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至此，林纾的遗老情结已达极致。林纾病逝后不足一个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便将溥仪逐出禁宫，结束了北京小朝廷的历史。看来林老夫子死得其时，不然或会以命相拼亦未可知……
社会大变动之际，思想文化的总体变更往往滞后。变动所带来的诸多混杂现象，也易于使人不如意。当人们尚难清晰瞩望未来前景之时，有些人往往不自觉地将已逝岁月中的温馨记忆主观扩大为一片梦幻般的盛景，去摩挲，去展玩，追恋那往日的“好时光”。这种社会心理现象通常属于非理性的，但也相当真实地折射出社会步履求新不明、求旧不能的矛盾境况。这正像阴霾躁闷的空气有待阳光的出现或暴雨的洗涤一样需予厘清。林纾的“遗老癖”，虽然今人看来多少带些喜剧的滑稽色彩，却从一个特别的侧面显现出清末民初之际某种迷离乖张的人情世态，而其中所包容的社会内涵，却是值得探究，不应轻忽的。
（《林琴南文钞》二卷，胡君复选，上海商务印务馆1926年版；《春觉斋论画》，林纾著，北京中华印书馆1937年版。）
沈从文的小说情结
——读《从文家书》
？ 李廷华
一
中国有小说，比律诗的诞生还要早，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将其列入“稗官”之类，直到罗贯中、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出现，小说家在文坛并无地位。雍正朝有位礼部侍郎以《三国演义》为例对皇帝进策，被认为“荒悖”，挨了四十大板，并“枷示”〔1〕。小说创作的随意性、通俗性，在崇尚峨冠博带的中国文化里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到二十世纪初期，情况发生翻覆之变。梁启超对小说的倡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此，一切社会政治人心道德风俗之改良，必有赖于新小说〔2〕。在此之后，鲁迅最杰出的成就是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事新编》为代表的小说；叶圣陶、郁达夫、茅盾、巴金的立名文坛，无一不因为其小说；钱钟书的最终超越于大批学者，也因为其小说；“学衡”派代表吴宓没有出版过小说，但这恰是他在几十年时间里最大的心病，看《吴宓日记》，可知他对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与不能实现的焦虑表现达数十次之多。吴宓对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因为小说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影响乃至经济收获都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羡慕甚至嫉妒，面对自己学生钱钟书在《围城》里表现的小说技巧，他自觉技不如人而生悲。
沈从文进入文坛，靠的是他的“乡土”小说。他既没有留洋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旧文化的家学渊源，他对自己独特生活的体验，对湘西风土人情中蕴蓄的生命意味的把握，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细微感觉，使得他的作品与五四以来的诸多作家意态迥异而自成一格。正是因为从梁启超的提倡开始，中国现代小说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小说家也因为意识形态纷争而派系分裂，而沈从文的小说在纷争里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大红大紫，却多具文学价值，在二十世纪上半页比较开阔的文化环境里，也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认同。胡适直接提携了沈从文，使他从一个乡下人直接成为大学教师；鲁迅在向国外介绍当代中国文学之时，也没有遗漏沈从文。沈从文靠小说改变了命运，也在某些方面代表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命运。
二
二十世纪中叶社会转向之际，十分珍惜内心体验，对生活怵惕自警、敏感细微的沈从文，主动从文坛退出。以后的几十年，沈从文在文博系统惨淡经营，没有了名人作家的风光得意，也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文坛争斗。当大梦醒来，尘埃落定，中国许多老作家们哀叹几十年光阴虚度，沈从文却以文物考识著作等身。考量沈从文一生，他像一个精耕细作的农夫，不露声色却经常观云察雨，不赶风头却自会掂量收成。现在人们谈起沈从文，多对他“被逐出文坛”寄予同情，其实，沈从文之“出”，是出于恐惧的走避，权衡中的决断，当时未免痛苦，回思实为幸运。退出热闹的文坛而入冷清的文博界，是沈从文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了他的敏感实寓先见，懦弱恰含刚强。但是，在以后漫长的日子，对已经成为沈从文生命一部分的小说，其思维习惯、技巧养成乃至功利考量、世俗褒贬，都不能够简单而绝决地抛弃。其中苦痛，像是母亲割舍了孩子，路边啼笑其情可悯，午夜梦回每由惊心，直到生意殆尽、万念俱息。对于沈从文来说，犹其具有悲辛意味的是，如同抛却亲子，又把拾遗的一个孩子抚养成人，顺时自安之际，突然变化的世界，却对那久遗的孩子好评如潮……
沈从文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他那个失去的孩子，他甚至想悄悄地另辟一室，让那孩子长成，和普通人的叫劲好强一样，他还想让这藏在暗室里的孩子突然挺出，立登要路……这其中的不甘、其中的幽怨、其中的艰难，也是沈从文在几十年技术文化生涯里潜藏着的精神一脉。沈从文最后的闪光，还是因为他的小说，人们传阅议论较多的还是他的小说，国际社会重视褒扬的也还是他的小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通信集《从文家书》，出版已经多年，仔细翻检，沈从文对于放弃小说创作的不甘，以及他在日后长达十几年时间里的窥测和挣扎，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艰难和幽微。
沈从文自从进入京派文化圈，既为大学教授，又兼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有发表之便，难免经常写些短文，也不免站在改良立场对左派文人批评攻击，这其实是他以后的致祸之由。早在1937年12月17日，沈从文从北京大学逃难到昆明之初，夫人张兆和就在书信里指出过，不过，当时张兆和是从沈从文的写作特点出发，还不及虑于政治祸咎：“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我觉得你的长处，不在这方面，你放弃了你可以美丽动人小说的精力，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3〕（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从文家书》）沈从文以后“倒霉”的直接诱因还是他的“新月”立场。只是，这中间的十几年，文坛意识形态的争斗还未及身而已。施蛰存写于沈从文逝世不久的《滇云浦雨话从文》一文就讲到：“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色情描写，这就是郭沫若所呵斥的……郭沫若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4〕就是说，所谓“粉红色”的责难，只是表面文章，要算的其实是政治老账。
当沈从文彷徨无依之际，他身边的大多数朋友、弟子都在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这就不能不让一惯喜欢人情温暖、惧怕清寒孤寂的沈从文抑郁成病。“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金缇、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惧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这时候，忧愤成疾的沈从文寄居在清华园，万念俱灰，罢笔废砚是他当时的最大欲望。
三
沈从文在决定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作之际，先到华北大学接受集训，以后，就开始了默默无闻的新生活。在参加四川内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期间，现实生活的触发，特别是乡土情境的氤氲，使得小说家沈从文又不由自主地有了创作的冲动。作为一个已经脱离土地、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深重的原罪感和自我改造意识占据了沈从文的头脑。他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说：“看看这里干部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姐，我们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把国家给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改造冲动的直接精神通道，还是想拿起笔来，做一个新社会需要的小说家。这时候，已经有一批从解放区进城的作家做出了成绩。周立波、柳青、草明等人的作品均已造成很大影响；丁玲则因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当时中国文学家最为崇拜的斯大林文学奖，在当时的荣誉，甚于如今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自知“有一只管用的笔”的沈从文来说是最强烈的刺激和撩拨：“笔如还有机会能用，还有点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来用，会生长一点东西的……因为生命中有了一种印象，一种在生长发展的，虽如朦朦胧胧经验上却极具体的东西。我要的只是一样，即自由处理的时间。”
在四川，沈从文对山川风物的记述细腻而生动，同时，他也在学习以唯物主义的方法表现社会生活的变化。他给夫人的信不厌其详，简直就是小说写作的提纲和片断：“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天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情景全相同。一切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的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间，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美，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的黄菊相映成趣。一面是即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边走过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一些位置在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是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贫农人家，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村干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三姐，这对照太动人了，我不知为什么独自在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
沈从文在新社会得到的精神感动是真实的。和大多数希望社会前进、希望农民生活改善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这样的参与欲望，也包含着对自己家庭和亲人的具体不幸的隐忍。沈从文的弟弟沈荃以国民党将领身份，参加了湘西的起义与和平接管，在紧接的“镇反”运动里却以“反革命”罪名被枪决，直到三十年后才得平反。沈从文对弟弟的遭遇几十年里讳莫如深，他这时候想进行的小说写作，是以张兆和的一个叔伯兄弟、牺牲的地下共产党员张鼎和为原型。沈从文将四川农村的环境体验极力与张鼎和活动过的江南农村相联系，他说：“虽不曾去过四哥过去工作的地方，得不到大圩子的印象，但是把四嫂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了，在生长了，从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了。我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大致回来如有半年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会产生一个新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成熟作品。即把这里背景移到四哥故事上去。这也是米丘林的做法，在文学，如求典型效果，且是惟一这样可能得到成功的。你如记起《边城》的生产过程，一定会理解这个工作的必然性。”沈从文对自己表现革命英雄的长篇小说颇有信心，他说：“大家一定以为我是个对事不关心的人，可不知一切事在如何空气下在动和变，我都一律关心，而且倾心……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懂文学如何和历史结合，和人民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来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队中无固定职务的工作员。”
比较其他一些文学才能远逊于政治热情的作家，沈从文有一套自己体验而得的表现生活的奥秘：“正和过去与（马）思聪、（梁）宗岱三人同听悲多汶等全套乐曲一样，各有所得。思聪从作曲者和指挥者和器乐独奏者，都可得到一些东西。宗岱得的是音乐史中的某些东西。我呢，在直接方面似乎毫无所得，但间接转化却影响到好几本书，特别是几个给人有印象的东西，其中即有乐曲中的过程节奏，也近于乐曲的转译成为形象的试验。但理会到这点的人是不多的。”沈从文最有影响的小说《边城》、《长河》都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音乐感。艺术成分在小说里的浓度，并不受题材局限。苏俄时期的小说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因为具有浓郁的艺术成分，并不因为时移世异而失去价值。钱钟书的《论通感》，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普遍存在但并不为所有作家把握的美学心理现象，沈从文却在自己的体验里还想继续进行更加具有历史幅度的实践，他怎么能放弃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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