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看来，上面回顾的各种信任——个人的、类别的、地位的、群体的、制
度的、商业的、系统的——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在运作。最重要的是在所有信任
的背后隐隐存在原始形式的信任——对人及其行动的信任。尽管是表面迹象，上
面所有信任的对象都可还原为人的行动。我们最终信任人的行动和它们衍生的结
果或产品。因此，在系统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既期望我们的国民的有益的行动，
也期望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有益的行动。在制度信任——可以
说对政府的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建构其宪法框架的人，相信实际执行政
府职能的人，相信监控和指导它们的表现的人（宪法法院的成员、法庭成员、议
会委员会成员、自由媒体成员、廉政官员、以及最终的选举委员会成员等）。在
商业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设计者、领导者、生产者还有那些监督生产的人
（通过质量控制、标准化、工业规范的方法）。在技术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
设计专家系统的人，相信操作它们的人，相信监督操作的人（例如，飞行员、空
中交通控制员和机械师）。在地位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有的或至少绝大多
数的扮演某一角色的人做出某些有益的行动。在类别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
有的或绝大多数的某个类别的人的代表做出某些行动。最后，在个人信任的情形
中，我们期待个别的参与者做出某些行动。
/* 25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次要客体（1 ）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信任的主要客体，即我们信任的赌注直接指向的
客体。但也存在我们叫做信任次要客体（secondary object）之类的客体，它们
只是在给予并证明对主要客体的信任的过程中衍生而成的信任客体。在决定我们
信任的赌注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依靠二手的线索。它们中的重要的一类是涉及我
们考虑给予基本信任的客体的可信性或值得信任性的专家证言、证据、可靠的信
息来源、权威等。
真诚地接受它们，依赖它们，我们必须相信它们。所以，那些关于其他客体
的值得信任性的信息来源本身也变成信任的客体。关于科学和历史，大多数我们
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都依靠相信各种权威，或依靠相信我们所见
所闻，而不是依靠个人的证明（Malcolm 1988： 286）。我们面对的问题经常是
选择正确的证据、消息来源或专家：“既然没有超级专家去求助，风险的计算必
须包括我们所咨询的专家或我们所依靠的权威的风险”（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7 ）。例如在科学领域，鉴定人、审查人、评论人的“同辈评论（peer
review）”是决定值得信任性的标准程序。但这要求评论者自己是可信任的。
“很多论文的可信度明显地依靠这些科学文献的同辈评估者的值得信任性；他们
必须既有能力，又对科学的繁荣负责（Barber 1990 ： 143）。
为我们的基本信任提供基础的这种次级信任，可能在我们信任的产生过程中
以各种姿态、多种水平出现，有可能存在典型的“信任金字塔（pyramids of trust
）”。让我们看两个例子：我相信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Van Cliburn）会献上一
场伟大的演奏会（所以我买了票），因为我知道他毕业于纽约的茱莉亚德学院
（Juiliard School ），该学院以高度精挑细选著称；他也曾在莫斯科著名的柴
可夫斯基钢琴演奏大赛上获得过大奖；我也曾在纽约时报——我信任的报纸——
上读过我信任的批评家给他很好的评价；他的录音带由我信任的公司——德意志
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 Gesellschaft）——录制；并且我的朋友告诉
我他很棒，不要说所有那些参加他的音乐会的不知名的人们，他们不可能全都犯
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我买了李。卡里尔（Le Carre）的新
出的间谍小说，因为在我最喜欢的杂志上我读过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我信任
出版商，并且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他的书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而且也是卖的
最好的一本，这说明其他读者也给予它信任，而他们不可能都犯错误。金字塔也
可能出现在对专家的选择上：我相信这个专家，因为他受雇于我信任的咨询公司，
在我信任的大学任教等。
信任的另一个间接暗示（cue ）是各种“责任机构（agencies of accountability） ”
的存在，它们考察并加强主要信任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它们通过对作为我们基本
信任对象的人、角色、机构或系统施加压力（促进、控制或认可）为值得信任的
产品提供保证。这种责任机构包括：法院、警察、管理员、标准化机构、认证中
心、考试机构、编辑委员会、各种奖金的评审委员会、消费者组织——用有责任
的间接暗示补充（或替代）主要信任客体的直接信任。但是要提高我对主要客体
的信任，多亏这种责任机构的存在，我必须首先相信它们将公正地、有效地进行
监控和强制。“强制机构失去效力，你将不相信人们会履行他们协议的条款，并
因此将不签署那种协议”（Dasgupta 1988 ： 50 ）。
这种机构中有一特殊的种类促使政府和整个政治体制成为有责任的。一些是
内部的：自治的媒体（“第四院（fourth state）”）、宪法法院、廉政官员、
议会监察委员会、反对党。一些是外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通过条约认可的国际法庭或机构的管辖权（海牙国际法庭、斯特拉斯堡法
庭、欧洲委员会）。为了给政治领域提供它们的信任，所有这些机构提供的责任
行为自身必须是可信的。
（三）信任客体的联合
以被赋予信任的多种多样的客体为基础的众多信任类型不是相互独立的。正
相反，在赋予一些客体的信任和赋予另一些客体的信任之间存在着某些系统联系。
让我们选择一些有趣的案例来给予简要的论述。首先看一看个人信任和地位信任
之间的联系。如果信任隶属于某个社会角色（地位），那么它延伸到每一个在职
者。但是给予在职者的个人信任对保护、增强或减少地位信任并不是无关的，甚
至有可能把对在职者的信任转换成对整个机构的信任。例如，当卡罗尔。沃依蒂
卡（Karol Wojtyla ）——克拉科夫的主教——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时，他获得了可以建立很高信任的地位（至少对巨大的天主教社
会来说是这样），并因此通过公职的上任提高了他的个人信任。但是由于他带给
这个公职的个人超凡魅力（charisma），在他任罗马教皇期间，他大大地增强了
人们对罗马教皇职位的信任，并使这个机构恢复活力。作为相反的例子，设想一
个被任命为当地教区牧师的人，他部分地继承了传统的职位信任，然而却由于不
道德行为以及侮辱教区居民损害了他的个人信任。结果给予这个职位自身——甚
至也许会大大地损害到对整个教堂的信任。
个人信任也可能提升原来很低的地位信任，并且甚至有可能扩散到整个机构。
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新的民主机构——宪法法院和廉政官员——获得了很高的
信任，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个著名且得到广泛信任的律师——安杰伊。佐尔（Andrzej
Zoll）和埃瓦。莱托夫斯卡（Ewa Letowska）——的领导之下，他们杰出的工作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 26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次要客体（2 ）
在波兰后共产主义政府中的劳动部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当时它由赢得高度信
任的民主抵抗运动英雄——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所领导。相反的
机制也同样运作得很好：对政治家的不信任（例如，因为他们有污点的共产主义
过去或当前的对权力的滥用）可能扩展到他们任职的机构，然后扩展到整个政府，
甚至最后扩展到政治体制。与此相似，如果法官不被信任（因为他们腐败的或有
偏见），这种不信任很容易扩散到法庭，甚至扩散到整个司法系统。
但是也有不发生信任和不信任的这种扩展和传递的例子。人们可能在个人的、
地位的和机构的信任之间从他们心里做严格的区分。例如：不信任可能被限制在
政治家的个人品质上，没有破坏对民主的信任。人们相信“所有的政治家都是骗
子”，但他们仍然去投票。为什么这样？这是因为他们信任民主制度——通过选
举——仍是摆脱较大的骗子提拔较小的骗子的最好系统。并且在任职期间，由于
反对派的存在，它被看作阻止坏的或不胜任的统治者造成太多破坏的最好方式
（Benn and Peters 1977： 307）。反之，信任民主制度和它的机构不一定会转
化成对政治家的信任。更确切地说，虽然总是看到政治家的手腕，对民主制度的
信任是相当一致的，这将在第七章进行详尽的讨论。
现在转向制度信任，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信任的各种领域可以相互提供信任。
一些信任影响“借来的信任（borrowed trust）”。例如，十分常见的是对经济
生存能力的信任可以转化为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这也许能够解释我们在20世纪90
年代末在波兰观察到的对政府的不断增长的信任率，因为那时经济正处在蓬勃发
展阶段。也可能有另一种信任的迁移。在中世纪的君主政体或今天的伊斯兰国家
的例子中，对宗教的信任把它自身贡献给对政治统治者的信任。或以共产主义国
家为例，援用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他们过去的理论基础，他们试图把人们对他们自
己的信任建立在人们对科学的信任的基础之上。同样，基督教科学派借助于人们
对科学的信任，希望把它扩展到宗教领域。
最后，考虑系统信任（对政权制度、社会的生存能力、生存安全），我们可
以看到它和其他几种类型的信任的联系特别紧密。它可以被看作制度的、技术的
和商业的信任相结合的产物：即相信制度、技术系统和产品（product ）是可以
依赖的、可靠的和运转平稳的。以这种方式对制度、技术系统和产品的信任建立
起对系统的信任。信任和不信任可能指向特殊的对象；我们将说它是“对象化的
信任（targeted trust）”。但它也可能形成指向多种客体的更概括化的倾向；
对这种情况，我们将使用“扩散的信任（diffused trust）”这个术语。从一个
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信任或不信任扩散的发生是十分常见的，因为信任同不信任
一样都是传染性的。在很多情况下，信任似乎是从上到下传播，而不信任是自下
向上传播。
举例来说，如果存在对社会秩序的系统信任，那么我们也将非常可能信任具
体的经济、政治、司法以及教育制度的安排。这将进一步向下扩展到机构中的具
体地位和角色：法官、律师、部长、经理、教授。并且最后它将反应在对国会议
员X 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Z 先生等的个人信任。赋予信任对象的程度越高，
信任就越广泛，并包含所有较低程度的信任。在不信任的情况下，有时是相反的
机制在起作用。当不信任出现时，它有一种向上扩展的倾向，从较具体的水平到
较概括的水平。来看一个例子：我们在我信任的人的行为中发现了贪污腐败、玩
忽职守、或裙带关系的迹象。我们失去了对X 先生或Z 先生的个人信任。但这很
容易向上扩展，产生地位不信任。我们开始以模式化的方式认为：所有的律师都
是骗子，所有的政治家都腐败，所有的医生都不胜任。这可能反过来导致对指向
社会生活的这整个部分的制度不信任：没有公平正义，医疗机构伤害生命，政治
腐腐败，学校制造低能者。最后，指向想像的腐朽的社会秩序的系统不信任出现
了：“这个腐烂的系统必然崩溃”，“民主制不起作用”，等等。我们可以看到
信任是一种“易碎的日用品（fragile modity ）”：如果这个“镶边工艺品
（mosaic）”的任何部分受到腐蚀，它将导致信任大面积的崩塌“（Dasgupta 1988
： 50 ）。
对特定的行动者，同时也对特定的对象，总是存在着更明确的或更扩散的信
任和不信任之间的某种权衡。例如，可能存在偏爱人际信任而反对任何形式的社
会（公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