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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说：“你看，今后批判一些人物，要经过他们的批准了。《汇报提纲》说得清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的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和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单明了。’搞了这么多的框框，实际上是限制我们的批判和斗争。”
“这个提纲的第三部分即队伍问题，是一个要害，也就是他们要抓我们的队伍了。”江青冷冷地，“提纲说得很清楚：‘五人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抓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这是在有意地提高资产阶级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提高警惕。”
江青几乎是念一句批一句，把整个汇报提纲批了个一塌糊涂。最后，江青亮出了底牌，说：“春桥同志，你可以针对这个提纲写个意见或看法，我去报告主席，对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放过的。我问主席怎么办？主席说，让它嚣张一个月，看看各地的动态再说。你在帮我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机要的同时，把这个工作抓一抓。”
张春桥完全明白了。这个时候的工作，都是毛泽东授意江青来亲自抓带有全局性指导的文件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张春桥到杭州见到毛泽东后，就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毛泽东当时就说：“什么彭真的五人小组，统统解散！我现在就是依靠地方诸侯打北京。汇报提纲要成立五人小组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决不允许他们胡搞。我要通知陈伯达等人过来，你们负责起草文件，撤销这个提纲的文件。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你要参加，今后中央在文化上的重大活动你都要参加。你是听我的人，是我这个中央的人，不是他们的人。就凭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感动得哭了……
张春桥想到这里，又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抬头望了囚窗外那漆黑的夜空，重新翻阅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看到那段可笑而可气的话，不禁给他念出了声：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传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荣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张春桥骂道。
第九章 你们丢掉旗帜时 正好说明我对了
熟悉张春桥的人早就说过：“那个家伙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能通过从报纸的动态上嗅出中央最高层的思想情况。”这话在他入监以后，多次得到了证实。当邓小平刚刚站出来后，他就断定中国的政局一定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暗暗地对看守他的战士和监管干部说：“邓小平连毛泽东都不放在眼里，怎么能接受得了华国锋的管辖？这两个人如果不发生冲突，挖我的双眼以祭毛主席的英灵！”
有个小战士是山东来的兵，对张春桥曾经崇拜得很，把他视为自己家乡的骄傲。有时乘执勤的时候，悄悄地和他说几句话。
“首长”小战士悄悄地说，“我现在还得这样称呼你，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该怎么样称呼，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张春桥这时像个大病初愈的老头儿，满脸胡须，衣冠不整。耷拉着眼皮，双手插到袖筒里，猛一看去，很难把当年那个精炼、潇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他联系在一起。他初听见有人呼唤他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准备答理，直到第二次叫他首长时，他才睁开了眼睛，瞅了那个满脸稚气，长得很清秀的战士一眼，还是没有答话。但是那只警惕的眼神显然柔和了许多。
“你好，”那个战士四处张望了一下，悄声地问道：“你需要什么吗？”
张春桥摇摇头，他对这个战士已经消除了戒心。凭他的眼光。他断定这个战士是出于对自己同情和怜悯而和他讲话的，不会有任何的恶意。
“你说你还有出去的可能吗？”连小战士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懂得怎样回答这种陌生人的问话，笑道：“你希望我出去吗”你说我是获得自由好还是关在这里好？”
“我当然是希望您能够重获自由，可是俺当不了家。俺是个兵。”小战士偶尔流露出了家乡的口音。“俺总觉得你不会关在这里，总还是要站出来重新工作的。”
“为什么？”张春桥明明知道这是虚无飘渺的前景，但是还是希望能得到一点安慰。
“政治问题嘛，变化性很大。你看人家邓小平，打倒了好几次，人家不还是站起来，又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了吗？说不定你哪一天也会站出来重新担任中央领导的。”
幼稚！幼稚！太幼稚了！张春桥不禁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了。
“你今年多大了？”张春桥问。小战士答道：“十九岁。”张春桥又问：“当过红小兵吗？”小战士摇摇头：“没有，因为我爱打架，学校老师不让我参加。”
张春桥脱口而出：“敢打架的学生才是好学生，那种唯唯诺诺的学生长大了不会有什么出息，什么人掌了权他们也是会跟上走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你们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呢？”小战士显得很天真。
张春桥这时感到话头很重，一时难以开口，但是他闭上眼睛想了想，还是回答道：“我不想自吹自擂，我只想请你想一想，如果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能把我提拔起来吗？能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吗？”
“那个可不一定，现在的领导人哪个不是毛主席提拔的呢？华主席不也是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吗？毛主席不是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手令吗？”小战士似乎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显得很激动起来，“我们班里的战士在批判你们的时候，有的战士就提出：毛主席的老婆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而毛主席生前竟然没有任何表示，这可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光是江青有问题倒也罢了，连毛主席的侄儿和他所有的亲属都有了问题，战士们都有点接受不了。他们说：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也的确够窝囊了，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呢？”
这话问得确实叫人难以回答了，深深地刺激了张春桥。他摆摆手：“你们呀，还年轻，还不了解党中央的许多事情。将来是否能完全正确的了解，也很难说呀。”
正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华国锋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就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统一口径。叶剑英悄悄地对他说：“借毛主席的话来整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回答不了全国人民的疑虑。毛主席的话，就是断章取义，也得这么办！我估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主席说过的所有话和批示，都要严格控制，未经中央办公厅审核，不得让任何人外泄或传抄。这里面的道理多着呢。”
所以，华国锋利用一切可以宣传的讲台，向全党统一了这样的口径：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所谓‘四人帮’，就是由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自成系统，搞党中之党，一切为了他们那个‘帮’，一切为了篡党，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下独立王国。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剥开他们的伪装，弄清他们的来历，他们那样仇恨革命，那样疯狂地的反共反人民，就不足奇怪了。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张春桥愤怒地说：“其实，毛主席对我老婆文静的情况和姚文元同志父亲的情况完全了解。主席从来没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他说：‘文静和姚篷子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你和姚文元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从来没有掩盖和欺骗党组织。和薄一波、彭真的问题不同，他们长期隐瞒了他们的行为，并且窃取了党和国家重要的权力。历史上的问题如果没有现行活动，是要给出路的，表现好的还要给于一定的使用。我们对待国民党战犯尚且没有一棍子打死，对历史上犯了变节错误或出身不好的人，怎么能不给出路呢？你和文元都不要背这个包袱。’长期以来，毛主席从实践中多次把林彪、陈伯达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吹毛求疵顶了回去，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向我和华国锋、王洪文等人说：‘现在是谣言满天飞，有一种说法，说江青是叛徒，是这样那个，都是别有用心。你们可以查一查，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是从阴沟里出来的。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要说，无非是我老了，快死了，已经不起作用了。历史上往往有这个教训，即权力的交替时候斗争很复杂和尖锐。我给王洪文开了个书单子，不知他看了没有，都是让他怎样对付阴谋诡计的。他行不行呢？我是看不到了。’这话过去我们都没有传达，本来是要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传达的，结果被人家提前下手了。”
“你说你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到底该怎样证明呢？”
“现在只有让历史和事实来证明了。现在已经说明了许多的问题了。比如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让华国锋给翻过来了吗？这竟是他拥护毛主席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证明？让历史来回答吧！将来还会有许多的事实来证明的。”
在后来的和小战士及其他监管人员的接触中，张春桥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指着张春桥对刘少奇说：“彭真反对我和我的部署，造就了张春桥这个对立面。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张春桥同志组织写的。这次起草撤销彭真那个二月提纲的中央通知，也是他们和陈伯达等好几个同志起草的，我看要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文件的这些同志们都算一个。还有一个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大名，他也要算一个，他的父亲姚篷子，原来是我党的成员，后来叛变了，这样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刘少奇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这个功劳很大嘛。”
“文化大革命可以算做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其意义要超过反右和社教。”周恩来也说。“中共中央的通知要起到宣言的作用，可以和《共产党宣言》相比。”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廿六日�