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证明是合理的怀疑的情绪，以及与牢固地内化的“在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的”
规则的不协调2。遭受没有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人们常常表明强烈的自我控制，
发出没有犯罪的暗示，表现无辜的表情，努力否认预先假设的犯罪并证明自己是
值得信任的（例如，那些在机场通过海关的人们表现的身体语言和令人安心的微
笑，或那些在起飞之前通过磁性检查门的人的标准的玩笑）。
人们可能会论证说，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一个初次认识者信任，是没有任何理
由的，只是一种“信任跳跃”，可能是有用的。“不能展示信任限制了赢得信任
的机会”（Luhmann 1979： 40 ）。而且我们可能处在不可能得到值得信任或不
值得信任的充分证据的情景下。有些时候冒险的、盲目信任可能是有利的。在这
种情况下，“信任不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基础
上”（Gambetta 1988 ： 234）。它可能是有用的，因为它可能唤起责任、回报
的义务并提高参与者的可信性。动机的平衡性可能倾向于回报以值得信任的行为。
“有人对我们寄予信任的纯粹事实使我们感到相应的义务，并且使背叛信任更加
困难”（Dasgupta 1988 ： 53 ）。以这种方式，信任可能使被信任者成为值得
信任的。几个被接受的基督教的信条就是基于这种原则。“以它的基督教的虔诚
的形式……这种理想被定义为上帝面前人人皆兄弟；每一个人的信任和相互信任
只有通过毫无保留地信任全能的、所有的仁爱都是无私的上帝来超越”（Barber
1983： 16 ）。另外，“甘地（Gandhi）……在‘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
义’的精神中宣扬说，持续的信任最终将把一个人的反对者提升到这样一点，即
使他不立即回报，他也会回应以好的诺言”（Chong 1992： 699）。但是这样做
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一旦参与者被证明是麻木不仁，或太过于玩世不恭以致
于不会受到那种有益的影响，所有失调的结果将会出现。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
将表明相反的盲目地跳进不信任的情景的功能性。强迫性不信任似乎总是并且毫
无指望的是功能失调的。
/* 54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系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信任和不信任在其中发生的单个关系的功能性和功
能失调性。现在我们把讨论转向更复杂的“信任系统”（Coleman 1990： 175）
并探究这种关系的联合网络的功能和功能失调。随着这种网络变得更复杂，对信
任的需要和信任的重要性增长了：“没有信任，只有非常简单的可以当场办理的
人类合作形式才是可能的……为了增加一个社会系统使其行动超越这些基本形式
的潜力，信任是不可缺少的”（Luhmann 1979： 88 ）。
信任系统可以概略地分成四种类型（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将会出现各种混合
的类型）。如果在网络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信
任，合作将发展的更顺利，并且将获得一种自我增强能力。信任促进信任。当信
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它产生了
信任的文化。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情形是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时，它可能在当时产
生一种信任文化，但是它将是单方面的（只约束信任者，而不约束被信任者），
并且随着信任背叛的证据的积累，它将很快毁灭。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面对普遍的不可信性和不断
的信任背叛，那么不信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而且一种自我增强的，加深玩
世不恭和怀疑的恶性循环将开始启动。不信任产生不信任。“不信任有一种在互
动中认可并加强自己的内在倾向”（Luhmann 1979： 74 ）。这种进程的机制被
西塞拉。鲍克（Sissela Bok ）所揭示：“欺骗的事例能够并且将会增加，
带来不信任以及因此而来的更多的欺骗，在说谎者这一边失去个人的标准以及因
此有更多的欺骗，这被那些目睹欺骗及其能带来报偿的人模仿，再一次产生更多
的欺骗”（Bok 1979： 110）。
最后，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强迫的不信任，作为怀疑的片面的规则，它
可能暂时获得规范的认可。它同样可能启动一个恶性循环：“不信任一旦开始，
了解它是否事实上曾经被证明是合理的将很快变的不可能，因为它有一种自我实
现的能力，产生与它自己现实的一致性”（Gambetta 1988b： 234）。总之，不
信任显示了特别强的顺应力：“信任转变成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变成信任更容易”
（Luhmann 1979： 89 ）。“如果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背叛信任，我们对他的信任
也将终结。然而如果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在某个场合表现的很好，我们将不会有
同样的可能做出相反的推断”（Good 1988 ： 43 ）。但是，面对持久的、反复
值得信任的行为表现，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将可能被反转，没有被证明是合理的不
信任可能被终结，为信任文化的重建让路。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根植于文化和规范系统之中，它们就获得了它们自身的功
能和功能失调。信任文化常常激励合作与参与。“文化可能是确定组织的数量和
特点的限制因素”（Banfield 1967 ： 9）。但是只有规则是两面的：它们限定
并且因此释放信任，而且同时强烈地谴责并且因此阻止信任的背叛，它们才是起
作用的。起作用的信任文化必须包括以积极的认可调动可信性的强有力的规范和
以消极的制裁阻止信任的背叛的强有力的禁忌。当信任文化是单方面的时候，完
全聚焦于规定信任，而忽视或宽恕信任的背叛，它事实上是天真的信任文化，具
有高度的功能失调的后果。当天真的信任文化在反复的信任的背叛条件下受到惯
性的保护，并且使不可信性盛行的时候，它就是功能失调的。能够节省花费，挽
救损失的防犯性的警觉被放弃了。当它要求盲目的信任，禁止批评和怀疑，不许
任何对被信任者的监督或检查时，这种信任文化甚至是更加功能失调的。我们在
前面提到的独裁的统治者的情形中发现了这种信任文化，它也在由欧文。贾尼斯
（Irving Janis）所描述的被称作“群体思考综合症（group think syndrome）”
——当极端的群体内聚性导致完全的服从而禁止任何不同意见时——中被发现
（Janis 1982）。
不信任文化是典型的功能失调的；它阻止合作并破坏参与。“信任被破坏达
到一定程度，所有的合作性事业必定倾向于失败，因为一个人能做什么或有理由
做什么依赖于他人已经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Wornock 1971：
ch。 6 ， quoted in Bok 1979 ： 307）。不信任文化限制了潜在的互动伙伴的
范围，并且阻碍互动的启动。通过这种方式，它意味着将会失去一长串可能有利
的行动机会（Hardin 1993 ： 519）。它的后果之一在关于意大利南方人的一项
经典研究中被描述为“超道德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 ）：“没有能力
在直系亲属之外进行共同的活动”（Banfield 1967 ： 10 ）。关于外部的社会
世界，不信任文化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妄想狂的玩世不恭的氛围。社会生活在很
大范围内遍及阻碍人们行动的复杂焦虑、慢性的弥散的恐惧、怀疑、阴谋诡计、
忧虑和不祥的预感（Banfield 1967 ： 106）。
当不信任文化失去了任何现实的基础，并且在可信性提高和逐渐产生的达到
信任（确证、归还或回报）的愿望——只要有这种倾向——的条件下，仅仅由于
惯性才得以维持时，它才变的特别功能失调。这正是班菲尔德在意大利人的环境
中所观察到的：“现在的民族精神将倾向于使它自己延续很长时间，即使产生它
的很多环境不再以旧的方式起作用。长久确立的思考和评价的方式有它自己的生
命，独立于产生它们的特殊的条件”（Banfield 1967 ： 160）。用更一般的术
语来说，当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时，在信任的动力学中，相同的时间滞
后和不同步性已由艾森斯塔特和龙尼格注意到：“在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某些至关
重要的方面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它尤其体现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可
能不同于信任和意义的建构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Eisenstadt 1984 ： 28
）。
虽然我们把不信任文化看作基本上是功能失调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有些环
境中，它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让我只给出这种例外情形的两个例证。第一，
在宏观的历史水平上，我们必须注意先于所有重大革命的普遍的不信任的重要性。
但是这是有限的不信任；它涉及政治权威，或阶级敌人，但它常常与各阶层的革
命者之间强烈的信任文化一块出现3。在这种意义上，有限的不信任文化是带来
社会变迁的原因。来自微观社会学的第二个例证前面已经在稍微不同的情形中讨
论过。它是在一些职业群体中出现的不信任文化，对于它的职责的正当行使是必
不可少的。海关官员、边界卫士、机场管理员、公共检察官、警官、间谍必须培
养对于他们的角色来说所必需的倾向性的怀疑意识。但是这同样是有限的不信任
指向潜在的嫌疑犯，这常常伴随着一种信任的文化，或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的团体
精神。
/* 55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的道德品质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尝试回答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信任或不信任是起作
用的或功能失调的。但是这与说信任是好的或坏的是一样的吗？判断信任和信任
文化的功能性或功能失调性，我们把社会的客观特质作为参考的要点。一个是能
动性水平，另一个是互动的强烈性和广泛性，第三个是它们的创新性、开放性和
自发性，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合作性和牢固的联结。但是这种特质存在对社会总是
好的吗？看一些相反的例子：在黑手党中有高度的能动性，很多的合作与参与，
也有热情的互动。也有很多信任或信任文化遍及在黑社会成员之中（Gambetta 1993
）。或看另一个例子：合作和信任的牢固联结当然伴随着一些种族或民族共同体的极
端沙文主义以及一些宗教团体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我们能喜欢这种信任吗？如
果不喜欢，我们如何把它从好的信任中区分出来？这个问题使我们放弃功能性的
客观标准而转向另一层次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必须采用非客观的，道德的超越性
判断。我们必须问：信任什么？以及信任谁？在此，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进来了。
信任本质上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视情况而定。“既有道德的信任关系，
也有不道德的信任关系”（Baier 1986： 232）。要确定哪一种是道德的，哪一
种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参考信任关系的网络，或渗透着信任的共同体，或信任
文化出现的广阔背景。信任不再是对于参与者，或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功能性
问题，而是对于广阔的社会系统——整个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在这种超越的水平
上，这变成了评估功能性的广阔参照框架。但是我们把广阔的社会的什么特质看
成对评估功能性是至关重要的呢？在此不能逃避价值论的或道德的选择。没有价
值是自我证明的，或可被经验证明的。但是让我们武断地选择一个非常一般性的
选项：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和平、和谐和统一的，而不是战斗的、受冲突困扰
的和分裂的。在没有陷入选择有效性的可能的争论的情况下，我建议用它作为评
价信任的更为广泛的功能性的参照框架，它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对于社会的这种有
价值的状态。
似乎有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是当信任的内部功能性（对参与者和他们的
最紧密的群体）和外部功能性（对广阔的社会，尤其是对它的和平、和谐和团结
的状态的维持）相一致时。这可以被称作集中于它所包含的对象的世界主义的普
遍信任。普遍信任就是对他人不是充满敌意的，而是向他人敞开的，拥抱他们，
把他们组合进信任的网络。在合作性机构、委员会、工作组、任务小分队、大学，
以及类似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信任的联结，在这里内部的信任帮助集体的活动，对
广阔的社会有用：提供物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