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0个师，以增援西方战场的军队。然而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么做。他们为了守住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杰姻利亚尼察车站，还在继续疯狂地同俄国人作战，其实这个车站对他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地处德国中部的重要城市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卡赛尔，您应该承认，德国人的这种举动是十分古怪的，不可理解的。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都是非常诚实、谦虚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们不打算侮辱任何人。这些人都经过我们多次实际考察……
施蒂尔里茨收到了施伦堡要他返回德国的命令：急需他亲自向元首报告他在阻止叛徒施拉格在伯尔尼进行的背叛性谈判方面所做的工作。
施蒂尔里茨无法动身去柏林，因为他每天都在等待总部派来的联络员。没有可靠的联络手段，就不能继续开展工作。联络员的到来还意味着凯特一切顺利，说明他的情报已送到国防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他经常购买苏联的报纸，并且常常感到不胜惊讶：祖国的同胞们都以为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竟没有预料任何意外的可能性。
尤其是现在，他洞察了同西方谈判的秘密，从内部了解到德国军队和工业潜在的实力，他比谁都害怕悲剧式的意外结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头的忧虑也在加重。
他知道，返回柏林就意味着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单枪匹马地返回那里去送死是毫无价值的。施蒂尔里茨已经学会以旁观者的身份考虑自己的生命，恰如考虑某个与他毫不相干的范畴似的。有了可靠的联络手段，可以随时同莫斯科取得联系，那时返回德国才有意义。否则，他便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他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
第八节 1945年3月17日22时57分
他们按照约定时间在一家夜酒巴会面。一个轻佻的女郎缠住施蒂尔里茨不放。这女郎生得胖乎乎的，漂亮的姿色带着放荡的痕迹。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一直在对他窃窃私语：“人们谈起我们这些数学家，都说我们是冷酷无情的人！这是谎言！我在爱情方面是爱因斯坦！我想和您在一起，两鬓斑白的美男子！”
施蒂尔里茨怎么也摆脱不掉她；此时，他已经根据烟斗、公文包和钱夹认出了联络员，他应该走上前去接通关系，但他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女数学家。
“你到街上等我吧，”施蒂尔里茨说：“我马上就出去。”
联络员转告他说，总部不能坚持要求尤斯塔斯返回德国，因为总部深知在业已形成的局势下返回德国凶多吉少，再说这样做可能会使他面临某种威胁。然而，如果尤斯塔斯感觉自己还有力量，那么总部当然对他返回德国表示关注。因此，总部决定，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由尤斯塔斯同志酌情处理，同时通知他，鉴于他在破获“纵横字谜”行动方面创建的功勋，总部指挥机关已向国防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关于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的报告。如果尤斯塔斯同志认为有可能返回德国，那么总部将为他安排联络人——两名已在波茨坦和维丁定居的无线电报务员调来供他使用。这是两个大有希望的据点，他们于两年前暂时停止了工作。
施蒂尔里茨向联络员问道：“您的时间怎么样？如果有十分钟，我就可以写一封短信。”
“十分钟时间我是有的，我赶得上去巴黎的火车。只是……”
“我用法语写，”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用左手写，并且不写地址。总部知道我家的地址，那里会有人转告您的。”
“同您谈话令人害怕，”联络员说，“您是个明察秋毫的人。”
“我算什么明察秋毫的人……”
联络员给自己要了一大杯橙汁，然后抽起烟来。施蒂尔里茨发觉他不会抽烟，大概不久前刚开始抽烟，对雪茄烟还不大习惯。只见他不停地用手指挤一挤烟丝，仿佛他抽的是一支自卷的马合烟似的。
“如果告诉他，他会生气吗？”施蒂尔里茨心想，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三页纸。“让他生气好了，应该告诉他。”
“朋友，”他对联络员说，“抽雪茄的时候，您要记住，它不同于一般的香烟。”
“谢谢，”联络员回答说，“但是在我生活的地方。现在人们都这样抽雪茄烟。”
“这没关系，”施蒂尔里茨说，“您这回算是驳倒我了。好样的。别生气。”
“我不生气。相反地，我十分珍视您对我的关怀……”
“关怀？！”施蒂尔里茨反问一句，他不禁吃了一惊，因为他没有马上回想起这个俄语词汇的意思。
“我亲爱的，”他开始写信，“我原以为近日内我们便可见面，但是现在看来，我们要稍晚一些才能相会……”
他请求联络员稍等一会儿，他决定马上给妻子写一封短信。此刻，一幕幕幻景从他眼前掠过：在海参葳的“凡尔赛”饭店他同她初次见面；在海湾的岸边散步；在那个闷热的八月的一天，他们第一次外出郊游，那天一大早就好象要下雨，天空变得阴沉沉的，悬挂着淡紫色的云彩，天边显得微微发红，远方的天际和大海连接在一起，白茫茫一片，仿佛处在白炽状态。
他们在渔民们身旁停了下来。渔民们的帆船按照日本渔船的样式漆成蓝红黄三种颜色，只是船头上的装饰图案不是飞龙，而是一些淡褐色头发的蓝眼睛美女。
渔民们刚刚从海上归来，等待着赶集回来的马车。他们打捞了不少又肥又大的阔嘴巴的金枪鱼。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在煮鱼汤。篝火显得黄橙橙的，大概由于天气太热的缘故，草地、大海、天空、甚至篝火都改变了颜色。若在别的季节篝火应该是殷红中带点淡蓝色，并且明显看得见跳动的火苗。
“鱼汤好喝吗？”当时他问道。
“鱼汤很肥，”渔业组长回答说，“喝了可以使人长高、变嫩。”
“这是怎么回事？”萨申卡吃惊地问道，“能使人变嫩？”
“您喝了它可以变年轻，”老头儿回答说，“变健壮……既然年轻了，也就变嫩了。别嫌不好吃，请尝尝吧。”
老头儿从人造革靴筒里抽出一只小木勺，把它递给萨申卡。
此时伊萨耶夫的心缩紧了，他担心这位总参谋部上校的美貌女儿、女诗人会拒绝“品尝”鱼汤，或者嫌恶地打量一番没有冲洗的木勺，然而萨申卡说了一声谢谢，喝了一口，眯缝起眼晴说：“天哪，味道鲜美极了，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接着她向渔业组长老头儿问道：“能让我再喝点吗？”
“喝吧。小姐，喝吧，”老头儿回答说，“这鱼汤我们喝惯了，大海在娇惯我们。”
“您说得真好，”萨申卡吹着烫嘴的鱼汤说，“说得好极了，老爷爷。”
“您过奖了，小姐，”老头儿笑起来，露出一排大黄牙，“我说的是实话，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所以您的话很有意味，”萨申卡一本正经地说。
“不陈旧。”
老头儿又笑起来。
“说话还有陈旧的？戈比才会陈旧呢，从这个人手里塞到另一个人手里，越用越旧，而说出的话就像空气，没有重量，随意飞来飞去……”
……那天晚上，他和萨申卡一起去看一个画展的开幕式：展出了一批十七世纪的绘画作品。这些杰作是工厂主布林涅尔和帕甫洛夫斯基从伊尔库茨克和赤塔的陈列馆里买来的。
总理的弟弟——外交部长尼古拉·狄奥尼西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此人是当时的远东反动政府的头目］前来出席开幕式。他全神贯注地欣赏着一幅写生画，不时地啧啧称赞，然后说道：“我们的蹩脚文人们胡诌说，我们是野人，没有文化！你们来欣赏一下吧，这些画是二百年前画的！画得形象极了，每一个细节都画得十分逼真，如果画的是田野，就令人觉得飘溢着麦香，而不是那种抽象的方块勾。”
“是方块J，”萨申卡不由自主地纠正他说。她的声音很低，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但是伊萨耶夫听了她的话，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指。
部长走后，大家吵吵嚷嚷地来到隔壁的大厅里，这里已经为记者们摆好饭菜。
“据说我们的领导人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记者大发议论，“梅尔库洛夫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有教养，有学问，是个知识分子！”
施蒂尔里茨想写信告诉她，他至今记得他们在原始森林里的一个小茅屋里度过的那个夜晚，那时她坐在云母小窗旁边，一轮明月挂在当空；小窗上的冰花在月光下显得毛绒绒的，屋里舒适而且安静。在那个忐忑不安的悲痛的夜晚，命运赠与他的安宁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他想告诉她，他常常试着描绘她的面孔，有时用铅笔，有时用水彩颜料。有一次他试着给她画一幅油画，但是第二天他就把画布撕毁了。看来萨莎本身与油画浓艳明快的特色格格不人。油画要求肖像不仅要相似，而且要有必不可少的完整性，然而离别之后，施蒂尔里茨心目中的萨申卡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许多年过后，他回忆她十七岁时所说的那句话，还为她那深刻而委婉的思想以及在对话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面前流露的羞怯而尊重的态度感到吃惊。那时她竟对宪兵们说：“我真替你们惭愧，先生们。你们的怀疑是不道德的。”
施蒂尔里茨想在信中告诉她，有一次他在巴黎的一个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已被人翻烂的小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渴望着回家，回到时时牵动我愁绪的宽敞的住所里去。我进了屋，要先脱大衣。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街灯照亮了我的脸……”
读完这几行之后，施蒂尔里茨哭了。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流泪是在他首次作为肃反工作者从国外出差归来，他见到了父亲的坟墓。老父亲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参加革命，一九二一年春天被哥萨克白匪绞死。当墓前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像孩子似的大哭起来，悲伤地抽搭着，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害臊。他觉得，他应该把悲痛化作纪念铭刻在自己心中。他父亲是属于人民大众的，然而对爸爸的纪念却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施蒂尔里茨不愿意也不可能让任何他人去理解它。然而那次在巴黎的旧书摊上，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会突然哭起来，他在这几行字中间看到了他所渴望的那种情感，但他有生以来还从未体验和经受过这种情感。他从这几行字里面看见了他所清晰地想象到的一切，他对这一切梦寐以求，但却一分钟也没有得到过它。
现在，他怎样才能告诉萨申卡，那年秋天——他准确地记得那个日子和那个时刻：1940年10月17日，他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突然看见了萨申卡，他的手顿时变得冰凉；于是他径直向她走过去，在这一瞬间他忘记了他不应该这么做。他听见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才明白她不是萨申卡，但他依然紧跟着那个女人走去，直到她两度转过身来：先是吃惊，而后是生气。
他怎么告诉她，那时他曾三次请求总部把他调回去，总部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不久战争就爆发了……
现在，短短的几行宇怎能容纳得下从他眼前掠过的一幕幕往事呢？
于是他开始把帕斯杰尔纳克的诗句译成法语，以散文的形式写下来，但他后来明白过来，他不能这样做，因为狡猾的敌人会把这些诗作为这个小伙子的罪证。此时，小伙子正在喝橙汁，一边抽着雪茄烟，他抽烟的风度在他所生活的地方现在很时髦。施蒂尔里茨把这张纸装进口装里（他不由自主地察觉到，在汽车里烧掉它最方便），然后他在刚开始写的那几行字下面补了一句：“我想，这在不远的将来会实现的。”
此时此刻，他不知该如何告诉妻子去年夏天他在克拉科夫同儿子萨沙会面的事。不知该怎么告诉她，儿子现在已长大成人，住在布拉格，他常常痛苦地思念她和儿子。他不知该怎样向她倾吐自己的爱情和忧伤，因为她不在他身边，他苦苦地等待着重逢的日子。语言只有在写成圣经或者普希金的诗句时才是最有力的……现在它们是垃圾，仅此而已。施蒂尔里茨在信尾写道：“吻你，爱你。”
“语言怎能表达我的优伤和爱情呢？”他继续想道，“我这些语言已陈旧不堪，像破旧的钱币。她爱我，所以她相信我这些破旧的钱币……”
“我无法告诉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她久久地怀念着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她深深地爱着身在远方的我，——我能否在信中给她谈这些呢？”
“要知道，”施蒂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