天，一位纯粹的湖湘学者，却从案头案脚摞积的江湖诗人的诗集、笔记里，从遍阅南宋诸小集、旁窥宋代经济思想史的辛劳求索中，洞见了江湖诗派独具的思想艺术价值。于是，当年东南半壁的残山剩水中，江湖诗人的慷慨别调和凄凉余韵，在栖栖惶惶流转了千年之后，终于获得了后世知音。
干谒：诗歌进入市场的先声
作家柯平写了一部有个性的书《阴阳脸》，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生态考察，开篇即从元代郭畀的《客杭日记》中一个外省低级官员为谋求升职在省城的种种活动，包括请托、求荐乃至索贿行贿的心理和实际行为记录，读出了这部不同凡响作品的真正价值。无独有偶，陈书良教授则从“干谒”这一历来遭人诟病的历史行为中，读出了身陷其中又咏此吟此的江湖诗人曾被掩埋的特殊价值。
南宋科场上的种种痼疾，使得士子们为了争取榜上有名，不得不重拾唐人故伎，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这就是干谒。当年，西湖之畔，杭城内外，士子们袖诗怀文，风尘仆仆，奔走豪门，成为一大景观。这相对于北宋人的高雅情趣，的确低下。然而，北宋人为应付严格的科举，注重学习，书本知识虽丰富，但多不谙世情，生活面狭窄，眼光短促。南宋人为结交名人，求官乞财，必须游走干谒，这就使得他们阅历丰富，世态洞悉，人情练达，经济务实，这倒多少有些符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了。当然，媚俗、趋利的弊病也在腐蚀士人脊骨，造就一代世风，“白头还对短灯檠”（苏轼《侄安节远来夜坐》）变成了“笑尔随群走干谒”（周弼《戴式之垂访村居》）。这究竟只是时代的悲剧呢，还是士子的与时俱进？在历来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上，陈书良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南宋浙江经济发达，商品经济亦然，不少地主兼营商业，形成了一个没有特权的兼营商业的庶族地主阶层。永嘉学派的叶适广泛探讨经济问题，宣扬功利主义，反对贵义贱利，尤其他主张保富，扶持商贾，对江湖诗人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时在西湖万人海书肆卖书的书商们，在临安大街小巷奔走干谒以诗求利的士子们，不论是面对自己已经拥有的财富，还是苦苦追求梦想的财富，都对叶适的高论产生共鸣。“重利轻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一条具有原则意义的价值取向，“重末”则是与中国传统社会观念异趣的一条根本性经济政策，文化精神和经济政策在“轻义”、“重末”上发生的谐振共鸣，一方面使商品经济在南宋长足发展，一方面也使文化领域出现新气象。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种共鸣谐振可以称为“儒商互补思潮”。追逐不到功名，就放下仁义礼智信，去追逐金钱。在南宋大地上兴起的这股儒商思潮，正是江湖诗派得以产生的哲学基础。
南宋“说话”方兴未艾，这门伎艺从诞生起便是精神商品，听众付出一定酬劳，来换取精神的愉悦和寄托；艺人凭着引人入胜的叙说，收取一定报酬，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说话的强烈商业功利色彩给予了江湖诗人诸多启发，于是，公开以诗篇换取金钱的呼唤，在江湖诗集中此起彼伏，其中包括用诗歌干谒争取金钱，如“书生不愿悬金印，只觅扬州骑鹤钱”（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更得赵侯钱买屋，便哦诗句谢山神”（危稹《上隆兴赵帅》）；“此行一句直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归来卸却扬州鹤，推敲调度权架阁”（盛烈《送黄吟隐游吴门》）；也包括让书棚将自己的诗集刊印出售以获利，如“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书册”（戴复古《布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不一而足。“江湖路远总风波”，以诗换钱之路并非易如反掌，作为士人，无所成就而沦落江湖，内心总是苦闷的。他们常常和着血泪吞下干谒无门的悲哀和干谒无成的失望，他们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特殊阶层人们的特殊情感。罗与之《商歌》其一云：
东风满天地，贫家独无春。
负薪花下过，燕语似讥人。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却题名《商歌》，“商”在五音里象征萧瑟的秋天，可知作者在承继春秋宁戚《商歌》的自鸣不平传统：身为读书人，面对东风袅袅、花香鸟语的春光，过着贫穷负薪的生活，听到声声燕语，都觉得像是讥笑自己。布衣寒士窘迫的心境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姜夔刘过竟何为，空向江湖老布衣”，南宋科场“奸弊愈滋”，“不学之流，往往中第”，“才者或反见黜”，弄明白这一点，才能读懂江湖诗人那看似恬淡眼神中隐藏的巨大悲哀，才能理解为什么英才荦卓如刘过、姜夔、戴复古辈穷困潦倒、布衣终生；才学俱秀的乐雷发考了一辈子科举，也只是靠了弟子姚勉登科高中，上疏让第，才讨得一个翰林馆职。很多人在科举无望和经济拮据的双重压力下，放弃举业，自处“江湖之远”。江湖诗人写奔走干谒的游士生活和情感，带着殷切的希望，发语诚恳，言为心声，这正是江湖诗作的真处，是它的生命之所在。这是士大夫兼官僚的上层文人不曾也无法涉及的。若是江湖诗作中没有这种俗气，那就不是活生生的江湖诗人了。更重要的是，身处困境而四顾无援的游士们终于意识到精神产品的价值，手中的诗稿可以换来衣食钱财，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它分明凸显出了艺术市场价值规律的支配。今人张宏生指出：“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1〕于是，本书作者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这以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现当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的职业诗人出现了没有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苛求、取笑八百年前江湖诗人迈出的‘第一步’呢？”
求俗：平民意识的人格显现
江湖诗人坦白率直地将自己的物质欲求宣之于诗歌，在这些字符的奇妙组合下，五彩明灭，祥云变幻，金钱华居、醇酒美人，一一呈现。他们丝毫没有顾及当时士大夫尖刻的嘲讽，也没有想到竟然招致千年难洗清白的“尘俗”的恶谥。
面对这种“尘俗”，陈书良教授发现了其中潜存着的冷热两极转化的生动的精神力量，认为，正是有这种精神力量伴随始终，才使得他们的“尘俗”具有特殊价值。这种精神力量就是平民意识。
江湖诗人的眼光是向下的，他们常常关注民生疾苦，在叙写咏叹中体现出他们的平民本色。江湖诸集中出现了大量的为劳者“代言”的作品，如赵汝的《翁媪叹》、《耕织叹二首》；利登的《田父怨》、《野农谣》；戴复古的《庚子荐饥》六首、《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麦熟》六首、《织妇叹》；乐雷发的《逃户》；赵汝绩的《无罪言》；宋伯仁的《民夫》、《村姑》；朱继芳的《农桑》，等等。
在这些诗歌中，作者不像以前的诗人那样置身事外，而是就把自己作为悲惨生活和艰辛劳动中的一员。如利登的《野农谣》，揭露讽刺州县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