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总司令杨爱源；第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18 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阎锡山坐镇山西是既保国，又保“家”。阎锡山是山西人，老家在山西的东冶，从举兵起事，到独霸一方，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
外人很难插手。阎锡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即使蒋介石也得让他三分。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转眼间就成了抗战的第一线，阎锡山的日子并不好过。毛泽东曾分析道：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不能解决怎么办？阎锡山准备“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蒋介石、日本人、中共间进行周旋。在八路军115 师、120 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后，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二战区第7 集团军在天镇、阳高等地的防线，于9 月13 日占领大同。之后，日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逼雁门关、茹越口。同时，由平绥路宣化、新保安、怀来等地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也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配合同蒲路方向日军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情况的变化要求八路军必须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原计划要求八路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活动。在蔚县、涞源、广灵等地被日军占领后，毛泽东判断，日军欲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则我军将全部处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八路军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刘伯承对土生土长的军事家毛泽东是充满了感情的。早在留学苏联时，刘伯承和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中国革命的形势。那时，刘伯承对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当“革命的山大王”就很感兴趣。他认为，要想以弱小的力量在反动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上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样，毛泽东、朱德等人对刘伯承也是很信赖的。1929 年中央有一封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信中要求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中称：“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毛泽东左右为难，“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对于要朱毛脱离红军的要求，毛泽东在复信中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写道：“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原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可见，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欣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目睹了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围剿”的过程，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是赞叹不已。但围绕着毛泽东到山地去打游击的思想，中共党内还曾有过一场争论。
围绕战略方针的争论洛川会议后，刘伯承并没有停止对战略方针的思考。洛川会议上，战略方针一经提出，就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讨论的结果，集中为3 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多次反复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的，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 年9 月12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10 天，于9 月21 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10 天，于9 月29 日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三万多人。歼敌一千，自伤八百，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打游击出身的毛泽东和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中讲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
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用“心是相通的”来描述刘伯承和毛泽东在游击战与运动战问题上的认识是非常合适的。刘伯承在行动中一贯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配合友军进行正面作战时也是如此。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论文中，游击战全都是放在战略地位来加以论述的，并且正是用这种思想来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实践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
第二章边打边进9 月30 日，刘伯承率129 师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踏上抗日征程。10 月1 日，386 旅旅长陈赓率129 师主力386 旅随先遣队后跟进。10 月2 日，129 师政委张浩（1937 年10 月1 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职务）率师后梯队启程。在抗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在晋北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129 师向着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向着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地方出发了。
5。385 旅首战告捷
急讲“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连续不断地发动着新的进攻。在华北地区，9 月10 日，日军攻陷大同，9 月24 日，日军占领保定。至此，华北半壁江山已失，太原、忻口则完全暴露，处于战斗的第一线。在此危局之下，129 师奉令向着前线出发了。在129 师主力出发之前，刘伯承决定率先遣队提前出发，以便在师主力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为师主力的展开创造条件。先遣队由师前指和769 团组成。129 师385 旅改编后即分作了两半——769 团随师部上前线，旅部率770 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385 旅旅长王宏坤后来回忆说：385 旅的前身红4 军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因大局需要，革命的需要，一化为二，各奔东西，大家心里很留恋，但却愉快地表示服从。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编成一个团。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一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3 个营，每营下辖4 个连（3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改编后的769 团共有2900 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先遣队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129 师不能不急。自从115 师、120 师开赴前线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9 月25 日，115 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5 师团第21 旅团一部1000 余人，缴获步枪1000 余支、机枪20 余挺，击毁汽车100 余辆、马车200 余辆；120 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兄弟师的消息让129 师有些沉不住气了。我们从129 师进军的征途中摘取两个小片段，来体会一下当时指战员急迫的心情：镜头一：先遣队出发4 天后，先遣队来到了毛泽东电报中要求的黄河渡口——韩城县的芝川镇渡口。芝川镇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但河水较深无法徒涉。急急赶到芝川镇渡口的129 师先遣队，由于找不到渡河的船只，只好望着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而一筹莫展。几个干部在岸边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看到一只船的影子。正着急间，刘伯承赶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明白了几分，马上派人去找国民党地方官。等国民党地方官磨磨蹭蹭地赶来，天已经很晚了。刘伯承问道：“河的西岸为什么没有船只？”“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两个地方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故意拖延着时间。刘伯承对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非常恼火，“啪”得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个家伙一看对方来头很大，马上软了下来，连声说：“不认识，不认识！”旁边的一位参谋走上前，向他们介绍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129 师师长刘伯承将军。”一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个地方官真的害怕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
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对他们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渡河夫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否则，”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两个地方官一听要把他们当汉好论处，再也不敢拖延，马上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刘伯承发过那么大的火！镜头二：当先遣队来到山西省侯马镇时，阎锡山给先遣队拨来了一列火车，随车还送来了很多衣服、粮食，但对八路军最需要的枪支、弹药却只给了很少的一点。大家见了火车都很高兴，因为很多战士生平没有坐过火车。大家看着火车，一想到轰隆隆滚动的车轮将把他们马上带上前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火车载着焦急的战士们开出了侯马镇。开出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像是一个重症病人一样，越开越慢，最后渐渐地停了下来。习惯于坐在前边的刘怕承马上询问司机：“火车为什么不开了？”“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司机紧张地答道。刘伯承指示立即检查原因。过了一会，司机跑过来，对刘伯承说，水箱漏水了。刘伯承心想，过河没有船，坐火车水箱又漏水，阎锡山是故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他考虑了一下，说：“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推火车哟。”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讲：先将火车头推到汾河边，给水箱注满水，然后将车头开到前边的站台，换一个开回来，再将等在原地的战士接走。之后，众多的战士，向着北方，向着有枪声的地方，缓缓地将火车向前推动。于是，就有了一个“汾河岸边推火车”的故事流传下来。
陈锡联受命769 团的前身是红10 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769 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