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的 《草叶集》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封面上画的是一个头戴帽边耷拉着的帽子，衬衫领向外敞开的粗鲁汉子。这本诗集只印了一千册，据惠特曼说，这一版诗集一本都未卖出去，全部赠给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然而它是一部新型诗集，它的问世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危机和美国文学史上新时代的到来。爱默生从邮局收到这位素昧平生的诗人寄来的一卷诗集并认真阅读后，感到“大为震惊”。后来他写道：“我不会对《草叶集》这份厚礼的价值视而不见……我发现其内容举世无双，其写作技巧也举世无双，其文风之大胆令人惊叹，只有视野广阔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激情……我祝贺你开始了一项伟大的事业。”爱献生当时并不知道他本人在造就一位美国民主人士中敢说敢为的先知。惠特曼先是过分恭维地承认，而后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否认爱默生这位长辈对他的提携。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惠特曼比他的读者更清楚，因为他对诗人的作用与诗歌本质的观点总的来讲与爱默生在论文里提出的观点异常吻合，如出一辙。当然，对于惠特曼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并非只有这位康考德的圣贤。德国的歌德、英国的华兹华斯、挪威的沃奇兰德，都为造就这位美国最伟大的歌手作出过重要贡献。
1856年，惠特曼自己又印行了《草叶集》的第二个版本。诗的数量由12首增加到33首，其中包括著名的《穿过布鲁克林渡口》，并把爱默生给他的信印在集子的前面，想借爱默生的声誉把新的诗风吹进美国文坛，把自由民主的思想传送到在苦难中渴求解放的黑奴和千百万民众的心中。第二版发行后，仍旧没有多大销路，得到的却是来自民主党党棍和保守文人的谩骂。惠特曼象强劲的野草一样，硬是要顽强地生存下去，战斗下去。1860年，惠特曼在波士顿找到一个出版商，出版了《草叶集》的第三版。第三版内容增加较多，共收诗122首。这家出版公司成了《草叶集》的固定出版者。不幸的是，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这家公司的破产。
对惠特曼来说，南北战争是他重要的经历。这场战争在他未完成第四版
《草叶集》中的新诗之前爆发了。惠特曼本人并未服役，但当他得知自己心爱的弟弟乔治受伤住院的消息后，便立即赶到医院去护理他，然后护理在战争中受伤的其他战士。他为战争而痛心，对同伴的热爱越来越成了对全人类普遍的爱，成为与死亡紧密相连的生活原则。南北战争刚一结束，林肯总统就被暗杀了，惠特曼写下了《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里开放的时候》一诗沉痛悼念林肯总统，这是一首通过大自然的力量肯定新生的挽歌。有评论家称这首诗是“世界教堂里所唱过的最甜蜜、最响亮的夜祷曲”。惠特曼的现实与理想世界在这里合为一体。这是《草叶集》的核心，它不是在唱挽歌，而是在唱颂歌。
1867年第四版《草叶集》出版，这是所有版本里最有生气、最丰富也是最含混的集子。《自我之歌》的标题第一次被放在首位，其它的诗都作了很大修改。除了《桴鼓集》里的几首诗外，还另加了几首诗，生命的书开始形成其最后的形式。惠特曼的创作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然而疑虑也冲击着胜利。这些疑虑使 《民主远景》成为表明民主理论的最真切最动人的文件。惠特曼接受了杰弗逊的基本信念，认为人都是善良的，政府管得越少，社会就治理得越好，这样就能为人类的完善创造最佳的条件。他以华而不实的散文为美国辩解，这样诗人第一次承认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1868年，威廉·罗塞蒂在伦敦出版的《草叶集》为惠特曼赢得了许多英国，成为他声望的主要来源。惠特曼和众多其他美国作家一样，先在欧洲出名，再慢慢地在自己的国家得到承认。他周围的特劳贝尔、巴勒斯、巴克以及来自英国的卡彭特都成了他忠实的信徒，他终于树起了具有影响的旗帜。
《草叶集》在惠特曼生前总共出了12版，直到第八版才打开了销路，使诗人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诗人死后，美国国内出版了订正版的《草叶集》全集，共10卷。一百多年来，《草叶集》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诗歌传统上，它打破了以爱伦·坡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垄断地位，冲破了美国诗歌因袭的形式，创造了“自由体”的诗歌形式，为美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草叶集》突出地歌颂了“自我”，通过“自我”歌颂普通人的伟大，歌颂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草叶集》歌颂了大自然。在诗人看来，一切自然之物，无论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岳，还是脚下的青草，水中的小虫都“有其目的性”，都在做着向上的运动；
《草叶集》歌颂了劳动和劳动人民，在诗人笔下，劳动象一把阔斧，开发森林，盖起小屋，筑起大厦，创造了世界和历史。当然，《草叶集》也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以及蓄奴制的血腥本质。许多诗人，如艾略特、庞德、D·H·劳伦斯以及意象派成员都曾从惠特曼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中国现当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如郭沫若、艾青、田汉、闻一多、冯至、何其劳、卞之琳等也都曾从惠特曼的作品里汲取火热的、粗犷的精神力量。从这一点上说，惠特曼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浪漫主义文学的结束：
罗威尔、赫姆士和狄更生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主要作家的去世或销声匿迹，标志着这个文学中主要作家的去世或销声匿迹，标志着这个文学运动的衰落阶段已经到来。布莱恩特在1840年后几乎完全转向了新闻写作，库珀和欧文在50年代与世长辞，爱伦·坡、梭罗、霍桑也先后于1849，1862，1864年相继去世。爱默生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生活的行为》出版于1860年，麦尔维尔的最后一篇散文也在1857年发表。在这些主要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中，只有惠特曼在南北战争后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成为大陆民族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但与他休戚相关的是未来而不再是过去。
现实主义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浪漫主义运动的衰落，而浪漫主义的衰落则代表了美国东部的衰落，或者说是殖民帝国的衰落。在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转向的时期，还有一些东部的浪漫主义作家仍致力于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与文学形态。他们在思想倾向上都比较温和，他们的作品大都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反映社会的某些不公平现象，有时也抒发一下个人对人生的感想。他们的作品技巧娴熟，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这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在艺术上的成熟。然而，在罗威尔、赫姆士和狄更生之后，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已经完全让位于现实主义文学。
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 （JAMES RUSSEL LOWELL， 1819—1891）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兼有朗费罗的感情和赫姆士的才智，成为不仅是坎布利奇而且是全美国崇拜的偶像。
罗威尔出生在坎布里奇埃尔姆伍德一个早期移民望族的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他从小崇尚民主，反对蓄奴制，是林肯的早期崇拜者之一。他博览群书，身在书房，心怀人类的欢乐与痛苦。他曾到欧洲旅行以便汲取那里的世界主义文化，实现自己“不做传统式的绅士，而要做有文化的人，有知识才能的人，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人，有修养的人，有来自思想觉悟的高尚情趣，而觉悟源自灵魂的高尚”的最终目标。
1843年，罗威尔与美丽而热诚的废奴主义者玛丽亚·怀特结婚。在此之前，罗威尔对生活的热爱表现在他那简练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以及勃勃的生气里，他在四年级时曾为此而被哈佛停学。婚后，他将自己的思想集中到废奴事业上，并在以后的多年里全力抨击蓄奴制度。在这方面，只有诗人惠蒂埃和记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能与他匹敌。1848年出版的三首雄心勃勃而又各不相同的诗充分表现了罗威尔各方面的才能。《朗法尔爵士的眼光》是亚瑟王传奇的现代翻版；在《写给批评家的寓言》里，他则诙谐地运用蒲柏的手法总结了他的文学界朋友们的长处与不足，只是没有蒲柏那样尖刻；《比格罗文献》的第一集则是用方言写成的组诗。罗威尔以朴实的智慧对当时的各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诗中的任何一首本来都可以成为一部主要著作的基础；然而，由于他写得太泛，反而影响了其应有的价值。
《比格罗文献》第一集是假托虚构的人物何塞亚·比格罗之名发表的。比格罗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农民，所谓“文献”就是他的诗作以及他与一些朋友的通讯，其中有诗也有散文。这部作品的背景是1812年的墨西哥战争，罗威尔笔下的比格罗是被征入伍的青年农民，他用北方农民的方言写诗向报社投稿，诗中对1812年的战争以及当时的腐败政治进行了谴责。罗威尔假托比格罗之名写的第一首诗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美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方言写作的作品，生动活泼，幽默诙谐，而且诗作还谴责了不得人心的墨西哥战争，极易获得读者的广泛共鸣。罗威尔说，他发现这是“手中的一个武器”，于是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又陆续写了八首“比格罗”诗，或直接讽刺发动战争的执政党，或揭露战争中的各种腐败现象。
1854年，罗威尔携同妻子到欧洲旅行。第二年由于妻子在欧洲病逝，他结束了在那里的旅行回到美国。正好朗费罗辞去哈佛大学法语与西班牙语教授的职务，他便接替了这一教职，同时担任新创办的《大西洋月刊》的主编。从那以后，他很少写诗而把精力主要用在讲学和文艺批评方面，以权威的口气教诲威廉·迪安·豪威尔斯那样的年轻人，引导学生热爱英国和欧洲的古典作品，呼吁美国通过理想的民主形式达到实现高尚道德的目的。
罗威尔作为文艺批评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超凡的。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广博的知识，探导价值准则的热诚精神，使他形成了一种既可评价过去又可评价当代文艺作品优劣的信条。他认为，既然文学是生活的理想表现，它就应该用提高人类精神的方式给读者以欢乐。南北战争结束后，罗威尔继续发表诗作，他的《比格罗文献》第二集于1867年出版。这部诗集以南北战争为题材，表达了北部农民的爱国热情，谴责了英国政府支援南部、干涉美国内政的恶劣行径。第二集虽然也是假托比格罗之名，力求保持原来的风格，但事隔20年，远不如第一集写得活泼淋漓，缺乏批判的锐气。从此以后，罗威尔的名声则逐步在散文和文艺评论方面见长，他分别于1870和1876年出版了两个散文集，对埃斯库罗斯、乔叟、但丁、莎士比亚等人都进行了论述。他视野广阔，文笔流畅，对这些先前的文学家的评论颇有见地。但是他对同代人梭罗、惠特曼及爱默生的评论则聪慧有余而敏锐不足，明显地将作品的寓意与表现手法混为一谈。
与朗费罗、罗威尔同属一个文艺圈子的还有奥列佛·温德尔·赫姆士（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他出生于坎布里奇，在安多佛学院与哈佛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到欧洲学习、旅行近两年。他受过医学训练，具有科学头脑，在他的作品中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当时还有一定影响的加尔文教的宗教愚昧。1836年他发表的第一卷诗集使他成为美国文化名人中的理想代表。由于他社会地位高，运用的标准与形式能够为人民所接受，他的诗不重感情而讲求简练，充满幽默。而这正是朗费罗欠缺的方面。
在赫姆士发表的许多短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发表的《老铁壁》。“老铁壁”是一艘在第二次反英战争中立过功的战舰。赫姆士在诗中对国会要拆毁这艘英雄战舰的决定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中洋溢着保卫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激情，发表后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从而避免了这艘弹痕累累的英雄舰只遭受拆毁的厄运。以后他的诗歌直接成为时代的心声，具有尖锐准确、略带嘲讽、一针砭时弊的特点。其中著名的 《执事的杰作》，以简洁的叙事讲述了“奇特的单马拉四轮马车”的伦理故事：一切完美无缺的东西最后必然同时磨损而垮掉。那些能从字里行间琢磨含义的人会感到朗费罗在影射加尔文教派的衰落，然而人们仍然可以欣赏这位死心眼的执事给自己开的特大玩笑。
赫姆士在美国文学史上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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