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的反应。一些移民社区的命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由托玛
斯和兹纳涅茨基所开展的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研究中的大部分描述了个人的和群
体的病理学——同一性的丧失、共同体的瓦解、越轨和行为不良——部分地归因
于完全不熟悉的新城市和产业环境，以及外国技术文明的冲击，除此之外也包括
农民被从波兰南部山村移植于其上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冲击（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
第五种条件是其他人或机构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和它的反面——任
意（arbitrariness ）与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前面已经作为衍生的可信性的重要暗示被广泛地讨论过。作为回应，在我们这
一段的讨论中，以稍微不同的面目出现。如果有大量的、容易获得的和真正起作
用的一套机构，设置标准并提供对产品的检查和控制，欺骗的危险就被减小了，
并且程序的规则性被维护了。当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确认，或其他人对他们的义
务没有被考虑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求助于这样的机构，那么他们获得了一种保
险或备用的选择并因此感到更安全。每个人都相信标准可以看得到，偏离将被阻
止，并且即使欺骗发生了，它将通过求助于诉讼、仲裁、要求赔偿或相似的行动
而被纠正。这将激励对他人的更多的信任倾向。另一方面，缺乏这种责任性机构
或它们没有效率则会向行动的任意性敞开大门。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其他人是否
将选择去伤害他们的利益，以及如果这种伤害发生了，他们是否将会有任何上一
级的机构可以依靠。如果每个人的权利保证只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因为可以
依靠的仲裁者不存在或不容易得到或有偏袒和不公正的恶名，人们将感到无助。
怀疑和不信任将变成自然的反应。
/* 60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1 ）
上面提到的五种宏观的社会条件——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
性和责任性——为做出信任的赌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因为它们提高了赢得赌注
的可能性。但是赌博最终是由人来做出的，所以他们的决定和选择是决定性的。
并且这种决定和选择的关键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个人特性。根据社会生成理论的观
点，在产生具体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力与结构的机会相结合了。有
两种个性特征对信任的实践似乎更有价值。第一种是与可信性相联系的某一种确
定的人格征候群。它包括前面讨论过的最直接相关的信任冲动，也许要加上间接
地与信任倾向相连接的人格特质，诸如积极主义而不是消极主义、乐观主义而不
是悲观主义、未来主义取向而不是现世主义或传统主义取向1 、志向远大而不
是胸无大志、成就取向而不是适应取向、创新驱动而不是符合倾向。相反的综合
症似乎促成不信任文化的形成。连同怀疑和不信任，它包括消极主义、现世主义、
胸无大志、适应取向、符合主义。它也拥有自我增强能力（selfenhancing capacity）。
对于某特定社会（或社区或群体）来说，这样的人格综合症——它们促成信
任文化的形成——不可能是孤立的或特殊的，而是分布广泛的、共有的、典型的。
它们一旦传播，一种自我增强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这种综合症通过模仿和相互
确认而增强。通过在人口中传播，这种复杂的人格综合症变成一种宏观社会秩序
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情绪。这种情绪的根源是如此的复杂和鲜为人知，以
至于不能在这里对它做出简要的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在此我们必须停止我们
的追溯性的解释，并把这种现象看成理所当然的。
社会在这个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并且同一个社会在历史的不同时刻可能经
验不同的社会情绪，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2。这种不同的社会情绪促进或阻碍了
信任文化的形成似乎也是无可争辩的。
（三）个人的和集体的资本
使人们更可能并愿意使用有利于信任的结构环境提供的机会的其他的个人因
素大多不涉及人们是什么（他们的人格特质），而是涉及他们有什么（他们的个
人资本）。在可支配的各种资产（assets）或资源（resources ）——钱和好看
的外表、权力和健康、声望和朋友，这里仅仅只提及最先出现在头脑中的一些东
西——的储备上，人们有显著的不同。一些作者观察到，对这种资源的支配提高
了趋向信任的可能性。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有几个相关性（correlation ）支持了
这种观点。在最一般的水平上，“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说法被43。6％ 的
精英分子所接受，接受这种信念的失业者只有30。0％。接受这种信念者在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中占38％ ，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只占33％。对于各种具体的对象的信任
水平也被证实随着个人资本的水平正向地变化。因而，举例来说，对政府、法庭、
天主教堂、教师、经理和领班的信任，在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和职业精
英中比在失业者和低水平、低收入工人中明显更高。
卢曼认为自信（selfconfidence）在这两者之间起着因果联结的作用，它
由于丰富的资源而增强并反过来使一个人更倾向于卷入信任他人的冒险（Luhmann
1979： 78 ）。吉登斯把自我概念（selfconcept ）看作联系资源和信任两者
之间的中介，他论证说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被提升了，他因
此有了更开放的、乐观的、富有同情心的、放松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又可转换成
对他人更多的信任（Giddens 1991： 79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发现了第三
种与吉登斯所提出的非常相似的因果机制。当我问及被他人信任的感觉时，我发
现在对自己的令人信任的地位的高度评估与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声望很高的工
作这样的变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只有19％ 的穷人相信其他人非常信任他
们，但富人中持同样看法的人有45。1％ ；未受过教育和受过教育的人中持同样看
法的人的比例分别是20。7％ 和35。4％ ；失业者和职业精英中持同样看法的人的比
例分别是17。5％ 和36。6％ ）。与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现在假定信任是反身性的，
即被信任激励对他人的信任，我们将预期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是更倾向与信任
的。
我也将提出对个人拥有资源的相同效应做出贡献的第四种因果机制。我们拥
有的资产可以作为我们信任的一种保证，因为它们降低了当信任被背叛的时候我
们相对的（主观的）易受伤害性。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我们有备用的储备，潜
在的损失对我们来说是较小的，因此我们相对的（主观的）风险被降低了。这使
我们倾向于进行更大胆的信任的赌博3。例如，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做一两百
万的风险投资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可能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超市
比街角杂货店更容易冒被偷的风险向消费者开架展示商品。在资源贫乏的情形下，
相反的逻辑就会起作用。缺乏备用资源的人倾向于不信任（怀疑、易受阴谋理论
的影响、对扩展信任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可能的信任背叛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
着灾难。当然贫穷的程度不同，个体的“灾难阈限”（disaster thresholds ）
是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讲，人们可支配的资源越少，他们拒绝给予信任的可能性
越高。卢曼给出了两个相关的例子：“勉强维持生存的农夫非常不愿意冒险，因
为他们时刻受到饥饿、失去他们的果实、不能够继续生产的威胁”，与此相似，
“当风险一定时，面对流动资金问题的企业家比没有受这种问题折磨的企业家更
不愿意冒险”（Luhmann 1994： 2…3）。
/* 61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2 ）
也存在第五种机制，同样是我自己的研究发现的。当责任性的环境（context
of accountability ）在前面被作为解释信任的倾向和降低信任的风险的重要因
素来讨论的时候，我曾暗示接近这种责任性机构——这些机构确保人们抵御潜在
的信任背叛（法院、廉政官员、仲裁机构、保险公司、消费者保护协会等）——
的途径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容易的途径，并且更经常地利用
这种机构。而在此过程中个人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进入了。在我的研究
中，精英、受教育者和富人更经常需要各种那样的备用机构——在个人遇到某些
损失或灾难的情况下，他们将会求助于这些机构（例如，76。1％ 的富人将倾向于
求助于诉讼，而只有53。2％ 的穷人会考虑这种选择；在精英和失业者中，这样的
比例分别是76。2％ 和61。2％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中，这样的
比例分别是72。3％ 和58。2％ ）。这也适用于由于信任背叛招致的损失，并间接表
明责任性环境的存在将在由于较多的个人资本能看到实际利用它的机会的那些人
中唤起更强的信任倾向。
对于信任文化的形成来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特有的丰富资源，而是被一
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分享的代表社会本质的资源丰富的水平。换句话说，它指的不
是这个或那个成员的个人资本，而是集体资本4 ：特别是由社会成员拥有的个
体资源的自然发生的集合。
有一大批资源可以被包括在这个类别中。但是对信任文化的形成来说，只有
某些资源似乎是特别相关的。让我们尝试性地列出为人们的信任的赌博提供最强
的备用保险的那些资源。我们已经谈到财富（wealth）。“那些处在较低的社会
经济层级的人比其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可能感到人们将不会试图做一个对他人有
帮助的人……他们的阶级地位可能已经创造了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不信任和
悲观主义是现实的”（Mansbridge 1983 ： 111）。而相反的结果属于高社会经
济地位的人。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一份好的有保障的工作。因为工作在人的生活中占
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一份稳定可靠的职业地位作为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
基础出发一个人可以表现出对世界的更多的信任倾向。研究始终如一地表明在失
业者中有较高水平的不信任。在东德，失业者引人注目地蔓延——在某些地区甚
至超过了20％ ——对该地区的不信任文化的形成至少要负部分的责任，似乎一种
是可以接受的假设。但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就业这个纯粹的事实，而且包括就业的
稳定性。可以尝试性地猜想：在日本高度发展的信任文化和终身确保雇用的通常
惯例有一定的关系。
与职业相关的一个因素是个体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他们的地位丛（position
set ）的丰富性。一个人扮演的角色越多，他对每一个具体的角色依赖越少。
罗斯。劳伯—科塞（Rose Laub Coser ）证明这种情形提高了个体的自治性
（autonomy），因为他较少受从每一单个的地位发出的角色要求所束缚（Laub
Coser 1975）。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一个角色不再有吸引力，存在一个角色取代另
一角色的可能性。这种原因中的一个可能是被信任被背叛。例如，如果我在两所
大学讲课，其中一个没有如我最初期望的按时支付报酬或拒绝给予差旅费，对我
来说辞职并克服那种信任的背叛是很容易的，因为我有另一个工作可以选择。
再一个重要的资源是权力（power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权力是最
具有可兑换性的资本之一，并且因此可能在各种领域保护我们对信任的赌博。第
二，因为它有时可直接被用来迫使他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强制义务的履行。
在委托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于他人的情形中，它尤其是这样。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
有某种权力——如果需要，这些权力可以被用来收回债务，他将更愿意给予信任。
例如，我更愿意把珍贵的书借给我的学生而不是我的邻居，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
我手中有某种强制或威压的方法，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缺少这种方法。
教育非常类似于权力。这个因素在形成和配置信任的过程中扮演着多种角色。
它在对可信性做有辩识力的充分的评估时至关重要。所以它使一个人更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