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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产业界对纪录片的发展贡献显著。和眼下企业“赞助”大异其趣的是，当时的商人对纪录片摄制的资助至少在表面上并不求直接回报——像资助弗拉哈迪拍摄最后一部影片《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甚至不要求公布出资者的名称。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摄影录音器材的轻便化，贴近观察、拍摄和同期录音有了可能，“自由电影”在英、美、法、日等国成为谈论与实践的课题。“观察者”们“走进那些为社会所摈弃或者被隐蔽起来的场所”，将镜头对准酒精中毒者、爵士俱乐部、妓女、《圣经》推销员、总统竞选人、死刑犯，以及大都市日常生活中的形形色色。进一步，由“直接电影”（拍摄者持机紧张等待事件发生）演化出以让·鲁什《我们是黑人》、《夏日纪事》等为代表的“真实电影”，其主要手法是：艺术家由旁观者变为挑动者公开介入影片，促成非常事件的发生——其依据是人为的环境可以使隐蔽的真实浮现出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另一种体制下的东欧出现了“黑色影片”，艺术家们致力于对“真实”的追求：暴露阴暗面，揭示社会问题。政治“解冻”趋势的曲折为“黑色影片”发展的坎坷不平定下了基调——无论在波兰、捷克、匈牙利还是在苏联大都如是。杜赞·马卡维耶夫认为，纪录电影是对于“一切固定的、成规的、体制化的、专断而永存的事物进行的游击战……”而不管其是斯大林主义抑或五角大楼。巴尔诺也指出：“所有这些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致相同，只是在这些国家，矛盾不仅存在于政府之间，也牵连到国际间掌握巨大势力的企业，所以情况更为复杂。”
挂一漏万的描述之外还想追问的是：对纪录电影这样一种参与现实、历史的方式，到底应如何定义？巴尔诺宣称维尔托夫三十年代作出的概括依然有效，那就是：抓住现实的片断（纪录），将其有意义地结合起来（解释）。至于“主观／客观性”之类纠缠不清的老生常谈，巴氏的态度是，“客观性”的提倡“也许来自战略上的需要，但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纪录影片工作者和使用其他任何手段的传达者一样，可以进行无限制的选择……这种选择不管是有意识的抑或无意识的，不管他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他的观点的表现”
。
不过，话说得太满太狠反让人心生疑虑（对象、问题被推至“绝对”），其谬在一概而论斩尽杀绝不留余地。即以电影摄像机镜头留存的活动影像为例——面朝同一对象，不同拍摄者在角度背景的选取、色彩光线的运用、轻重主次的强调上当然会有差别，但能否将这影像黑白分明地定义为“主观”或“客观”？恐怕无人敢斗胆拎出几帧图像，指点说某是纯主观而某则是纯客观的罢？我的意思是，无论影像／图像、文字／声音还是最终合成的全体，一边倒地认为其非“主观”即“客观”恐怕是荒诞无稽的，不如说每种成分都有一点，在这里这样多一点，在那里情形则可能相反。
“绝对化”立场事实上很难坚定不移贯彻始终，巴尔诺后来就不自觉地误站到“客观性”队列里来——在论说了一通“发现”、“解释”、“选择”后，巴氏一不小心也堂而皇之总结道：“真实感和权威性是纪录片的命运所系。”且慢说“权威性”（何为“权威性”？谁来赠予和确认它？官方？民间？权力？知识？偏见或洞见？历史？时间？考证？多数或少数人？），单就“真实感”言，我看就无法绕开“客观”二字。尽管造就“真实感”的不仅仅是（居于重要位置的）“客观”，还有其它种种。
四、《植物之美》
（＇法＇让玛丽·佩尔特著，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多年前读过一短篇，说是某人研制了一台声音机器，只要作适当调试，便能收听到植物的声音。这结果让他怔忡不宁甚至恐怖——在和风细雨、凄风苦雨、阳光明媚、冰雪皑皑中，在刈草机切割、斧头砍伐、锯刨的解扒下，花草林木发出频率分贝情感色彩不同的嘤哼歌唱、细语呻吟乃至叫人神经颤栗和分裂的厉叫哭嚎！结尾：人物因无法忍受植物悲凄的声音而毁弃了他苦心孤诣的发明。
作者的用意不言而喻。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以人类为主宰的世界，植物似乎属于生命系统里最低的品类和等级，自有文明以来，有谁关注倾听过植物发出的声音？或者说，有谁会认为植物有它自己的声音（有专家承认植物可能有互通信息的独特方式，但这跟我说的并非一回事）？就连世界宗教中最具博爱悲悯之心的佛教也觉得植物没有第七第八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因而不能与其他生命等量齐观。人们伐取乔木筑居、铺路、搭桥、造船、舀纸、烧炭、煮食，利用千变万化的藤蔓花草点缀、酿造、烹饪、萃取、编织，依靠种植的谷类、薯类、蔬菜、水果、油料作物、棉花、烟草等各色农作物维持生命的需要与享受，它们排放的废气——氧，更为人类的生存须臾不可缺少。尽管如此，我们仍从未重视以致正视过它们（近数十年似乎正在出现的“重视”，出发点不过是缘于人类生存的根本危机）。如果自人以外的生命的角度看，人类乃是最大最危险的敌人，最恐怖最致命的灾难，因为只有人类才具备毁灭整个地球生命生态的能力。
《植物之美》采用流行的“访谈录”形式，访谈对象均为法国生物学界的“大腕”。不必讳言，缘于专业立场、哲学观念、人文取向的不同，植物学家、“资深沙漠旅行家”与农学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以对现代文明背景下地球生态、植物世界的明天的预测为例，农学家偏于乐观，而前两者出言则显得谨慎低调，更多焦灼与忧虑。让·玛丽·佩尔特告诫：对于野生世界，必须懂得，植物消失的速度远比新植物诞生的速度要快得多，就像“石油、天然气、煤经过了一亿多年才形成……目前，我们正在将这些气体用三至四个世纪释放到大气中！”马塞尔·马祖瓦耶却认为目前的森林覆盖着百分之二十六的陆地，形势还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但前提是发达国家的森林不再以十五万平方公里／年的速度减少。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比如一个以金钱为基础、以竞争为法则的社会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效应），他们仍具有相当一致的认识。
不能说人类对植物的影响全是负面的——他们创造了新的生态因素，改变了植物生长的条件，种子被移植到仅仅依靠鸟儿、昆虫和风不可能到达的地方。运输工具的发展和生物流动速度的加快造成了植物再定位的大奇观，这种力量差不多可以与决定植物在地球上分布的气候大变迁相比。但人类行为确实给植物、自然界带来了毁灭性后果——“由于有了农业，人，能够迅速增长。由于人口增长，森林被开垦，作物被推广，整个地球被占领……”进入现代，农业更是一步步超越了自己的范围：以化肥、农药、机械的大量使用为标志，农业其实已成为一门工业。到现代遗传学与遗传学家的出现，不仅使传统意义上的植物学与农学显得“过气”，植物学家农学家逐渐被遗忘，更可怕的是将生物推向了“重组”的命运——随着一幅幅生物基因图的绘制成功，说地球生命正处于千古所未曾有过之大变局，一点也不算危言耸听。可以推断，今后植物、动物命运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行为，而自然的法则会被市场乃至政治的法则所取代——比如为了追逐利润、权力而使用“种子武器”、“食品武器”、“基因武器”等等。“农工业”的疯狂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剧烈破坏导致了气候恶变，物种大量消失，这关涉的已是整个地球生态、生命系统的安危存亡。
自然及活跃其中的众多生命博大精微，充满了不可穷尽的神奇与奥妙。尤其是植物，从最早的蓝藻类到转基因玉米，其演进跨度的巨大是人类感官尺度难以度量和想像的。为了使对地球年龄、动植物生命有一个直观感觉，就像卡尔·萨根在《伊甸园的飞龙》里所做的那样，雅克·吉拉尔东也借用了一种传统而又合乎教育原理的方法——
……假定四十五亿年（地球的年龄）等于一百年，把地球算作是1900年1月1日出生……如果保持时间的同一比例，那么，生命起源于1923年。那时已有植物生命，当然是十分原始的。最初的单细胞藻类只是在很久之后才拥有了细胞核，即1986年。1991年，植物第一次离开大海，适应坚硬的土地。那时，植物的进化加快：从1994年起球果植物开始生长。1996年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1998年继而出现了种子植物。最早的类人猿踪迹始于1999年7月，现代人时代始于六个月之后，即12月31日傍晚。同日宵夜，1999年12月31日22时4分，即现时的午夜钟声敲响十二下前1小时56分，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了农业。
由此可知植物存在的历史远早于动物，两相比照，不论从进化的绝对年龄还是从适应抵御生存环境变异的能力讲，后者都无法同前者相提并论。书中几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植物生命的坚韧：在长期无雨、似乎是生命禁区的撒哈拉沙漠里，居然普查出了八百种植物；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通布图有一种黄细辛属的小植物，它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用八天时间完成，然后种子开始耐心等待翌年的那场雨——一年等待，为了八天的生命。不知别人怎么看，以我的感受，似这等默无声息的悲壮，微渺到难于被觉察的生存，是可以被视作惊天地泣鬼神的，它昭示了生命的韧性、美丽、自尊与庄严。
的确，植物世界远比动物世界更能繁衍生存，就像边芹女士《序》中的描述：“我们最多一百年的生命，与寿命达几千年、几百年的植物，不可同日而语。加利福尼亚松树活了将近五千年；最新发现的羽扁豆种子已有一万年的历史，居然发了芽；而铃兰几乎是永生的。它们才是地球历史的真正的见证人。”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能在人类愈演愈烈的野蛮暴虐、贪得无厌的掠夺和毁坏背景下对植物世界的生存葆有几分耐心与信心。
让·玛丽·佩尔特说，孩子们本能地被大自然吸引的方式表明，大自然铭刻在他们的基因之中。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同一个事物，而且是惟一的事物——生命的两个方面。泰尔奥多·莫诺说，幸好消灭植物世界并非易事，让大自然消失甚至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反抗隐喻的病痛
——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 吴锡平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这段话出自《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作为思想者，作者苏珊·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身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压。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
苏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她之所以会对疾病的隐喻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源于作者罹患癌症的切身体验。1977年，在桑塔格四十四岁的时候，她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医生和病友，以及大量有关疾病的文献。她深深地感到，在疾病带来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在很多人的眼里，癌症＝死亡，死亡的隐喻缠绕着癌症，这使很多患者悲痛和沉沦，甚至放弃治疗。不仅如此，癌症还隐喻着病人人格上的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这令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