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非常类似于权力。这个因素在形成和配置信任的过程中扮演着多种角色。
它在对可信性做有辩识力的充分的评估时至关重要。所以它使一个人更加自信不
会掉入天真的、盲目的信任或强迫性的不信任的陷阱。有了这种保险，给予信任
变得容易了。而且，像权力一样，教育是一种高度可兑换的资源。它可以保证较
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可以是通向权力的一个跳板，它打开了各种职业选择的大
门，并且如果给予的信任在某些场合没有被实现，在变换职业选择时它允许更多
的机动性。
另一个重要的资源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或“关系5 ”。我的研
究表明那些与他人紧密联系的人形成个人的资本。当问及“可以帮助解决自己在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熟人”时，35。4％ 的富人，只有11。7％ 的穷人声称他们有这
样的人。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个比例是28。2％ ，而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是
5。4％；对于职业精英是36。6％ ，对于失业者或从事不体面工作的人是16。5％。经得
起检验的商业伙伴、职业上的同事、在同一个领域工作的“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的学者、可靠的朋友圈、“老男孩”（old boys）等网络以两种方
式帮助发展可信性。第一，在这种网络中的互动常常渗透着信任，而且这种信任
常常得到实现、归还或被回报以信任。因此，它们为普遍信任倾向提供了良好的、
茂盛生长的场地：一所好的“信任学校（school of trust ）”。但是它们也以
不同的方式影响可信性，即在发生各种生活的不幸事件——其中有些可能来自对
我们的信任的背叛——的时候，这种网络可以激励确定、安全、团结和潜在的支
持感。所以它们的存在使给予外在于他们自己的网络的参与者或社会客体信任更
加容易。例如，如果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与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商业共同体有牢固的
联系，我更倾向于进入外国的、未知的而且有风险的市场。在问及他们商业成功
的秘诀时，我很吃惊地发现：在后共产主义波兰的最主要的工业家意见一致地把
个人的网络放在他们所列举的项目的顶端。我的研究显示，在职业精英和富人中，
这个因素在“导致生活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处在较高的位置（有大约50％ 的
人选择此项）。仅次于教育（大约70％ 的人选择此项）和勤奋（大约60％ 的人选
择此项）。这种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的增殖作用（proliferation ）增
加了信任文化出现的机会。
/* 62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3 ）
与信任相关的另一种社会资源是稳固的家庭。当然家庭生活以很多方式与信
任相联系。其中之一在前文已经讨论过，在那里家庭被认为对信任冲动或基本信
任的形成很重要。显然家庭为特别亲近和强烈的信任的日常检验提供了背景。但
是在这里我们考虑到的是一个牢固的、延续的家庭作为对家庭之外的生活的各种
外部领域的“信任的跳跃”的出发点。家庭的支持允许年轻人通过选择长期教育
的某一确定的课程对与他们未来职业的有很大风险并容易被背叛的信任进行赌博。
与此相似，家庭资源在做出结婚的决定和建立新家庭的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
的。从扩展的家庭汇聚资源并选择一个成员为代表创立一个商业或工业企业——
有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这是典型的做法——的传统最近在波兰重新出现了。在波兰，
很多资本主义投机（capitalist ventures ）只是通过利用广大的扩展家庭的积
蓄才成为可能。在遭遇逆境的时候——其中一些可能是由于信任被背叛，健康的
家庭总是提供最终的支持。猜想为什么来自破裂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儿童，或那些
完全切断与他们家庭的联系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缺乏
那种常常由家庭提供的最终支持或备用保险似乎是合理的。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家庭和亲密的朋友关系似乎是为那些缺乏较高社会经济
地位的人提供了重要的替代性资本来源。在失业者中，家庭和朋友被42。7％ 和35％
的人分别选择作为在失败或其它不幸事件发生时潜在的支持来源。而在职业精英
当中，家庭和朋友只被28。7％ 和27。7％ 的人选择。相似地，在穷人中选择的比例
分别是37。7％ 和31。2％ ，而在富人中相应的比例是28。0％ 和28。0％。在一个更直接
的调查中，“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只能够信任家庭”的观点被23。4％ 的穷人支
持，富人支持者只有4。6％；相应的比例在失业者中是27。2％ ，在精英中只有13。9％
；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有22。1％ ，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16。4％ ；当特别
苛求的和有风险的信任形式，也就是考虑委托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时，更强烈的不
同出现了。“一个人的重要秘密只能告诉给最亲密的家庭成员”的观点被23。3％
的失业者支持，职业精英中支持的人只有7。9％；而“照看孩子只能够委托给最亲
密的家庭成员”的说法被30％ 的失业者完全接受，精英中接受者只有16。8％。
相似的原因使宗教信仰成为增强信任的倾向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我的研究显
示：38％ 的天主教徒支持“所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观点，在无神论者中支持
这个说法的人只有27。6％。在宗教信徒中，支持和安全的感觉可能具有形而上的源
泉，他们相信上帝会给他的信徒以特殊的关爱。但是除此之外，信仰宗教的人可
能因为俗世的、社会学的原因而感到更安全和信任。他们与那些与网络和家庭相
联系的人相似。事实上家庭的隐喻常常应用在宗教领域：“神圣的父亲”、“真
正的兄弟姐妹”、“上帝的子民”本能地抓住了这种相似性。也就是说，加入紧
密联系的宗教共同体——教会、教派等，就像在牢固的网络和坚固的家庭中的一
员——给人们坚实的、团结的、互相支持的感觉。他们并不是被孤零零地被放在
一边，当需要时，他们感到他们可以依靠教会的其他成员或牧师，或教会组织。
除此之外，宗教共同体为充满着信任的强烈而亲密的互动提供类似家庭的环境。
它们以这种方式变成了培训基地：另一所“信任学校”。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绘制出了描述信任文化出现的假设模型。“信任的社会生
成”从信任文化的某种固有的水平——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开始。然后，现
实的结构环境——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性、责任性，或缺乏这
些东西——提高或降低了伴随信任的酬赏、积极的经验，及信任赌博被实现或背
叛的可能性。那些敞开的或关闭的对于更容易进行信任冒险的结构性机会被抓住
还是被忽略，还要依赖于行动者的能力。作为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典型的信任或怀
疑人格特征的聚合性结果出现的社会情绪可能激励或阻碍信任文化的形成。与此
相似，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聚合而出现的集体资本，如果足够富有，
它将提供安全性和备用选择；如果非常匮乏，它将产生不安全感和无助感。因此
它刺激或妨碍信任文化的出现。这种因果序列呈现在图4 中。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出现了，它就变成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下一个循环
的背景条件。于是，这个模型把四组变量组合在它的序列的前后相继的链接中：
背景变量（已经存在的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独立变量（伴随信任的积极或消
极的经验的结构性机会）、中介变量（激励信任或怀疑的社会情绪和集体资本）。
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被做出、积累并获得规范
的认可变成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规则。这些决定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可信性的评估
——考虑本书在前文分析过的多方面的暗示。所以模型提供的正式框架的实质内
容，真正鲜活的东西是不间断地在每一个个体的情形中给予“反应的可信性”—
—这时给予或收回信任被看成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信任或不信任文化是经过
无数的这样的决定的累积而自然出现的产物。但是它一旦出现就获得了独立的力
量，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方向上推动这些决定，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补充和改变信任
的计算。
/* 63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调整制度
每一个解释模型都有一些实践性的建议。它指明什么是政策应该树为目标的
至关重要的领域。让我们看一看在这里提出的模型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产生和维
持信任文化的可能的实践方法。
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这个模型只表现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连续链条中的
一个环节。它在某种给定的、被接受的条件下产生作用并且产生变成下一个环节
的初始条件的结果。为了我们讨论的目的，让我们以信任严重崩溃的情景作为我
们的起始点。普遍的不信任综合症是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所固有的。例如，这是
紧接在1989年事件之后东欧社会——带着它们的从共产主义时期继承的不信任的
强大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形。这个例子将在第八章进行详细地研究，所以我
们现在把这作为我们考虑的起始点，那么分析马上就是适用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信任文化，政策的焦点显然应该放在被认为对
产生信任最有因果效应的变量上。我们列在结构的助长性标题下的那五类条件潜
在地对实际的干预是敏感的，并且对制度建设的努力是敏感的。通过“习得的压
力”（Offe and Preuss 1991： 145），新制定的制度能够改造社会成员的生活
方式以达到更大的信任和可信性，使他们更倾向于给予和实现信任。一旦结构的
环境被重建而且有利于信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被建立起来，它将作为通向信任的
持续重建的第一推动力而起作用。良性的自我实现机制将启动，因为信任一旦被
植入就会培养更多的信任。让我们以对信任的建立施加影响的实用方法的眼光再
一次回顾我们模型的五个独立变量。更具体的建议是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变相
关的例证，但如果进行适当的改造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领域。
为增强规范的一致性，政治影响的核心工具是立法。为使法律系统一致而不
是相互冲突、简单而不是负担过重、透明而不是秘密、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必
须付出连续一贯的努力。法律必须变成整个社会组织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牢固基
础。一旦法律接近这种理想，它就会向其他非法律形式的规范规则——道德的和
风俗的——施加影响。它为其它规则系统提供了一种可采用的模式。
为增强对社会秩序稳定性的感觉，政策的一致性和不可更改性必须被确保。
不会遭受临时的、机会主义的改变或调整的宪法和不可变的法律的牢固框架为此
提供了主要的保证。在后共产主义情形下，它意味着保证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和
市场导向的改革。它们必须根据清晰的模式、蓝图或逻辑而被遵循。它们必须通
过创造既成事实和事前承诺的方法证明权威人士坚定的、改革取向的意志。减缓
民主进程的迟疑、临时的逆转必须避免。人们必须感到权威人士知道他们正在做
什么以及他们正在往何处走，即他们有清晰的计划并能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执行它。尝试性的、试错性的、另一个想当然的“政治实验”的气氛一定要被消
除，即使它能够为政治家提供开脱他们失败的轻松的借口。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提出了一个杰出的观点：“正是‘改革实验’的观念容易导致不一致，
因为行动者的正在参与一个实验的认识诱使他们采用短期可达的目标，这使实验
更不可能获得成功”（Elster 1989 ： 176）。
为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必须使政府的行动尽可能地开放和透明。为达到
这样的目的，一个有效率的媒体政策必须被设计出来并贯彻实施。必须发展多元
化的、独立的媒体和搜集统计数据的自治性机构、人口普查办公室和改革监控中
心。必须通过揭露政治家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使政治家更为人们所熟悉。公众情
绪的连续的调查、监督和报告必须变成制度。调查结果反馈给公众并消除对其他
人的意见的不知情状态和对信任非常有害的“众人致误现象”模式。
为了给人们对于周围的生活世界熟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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